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制度化的路径选择

中共中央的《暂行规定》走出了构建官员问责制重要的第一步，符合塑造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举。但是还有一些方面需要认真思考．这包括问责常态化、异体多元问责机制的构建、问责官员复出等问题。     

官员问责制度化的路径选择

中共中央的<暂行规定>走出了构建官员问责制重要的第一步,符合塑造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举.但是还有一些方面需要认真思考,这包括问责常态化、异体多元问责机制的构建、问责官员复出等问题.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问责官员"的悄然复出对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员问责制构成了极大威胁,使其权威性受到挑战和破坏.尽快完善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经成为当前的紧要任务.在现有官员问责法律框架内,涉及官员复出的内容所占比例偏少,也较为原则,操作性欠缺.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建设应纳入法治化轨道.     

清代雍正朝官员行政问责与处分类别

雍正朝号称吏治清明,这点和朝廷对官员的管理密不可分.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下,对于官员的问责与处分,从制度规范,到实际运行,都有一定的力度、深度和高度.就处分类别而言,雍正朝依据官员过误的不同程度设定了罚俸、降级、革职,又围绕着这些处分方式将其进一步细化、具体化,最终形成了集人治和法治于一体的处分类别系统.     

我国官员财产申报问责体系制度设计

当前我国官员财产申报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虚假申报或无效申报,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责任追究机制缺失,问责主体不明,问责程序虚无,惩处力度不够,这些已经成为影响财产申报制度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借鉴国外财产申报制度成熟国家的丰富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我国的财产申报问责体系是重要而紧迫的.     

清代雍正朝问责处分官员之重心初探

雍正朝对官员在职期间的违制违纪行为都要予以问责、处分。其时,官员违制违纪的范围和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举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而其中对官员在治政中行政失误的追查,成为清代问责官员的重心所在,是政府诸多问责内容中的主流。当时行政失误主要有,印务失误、文书失误与司法失误。这些失误直接关系到中央政令的传布、地方司法的威信。所以,朝廷在此方面的问责与处分是既周密又有力度的。     

网络反腐中政府官员隐私权保护的适度边界

网络反腐是互联网时代反腐倡廉的新方式,它一方面强化了对政府官员个人权力的监督制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侵犯政府官员民事权利特别是隐私权的法律风险.在网络反腐中,保护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不仅有利于维护人格尊严,而且有利于化解隐私权与知情权及监督权的冲突.但基于政府官员的特定身份,其隐私权保护应定位于公共利益除外标准,坚持适度保护原则,合理划定保护范围.     

权责结构与领导批示:官员问责的政治逻辑分析——基于2005年以来我国安全生产事故官员问责的混合研究

根据中国政府组织行为的特点,以2005—2017年发生的59起安全生产事故中被问责的高官为研究对象,通过logistic回归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混合研究方法,超越个案的特殊性揭示导致官员问责职级差异的条件组态和作用机制,结合中国改革实践并聚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对问责职级结果做出阐释。回归分析发现,领导批示与责任结构是决定官员问责结果的关键因素,对官员问责结果影响显著。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进一步探究高层注意力与权责结构在个案层面的作用机制,发现了两条典型官员问责组合路径。研究结论对理性认识我国官员问责背后的多重因素间复杂互动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为官员问责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问责制研究

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问责制作为行政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行政责任体系。它的出现和施行,集中体现了香港社会转型时期对反映当代公共行政民主化发展趋势的公务员制度及其改革的社会需求。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上深入研究特区政府主要官员问责制,对促进香港体制转型、促进特区政府公务员制度改革和发展,以及促进我国行政问责体系建设和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有机协调的运行机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网络问责存在问题与对策探讨

随着网络问责事件的增加和问责范围的不断拓展,其影响力与日俱增。本文通过对网络问责内涵、特点的探讨,分析目前我国网络问责存在的问题,探讨完善网络问责的对策。     

强化或是扭曲：绩效问责对官员创新行为激励影响的实验研究

持续的改革创新是地方政府应对复杂多变环境的重要战略和手段,政府创新在宏观层面是制度结构的设计问题,在微观层面则是官员创新行为的激励问题。然而,在实践中始终存在官员创新需求与官员创新行为阻滞之间的矛盾,上级政府试图通过问责来强化官员创新行为的绩效结果,以解决官员不作为问题,而事实结果往往由于绩效问责改变官员个体创新意愿而导致创新行为更不易发生。基于官员创新意愿测量,采用实验法研究绩效问责、官员创新意愿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公务员个体创新意愿具有结构性特征;(2)高创新意愿和低创新意愿对于绩效问责反应的敏感度存在差异;(3)官员创新意愿转化为创新行为的过程中存在制度性阻滞。     

公民问责的行动模式及其要素分析

公民问责是公民发起的直接指控或主张追究政府及其官员责任的社会活动,分为公民问政和公民究责两个相对独立的行动范畴.根据公民与政府之间互动关系的性质,形式多样的公民问责实践主要可以分为信任合作型、问政追理型、评议考核型、究责诉讼型等行动模式.不同的问责模式反映了公民与政府之间不同的关系类型,并在参与者范围、参与深度、问责的对象和内容、激励方式、制度化水平和问责效果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     

网络问责:公民问责的范式转换与价值考量

网络问责是网络时代的必然产物,会深入、持久地影响中国政治生活,并将日益成为中国问责方式的一种常态。从传统问责到网络问责,是公民问责的范式转换,网络问责突破了传统问责模式,带来了问责时空的变化、问责主体的扩展、问责方式的变迁、问责程度的加深、问责路径的更新、问责效应的增强。与传统问责方式相比,网络问责方式能更有效地拓展问责渠道、更快捷地汇集问责信息、更广泛地表达问责民意、更有力地监督问责对象,因而具有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巨大价值功能。     

官员道歉、问责及其制度安排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官员道歉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的视野.道歉本质上应该具有真诚、主动、非功利性特征,是问责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官员道歉存在的种种异化趋势表明,我国迫切需要对道歉从制度上作出科学的规范.     

网络问责与我国问责制的发展完善

网络问责已成为当前我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一大亮点。网络问责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渠道,强化了官员问责中的异体问责功能,渐进地推动着我国问责制的发展进程。网络问责建立了新型的问责方式,实现了公民问责模式的转换;降低了官员的犯错可能,增强了官员和公众的责任意识,对推动我国问责制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引导和规范网络问责,进一步推动我国问责制的发展完善,主要对策包括:培养问责主体的社会意识;建立网络问责的激励机制;加大问责信息的公开和审查;发挥同体问责的保障作用;加强被问责官员的权利救济。     

试论网络著作权及其权利限制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网络著作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由于网络数字化的特点 ,使网络作品极易被拷贝、传播、修改等 ,网络传输过程中又必然产生种种复制行为 ,而互联网的价值之一就是通过其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对信息的共享 ,使社会公众获得极大的益处。为了确保公众对社会信息的知悉权 ,合理调整作品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冲突 ,实现在维护作者权益基础上的三者利益的均衡 ,我们需要寻找著作权保护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某些新的平衡点     

网络问政如何建构问责——基于对广东河源市网络问政的分析

网络问政在多大程度能够成为推动中国责任政府建设的一种重要方式,这是一个有待学界给予认真探索的课题。重构中国政治理论语境中的问责概念是研讨这一课题的理论前提。网络问政的个案分析表明,网络问政已初步搭建起建构问责的三根支柱,但其运作机制不仅有待完善,而且也包含内在紧张。从理论上看,网络问政建构问责在性质上具有两种取向,在形式上是一种复合问责;它对于中国责任政府的建设具有正面推进的功能,但双重根源的制约也极大地限定了它的价值和意义。     

论治安处罚中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障

治安处罚是公安机关依法惩戒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个人和组织的行政制裁行为。但治安处罚权的行使，不得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对相对人权利予以切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