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责与我国问责制的发展完善

网络问责已成为当前我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一大亮点。网络问责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渠道,强化了官员问责中的异体问责功能,渐进地推动着我国问责制的发展进程。网络问责建立了新型的问责方式,实现了公民问责模式的转换;降低了官员的犯错可能,增强了官员和公众的责任意识,对推动我国问责制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引导和规范网络问责,进一步推动我国问责制的发展完善,主要对策包括:培养问责主体的社会意识;建立网络问责的激励机制;加大问责信息的公开和审查;发挥同体问责的保障作用;加强被问责官员的权利救济。     

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兴起、问题与对策

以2003年“非典”事件为开端的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初步建立,表明“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已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推行。本文在回顾我国近年官员问责制兴起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认为要优化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应在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等方面加以规范。     

论行政问责法治化在我国的实现

行政问责法治化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行政问责法治化体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其价值追求在于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其根本动力在于公众广泛而有效的参与。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实现路径主要有:突出权利本位,塑造问责文化;保障公众参与,更新问责理念;强化权力制约,健全问责体制;加快统一立法,完善问责制度。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问责官员"的悄然复出对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员问责制构成了极大威胁,使其权威性受到挑战和破坏.尽快完善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经成为当前的紧要任务.在现有官员问责法律框架内,涉及官员复出的内容所占比例偏少,也较为原则,操作性欠缺.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建设应纳入法治化轨道.     

防止党内问责泛化的有效路径探析

问责泛化是构建精准问责机制的一大现实障碍,亟待从理论上予以研究。基于问责要素的系统分析可知,问责主体的泛化、问责对象范围的扩大化、问责情形的泛化和问责方式使用的泛化,构成党内问责泛化的四种表现形式。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的权责定位不清晰、问责对象的申辩与申诉权利缺乏切实有效的程序保障、问责情形中的兜底条款被滥用以及数目字管理中问责任务指标和问责政绩考核指标设计不恰当,分别在不同的问责要素层面衍生出党内问责泛化问题。通过加强对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的权责清单管理、强化对问责对象的申辩与申诉权利的问责程序保障、科学设计问责任务指标与问责政绩考核指标等举措,系统解决党内问责泛化问题。     

网络问责发展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公民意识的觉醒是网络问责的基础;网络舆论的推动和政府的重视是网络问责的关键;网络问责的常态化和制度化是网络问责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从政府、公民、制度和技术等四个层面深入剖析我国网络问责的现实困境以及有限性,以期有针对性地选择网络问责的发展路径。转变网络问责理念,加强政府网络问责能力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健全网络问责运行机制;维护网络安全,提高公民的网络素养。     

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2003年以来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重行政问责，轻法律问责；重事故问责，轻日常问责；重应对问责，轻预防问责；重形式问责，轻结果问责等问题。强化领导者执政为民的责任意识，强化管理绩效评估活动，明确领导者职责等是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必然选择。     

行政问责制的主体及其保障机制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一种现代行政制度安排,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变革。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作,有赖于扭转"官员问责"的强力纠偏,从"官员问责"走向"问责官员",实现从"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的转变,使民众成为行政问责的本源主体。同时,还必须强化人大的权力监督,发挥人民政协与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健全司法机关监督,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和民众的知情权,等等,以此来保障行政问责制的程序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新时代环境问责的法治困境与制度完善

我国环境问责的制度实践先后经历了初创、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当前,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构成新时代环境问责的基本底色,推动着我国环境问责制度日臻成熟,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在以法治为视角对现阶段环境问责实践进行检视时,可以发现其还面临适用依据不完善、问责主体及其职权设置法定性不足、责任对象权责对应不强和制度运行法治镶嵌有限等困境。需要明确环境问责制度发展的法治路向,实现环境问责的法律完善、主体法定和权责一致,在制度运行中镶嵌程序正义、民主参与、公开透明和权利保障等法治价值和理念。     

我国官员财产申报问责体系制度设计

当前我国官员财产申报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虚假申报或无效申报,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责任追究机制缺失,问责主体不明,问责程序虚无,惩处力度不够,这些已经成为影响财产申报制度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借鉴国外财产申报制度成熟国家的丰富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我国的财产申报问责体系是重要而紧迫的.     

使回应运转起来:线上互动中的多维问责与有效回应——以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为分析对象

回应民众诉求是基层官员的内在责任.要求官员履行回应责任的主体有两个:上级行政主体与基层民众.这两个主体既是对官员回应行为进行问责的主体,也是官员有效回应行为的外部驱动力.通过对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的跟踪观察和分析发现,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使用使民众诉求表达和村干部回应有了一个透明而开放的载体.这激活了对干部回应行为进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条件,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在实际运作中又分别发展出多种形式且彼此有机关联的问责方式,并形成问责合力,驱动了有效回应行为.这种回应机制在本质上是"多维问责式回应",多维问责是有效回应的驱动力.基层官员基于多维度的问责压力而选择采取有效的回应行动.问责的多维性决定回应的有效性.问责的多维性越强,问责的压力越大,回应的有效性也越高.高强度的行政问责和高强度的民众问责下更容易驱动官员的有效回应行为.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强度并不总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其表现强度的差异性生成不同强度的问责压力,从而组合生成不同路径的"多维问责式回应"行为以及不同程度的有效回应.     

公共责任与官员问责制

源于西方政治的问责制(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如今在中国已成为现实,正在推行.为了理解官员问责制的内涵,对于英文"accountability"初始涵义,以及"责任"、"公共责任"等相关概念的考察就成为必要.本文在分析了这些概念之后认为,公开、民主、公平和效率是当前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所追求的目标;而官员问责制的基本内涵有:政府官员应对其已履行的责任向人民汇报说明;对没能履行的责任要接受民众的问责;来自政府系统内部的问责;来自法律法规的问责及来自自身的问责.显然,把握问责制的这些内涵,对于我国官员问责制的成功推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强化或是扭曲：绩效问责对官员创新行为激励影响的实验研究

持续的改革创新是地方政府应对复杂多变环境的重要战略和手段,政府创新在宏观层面是制度结构的设计问题,在微观层面则是官员创新行为的激励问题。然而,在实践中始终存在官员创新需求与官员创新行为阻滞之间的矛盾,上级政府试图通过问责来强化官员创新行为的绩效结果,以解决官员不作为问题,而事实结果往往由于绩效问责改变官员个体创新意愿而导致创新行为更不易发生。基于官员创新意愿测量,采用实验法研究绩效问责、官员创新意愿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公务员个体创新意愿具有结构性特征;(2)高创新意愿和低创新意愿对于绩效问责反应的敏感度存在差异;(3)官员创新意愿转化为创新行为的过程中存在制度性阻滞。     

责任政府理念下的行政问责法治建设探讨

行政问责法治化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对推进行政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存在着行政责任不够清晰、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行政伦理建设不足、配套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我国必须进一步明确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加快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大力加强政府官员行政伦理建设和行政问责配套法律制度建设,以使我们的政府真正成为具有强大公信力和执行力、令人民满意的责任政府。     

建构问责制政府:我国政府创新必由之路

建构政府问责制是基于民主授权关系和社会基准价值所形成的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之必然要求。一个有公信力和有效率的现代政府应当而且必须是有责任性并可问责的政府。我国自去岁抗击非典以来 ,对在政府工作中失职或渎职的部门和官员严加查处的动向显示 ,我国推进政府问责制之新政已然发轫。政府行为须问责的理念和实践在抗击非典中激发 ,推进政府问责制之重要性和紧迫性正日益清晰地为人们所认识。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政府责任性不足和问责乏力的状况表明 ,依据善治和法治的理念加快建构政府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清代雍正朝问责处分官员之重心初探

雍正朝对官员在职期间的违制违纪行为都要予以问责、处分。其时,官员违制违纪的范围和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举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而其中对官员在治政中行政失误的追查,成为清代问责官员的重心所在,是政府诸多问责内容中的主流。当时行政失误主要有,印务失误、文书失误与司法失误。这些失误直接关系到中央政令的传布、地方司法的威信。所以,朝廷在此方面的问责与处分是既周密又有力度的。     

我国网络问责存在问题与对策探讨

随着网络问责事件的增加和问责范围的不断拓展,其影响力与日俱增。本文通过对网络问责内涵、特点的探讨,分析目前我国网络问责存在的问题,探讨完善网络问责的对策。     

恐惧,也是一种约束力——从某些官员的“网络恐惧”症谈起

2010年11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在其微博上发文，针对地方官员强拆百姓房子的具有普遍性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表示强烈不满，认为“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政府官员）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此博文发表后，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再经多家传统媒体转载，引起社会广泛反响，新京报等媒体多处引用2010年5月人民论坛杂志《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专题调查数据及观点，称此次事件再次触动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神经[1]。     

论反腐败的有效机制——问责制

当前,我国的腐败现象是值得认真关注的.腐败案件的涉案人数、涉案金额、涉案的权利层次都在逐级提高,仅在1998～2002年间,检察机关查处的涉嫌腐败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就达12830人之多,并查处了一批位居省部级甚至中央领导的严重腐败分子.在2003年防治"非典"期间,大批官员因渎职、失责受到了惩戒."问责"一词已日渐成为群众所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官员问责制"在对党政领导和部门实施有效监督的同时,也更能有效预防腐败的发生.     

问责机制中的信息公开

在我国,问责机制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理念、规章建制还是操作层面上,都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和空间。问责从决定启动到最终决定的作出要经过诸多步骤,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步骤的信息都有公开的必要和可能。问责程序的启动应当伴随着信息公开,问责主体应当以主动公开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其作出启动问责的决定。问责过程应当是有限公开,对于问责的发展过程及阶段应当公开,但是对具体的内容不应当公开。问责决定(结果)应当全面公开。被问责官员复出要公开的是其问责的事情的处理结果及其将要出任职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