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米兰·昆德拉小说与中国“新写实”小说的可比性

米兰.昆德拉小说与中国"新写实"小说具有很强的可比性。这种可比性既表现在构成比较文学对象的"客观基础",也表现在构成比较文学对象的"内在价值"。二者都用小说通过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来"破译自我",完成对今天人类生存状况的审视与批判。     

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叙事技巧和程序的革新与实验是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最大的艺术成就。小说中“心理—情绪”型叙事结构的采用 ,展示出人类灵魂深处的颤抖 ,打碎了叙事整体感以及因果逻辑链条 ,动摇了中国传统小说“情节—性格”结构一统天下的地位。“限知型内视角”、“呈现式”叙事口吻以及“跳角”的使用 ,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国小说编排叙事视角的传统 ,使文本呈现出多义性、模糊性特点。叙事时间刻度的模糊和时间转换语的消除 ,不但为文本带来强烈的象征效果 ,而且使文本本身成为一个大的意象 ,产生多元化的意义 ,迫使读者必须与文本进行横向“对话”,调动了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造的审美能力。     

简析方方小说的悲剧性叙事类型

通过对方方小说的文本性分析,着重阐释了女性的弱势生存地位和困惑矛盾的悲凉生存境遇,以及整个社会中人性的蜕变、物质的艰难、精神的贫乏酿成的家庭伦理和人性亲情沦丧的悲剧,并将其从两个视角进行建构,提出观点,即方方小说中的悲剧性叙事主要呈现为“‘何处家园’的女性婚姻爱情之悲”和“冷漠自私的家庭亲情之悲”双重类型。     

信:文言小说的观念

“信”是文言小说的共同观念,并非是史家小说观念与文家小说观念的实质性区别。在文言小说的实践活动中,“信”一直成为作家的心理潜动而影响其创作活动。但是,“信”并不摈弃虚构,只不过采取了“取信”的叙事策略而达到了“信”与构想的巧妙重叠。     

解"叙事性"--元小说写作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观念的冲击

中国当代有自我意识的并形成潮流的元小说创作始于马原。元小说写作对中国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小说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传统小说叙事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本文以为,解“叙事性”是“马原式的叙事革命”的意义之所在。它通过叙述的自觉,实现小说从“写什么”向“怎么写”转变;通过写作小说的寓言,实现小说在“写怎么写”上的创新;通过互文性写作,实现小说对虚构本质的哲学反思,创作出“写写写……”的小说文本。     

出门远行：余华小说中的出走意象分析

余华的一些小说中洋溢着出走意象。出走意味着打破、反抗、逃遁或者寻觅,是余华与现实紧张关系的体现方式之一。出走不能完全离开“令人费解”的现实,反而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回归。这无形中表明了现实秩序的强大和人类精神的尴尬。对出走意象的分析,不仅是对其行为本身的考察,而且更重要的是分析由此而体现出的人类生存状况和精神境遇。     

约瑟夫·海勒小说中的死亡书写

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家约瑟夫·海勒作品中的“黑色性”,主要是指小说中的死亡书写.海勒的小说人物展示了人类在精神对抗物质的生存困境中的挣扎,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在死亡威胁面前挣扎着生存下去.由于对死亡的恐惧,小说人物产生了对时空的错乱感.尽管死亡是海勒小说的中心主题,但是死亡并不是其作品的最终归依点.海勒的小说总是蕴含了“再生”的希望,可以被称为“充满希望的黑色幽默小说”,这也是海勒区别于其他黑色幽默小说家最重要的一点.     

小说艺术化：亨利·詹姆斯的叙事幽默

在亨利·詹姆斯看来，维多利亚时期的许多小说都缺少艺术性，所以他主张小说必须要“艺术化”。他渴望像提香之于绘画那样，也将小说“戏剧化”“经济化”，乃至变为“比自然更逼真的艺术”。当然，不论詹姆斯的艺术观是多么的纯粹，他仍旧坚守小说对于社会生活、“道德智慧”的干预事业，因而他极其抵触唯美主义者或形式主义者的过激论说。“叙事幽默”作为协调内容与形式、道德与艺术的主要写作方法，被詹姆斯广泛地运用到小说批评和创作实践中。然则，这里的“幽默”不再是常识意义下的“非叙事性”修辞手法，而是着眼于小说谋篇布局、优化叙事机制、行求宏大结构和“幽默性逆转”的“二级叙事意向”。他的目的是要通过“叙事”与“幽默”的复合达成实在的通约性，以求得共谋“意识中心”的爆炸性效应，并且凭借“幽默式同情”，介入到小说的“图式化观相层”，来确保“施为性”的行之有效。     

“生存意识”与抗战文学——谈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

本文以“生存意识”为视角，评析了抗战时期发生在整个中华民族生存危机中的小说创作。指出了抗战时期小说创作中群体生存意识的发展轨迹，理析了抗战时期小说创作中生存观念的嬗变与分野，是我们今天对过去时的抗战小说的再认识与再评价     

论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的电影改编

小说情爱叙事的电影化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小说的一种传播形式,电影中的情爱叙事与小说原著的差异是简单的,但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从爱情对专制的控诉到爱情的存在主题,从“移植”、“强化”、“改写”等几种不同的改编方式中,《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九部电影对小说情爱叙事的改编,见证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历史变革和多元化文化的形成。     

“元叙事”观念与新时期小说

先锋小说是“新时期”小说中的重要一脉。即使在先锋小说内部也存在着观念、审美形态及语义分野鲜明的不同类型,“元小说”就是一种在叙事形态、意识倾向上相当前卫,反规范、反传统意识相当突出的一类小说。本文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元叙事”：一种是以西方的解构主义哲学为背景,在叙事策略上对传统叙事规范进行大胆的“戏仿”或拆解,其语义则是反本质主义的。另一种以“新写实小说”为主,其特征是通过弱化作者对文本的干预,从而达到还原生活原生态的目的。这两种类型的“元叙事”形态迥异,但其文化功能却是一致的,即都形成了对传统小说主题如历史进步论、理想主义等的龃龉与对抗。     

简论"新写实小说"

相对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新写实小说”作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无论从思想内涵还是叙事方式上,都给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前期的“新写实小说”着重表现普通市民庸常的人生状态,着力于对现实生活进行“原生态”的刻画。后期的“新写实小说”开始把目光转向对历史叙述的挖掘。“新写实小说”虽然也有着种种不足,但它毕竟把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推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叙事:从神话到小说

“叙事 :从神话到小说” ,讨论了现代小说通过对神话的改制 ,走出消费社会狭隘的个人经验 ,重新把集体经验和集体记忆引入小说叙述的可能性 ,以便使小说具备当代文化史的重要功能。一般说来 ,神话与集体经验相对 ,小说与个人经验相应 ,而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所要做的是建立一种个体的批判的神话诗学 ,是对集体经验和集体记忆的重新“引用”。     

试析契诃夫小说的叙事艺术

本文从外在特征、内在结构以及整体风貌三个层面 ,逐一剖析了契诃夫小说的叙事艺术。指出“重复”与“对白”的叙事方式、淡化故事情节的抒情性叙事结构、冷静幽默的叙事风格是契诃夫叙事的主要特色。     

叙述者与作者的合与分: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

在传统小说中,作者不仅是作品的创作者,也被看作小说中讲述故事的叙述者,二者合而为一。伴随着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叙述状况出现了变化,逐渐由二者的合一到二者的分离。考察中西叙事作品中作者与叙述者合一的叙述状况及分离变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它成为更好地理解小说创作与小说分析的一条重要原则,并构成当代叙事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     

彭家煌乡土小说论

彭家煌是“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群中的优秀一员，他以溪镇为自己着力表现的乡土 世界从社会历史、文化风俗、人性与人的价值等层面对溪镇人的生存状态作了充分展示。通过对 封建传统的批判，显示出小说内在的科学与民主的文化内涵。     

东北沦陷时期家族小说的主流话语与叙事模式

东北沦陷时期的家族小说在对东北传统家族生存态势的描写中反省民族本体的家庭制度;反思封建家族制度及其伦理、揭批民族苦难的根源成为其主流话语。“女性自我抒写”家族叙事模式的创造,不仅表明了“女性意识”在男权化“文明历史”中的叛逆性崛起,更显示了东北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突出贡献。     

纳博科夫小说的叙事时空与中国叙事经验

纳博科夫是一位后现代主义大师,他的后现代小说充分彰显后现代主义风格,尤其在叙事手法方面更加凸显其后现代主义特色。尽管如此,在纳博科夫小说的叙事手法中,东方元素有迹可循。纳博科夫对于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的运用均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手法存在契合之处。文章通过对比纳博科夫的经典作品《洛丽塔》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分别阐述二者的叙事时间与叙事空间的契合之处。     

秦可卿性格内涵系统论析——兼论其在小说结构中的作用

秦可卿在小说《红楼梦》中所占篇幅虽短,但在小说中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其性格内涵来说,她集林黛玉的自由心性、薛宝钗的温柔娴淑、王熙凤的精明强干于一身。就其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上来说,她处于小说叙事的枢纽位置,为整部小说之总纲。在其身上寄托了作者对人类理想生存状态的探索和这一理想无从实现的悲剧性精神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