韩国政治转型中的政府与社会

韩国政治转型中的政府主动让权使社会民主运动复兴并不断高涨 ,面对社会的不断“挤压” ,在民主制确立的过程中 ,朝野双方及政府内部进行妥协与协商从而使新旧政权的交替没有明显断裂 ;在社会层面上 ,各种民主势力虽不断对政府构成压力但未能形成持久联盟 ;在民主制逐步确立与完善后 ,原先激进的民众运动逐渐为主张对政府管理模式中的问题进行渐进改革的市民运动所取替。韩国政府在政治转型中始终保持强大权威 ,处于屈从地位的社会的作用是为国家自上而下实行民主化提供动力。     

试论韩国政治转型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由成熟的市民社会以及政治精英共同推动的韩国政治转型,其在政治变革前所面临的社会背景与中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韩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经验说明,应加强市民社会的建设,重塑现代民主政治文化,改善经济政治二元结构,健康、平稳地发展中国民主政治建设。     

论民主的内在风险

在历史上,民主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化解社会风险最为有效的方式,但民主制度在产生和建立过程中自身就存在着诸如多数人决策水平过低、少数人利益受侵害等不安全因素,这种不安全的因素即民主的内在风险。通过对直接民主制和间接民主制风险性的分析来揭示民主的内在风险,能为正确认识民主理想和民主现实的差距,破除民主迷信,规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过程的民主风险提供理论依据。     

雅典民主政治的特征及对西方民主的影响

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的古典形式———雅典民主政治具有四个主要特征：实行直接民主制;主权在民,轮番为治;崇尚法治,绝禁人治;权限交叉的制约机制。雅典民主政治对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的影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原则;国家机构“三权分立”的组织形式;“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国家公职选举任期原则     

战后联邦德国民主政治建立的回顾与思考

战后联邦德国民主政治建立的回顾与思考肖德芳１９４９年建立的联邦德国（或西德），是以议会民主制为政体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它所实行的民主政治，既不是魏玛共和国民主的翻版，也不是西方国家民主的简单再现，而是在德国民主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国家民主的合理...     

战后联邦德国民主政治建立的回顾与思考

1949年建立的联邦德国(或西德),是以议会民主制为政体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它所实行的民主政治,既不是魏玛共和国民主的翻版,也不是西方国家民主的简单再现,而是在德国民主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国家民主的合理内核而建立起来的德国式民主政治。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西德民主政治建立的原因及特点。认为德国新旧自由主义者建立民主政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经济不发达、力量不强大;二战后德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为西德民主政治的建立提供了有利条件;西德内政外交政策的实践,是西德民主政治建立的内在原因。     

论民主政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与经济活动中的委托—代理模型一样,在民主政治中客观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权责不对等,代理人可能采取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产生权力变异、腐败滋生、效率低下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因此,改革代议民主制的思路包括:进行良好的宪政安排,建立完善的激励、监控和沟通机制,将代议民主制与直接民主制适当地结合起来,等等。     

网络问政——网络时代参与式民主的新形式

西方传统民主制形式经历了由直接民主制到间接民主制的发展历程,虽然直接民主制曾经失去了存在的客观条件,但是能够反映直接民主精神这种古老政治理想的参与式民主赋予了直接民主新的生命力。伴随着21世纪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为人们的民主参与提供了全新的、直接的、平等而便捷的参与机会,这就是参与式民主新的表现形式……网络问政。研究分析我国网络问政的特点和制度构建,将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论民主政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与经济活动中的委托－－代理模型一样，在民主政治中客观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权责不对等，代理人可能采取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产生权力变异、腐败滋生、效率低下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因此，改革代议民主制的思想包括；进行良好的宪政安排，建立完善的激励、监控和沟通机制，将代议民主制与直接民主制适当地结合起来。等等。     

试论美国代表民主制的形成与理论价值

美国代表民主制的形成,乃是代表制和民主制相互改造、相互结合的结果.民主的代表化,在本质上乃是民主政治的精英化.在民主政治精英化的同时,这种精英政治也通过代表的定期选举而实现了民主化.     

中国与韩国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与启示

韩国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了出口主导型政策和重化工业化政策，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了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化。韩国在加入GATT后的初期，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发展出口加工业，为资本和技术积累创造了条件。20世纪70年代的重化工业化促进了韩国的经济起飞。20世纪90年代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没有到位，又使韩国受到亚洲全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得到了加强，第二、三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产业结构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因此，在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应加强自主创新。促进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注重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实行有利于发挥各地区优势的产业布局政策，对衰退产业加强引导，促进社会和谐。     

发展主义政治体制的终结——以韩国及台湾地区为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韩国和台湾地区都经历了独裁性政权主导下的以经济增长极大化为目标的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尽管在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具体发展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的特征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工业化不仅推动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工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社会中间阶层的地位和作用迅速扩大。多元的利益要求促使越来越多的利益团体通过参与政治的方式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加上大众媒介的迅速发展,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的呼声和要求日益强烈,而竞争式的选举方式使得政治反对派在此过程中一直发挥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发展政治主义体制和还是后来的政治民主化发展过程中,美国始终是不可忽视的外部影响因素。以卢泰愚的民主化宣言和蒋经国宣布开放"党禁"为标志,韩国和台湾地区进入政治民主化发展时期,而金大中当选韩国总统和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则标志着发展主义政治体制的寿终正寝,韩国和台湾地区进入了精英多元主义政治发展阶段。     

中韩FTA签订过程中的政治因素及我国的对策

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中韩建交二十余年来,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出于政治、经济、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需要,中韩两国对建立FTA达成了共识。中韩FTA的建立也势必会为两国及东北亚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然而中韩两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结构和消费结构存在差异。所以在谈判过程中,两国在自身劣势领域的规则制定上还存在较大的分歧。而两国是否会作出相应的让步,让步的程度又有多大,这其中都凸显了经济利益背后的政治因素。中国在谈判的过程要明确韩国以及美国的政治意图究竟是什么。只有把握住对方的真正意图才能"对症下药",寻求在谈判过程中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在顺利建立中韩FTA的基础上,处理好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     

增进中韩政治互信的政策导向与环境设计——兼谈韩国对华安全认知的维度

2008年,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确定,表明中韩两国已建立起战略合作的基本框架,政治互信成为中韩双边关系的核心关切。本文通过对韩国在增强中韩政治互信需要妥善处理的若干问题上的认知的分析,探讨了增进中韩政治互信的环境设计的政策意义,并从阐明中国的战略规划、增强对韩公共外交能力和发挥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的正面作用三个方面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韩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及其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韩日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颇费周折,但却在朴正熙政府时期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种进展体现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美、日、韩三方的新选择。韩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对朴正熙政府时期韩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韩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成为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为韩国带来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大量的资金、技术和经验。     

关于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思考

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是加强两国经济合作、发展的重要形式,中韩两国领导层都对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持积极的态度。2008年5月《中韩联合声明》的发表,将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中韩关系实现了质的飞跃,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的研究进入新阶段,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条件已经成熟。中韩两国应把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作为首选,确定合理的目标模式,遵循科学的原则,统筹规划,全面安排,在“10＋3”和WTO的框架内,在不断加强合作中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     

“天安号事件”后中国东亚地缘战略的困境与出路

2010年3月的"天安号事件"后,中国东亚地缘战略陷入困境,如何突破这种困境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鉴于韩国经济对中国的高度依赖、中韩两国的文化认同、美日韩三边关系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以及美韩两国对朝鲜半岛未来走向定位的差异性等多维原因,我们可将韩国作为中国东亚地缘战略困境的突破口。在对韩战略上,我们应以"经济外溢"、平等协商、文化交流与合作以及增进两国的政治互信为途径,通过中韩关系的改善实现对"围堵链条"的突破,从而为中国走出东亚地缘战略的困境找到出路。     

RCEP下中日韩经济合作分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作为国际经贸秩序中的东亚方案,是对近年来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有力回应,能为区域产业链恢复、融合、繁荣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提供新动能。基于中日韩双边贸易、投资现状,结合RCEP中的具体条款,分析RCEP下中国、日本、韩国经贸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研究三国经贸合作发展的路径。研究发现:RCEP下中日韩三国货物贸易结合度高,关税减让力度大,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助推三国产业布局高度关联; 但是面临历史遗留问题、美国经济霸权的消极影响等诸多政治挑战。中日韩需要抓住RCEP签署的契机,利用RCEP的政策红利,扩大在贸易、服务、投资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以经贸合作方式化解政治分歧,增强互利互信,实现经济与政治的良性互动,提升三国社会总福祉水平,推动亚太区域向经济一体化发展迈进。     

中韩经济关系20年回顾与展望

中韩两国自1992年8月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两国已互为对方重要经济合作伙伴。本文从贸易、直接投资和人员交流合作角度分析了过去20年来中韩经济合作取得的成果。展望未来,中韩之间经贸合作前景广阔。两国在增强政治互信、推进民间双向交流及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经济合作机制建设,特别是促进中韩FTA早日签署将为双边经贸关系深入发展提供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