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的重塑

转型时期的中国出现了政治权威一定程度上的弱化与流失,其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深层原因,给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危害性不可忽视。政治权威的存在与巩固是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因素,公共权力必须全方位地培植、更新,重塑政治权威在新时期的合法性资源。转型时期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挑战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较为普遍的政治发展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党和政府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及力量基础依然存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地位,中国社会的转型与现代化进程仍然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整合,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的重要性。     

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政党权威:分析与建构

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核心要素之一,高度政党权威是转型时期有效维护政治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根本保证。对于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而言,要想控制未来发展,就必须拥有高度权威的政治组织。没有政党权威就没有持续久远的稳定,就没有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和现代化的顺利实现。但也正因为经济社会剧烈转型和社会运行机制的现代化转变,政党权威遭遇严峻挑战,长期稳定的权威模式不断受到合法性危机的削弱。因此,执政党必须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从意识形态、政府绩效、政治参与和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不断巩固、培植、更新和拓展自己的合法性资源,与时俱进地创新自己的政党权威。     

合法性: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焦点

"合法性"是哈贝马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解述,在逻辑上肇始于他对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两种合法性传统的批评性回应,在实际的理论层面上则系于他对交往理论的政治哲学转译和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政治哲学审理.与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传统不同,哈贝马斯并没有将先定的价值观念或者形式主义的事实的东西作为证立合法性的基础,而是将这样的基础视为公共领域以及它的交往结构的展开.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经过罗尔斯的回应,其意义被放大,但对其思想结构的评价则应当从其自身话语的语境切入,而不应简单地用外部的问题坐标或者理论范式对其进行处理.     

批判与重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约翰·密尔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探微

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约翰·密尔以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 ,在对启蒙时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进行批判的同时重构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这种批判和重构不仅使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发生了位移 ,即由启蒙时期关注的公共权力合法性问题转变为公共权力的合理性问题 ,也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变革。     

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道德之维

在合法性形成的过程中,权力除了需要为自身寻找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终极依据,还需要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作为依托。中国自西周以后,政治合法性的焦点从天上回到人间,德成为构建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实质条件,由此铸就了中国传统政治强烈的道德伦理性格。     

论公共管理与宪政

公共管理的本质是其公共性和服务性,宪政的核心和实质是约束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公共管理与宪政密切相关。在宪政平台上应该把公平、正义、伦理、责任和合法性作为公共管理高效率、高效能运行的价值基础。今日之中国,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要建构和运行以宪政规制和导引的公共管理。由宪政规制和导引的公共管理应是政府真正履行代理人职责执行公众意愿的公共管理、政府与公民平等协商合作的公共管理、公共权力既受到制约又受到保障的公共管理、既能充分实现民主参与又能高效率和高效能运行的公共管理。     

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中的短期行为及其危害分析

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中的短期行为是一种错综复杂的行政现象。文章在对政府公共性、公共决策特点进行简要考察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中的短期行为进行了界定。随后深入分析了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中短期行为带来的五个方面的危害：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迟滞了改革发展目标的实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国家形象、阻碍了国家国际竞争力的稳步提高、动摇了地方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递减危机应对与政府的制度创新选择

在应对合法性自身所具有的递减趋势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力量与作用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手段加以利用。经济发展是政府应对合法性危机的根本手段,而经济发展是建立在有效率的制度基础之上的。为了有效地避免因竞争失利而导致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加重,政府有必要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制度创新,并借此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获得提供更多公共物品所必需的经济支持。     

浅析当代中国执政体系的合法性基础

中共十六届四中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深刻阐述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政治学上讲,这是我们党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通过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以达到政治绩效的不断改进,进而巩固已有的政治基础和获取执政的更强大合法性。合法性问题不仅仅关系到政治体系是否稳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同时,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是政治体系塑造合法性的过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其现代化要遵循发展中国家的一般规律,同时,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又具有自身的问题和特点。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种民主制度,只有将我国向成熟的民主社会方向推进,中国执政体系才会具有巩固地位。     

政府合法性问题研究

在语言学分析框架中,"合法性"意味着评断事物的正当性需要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政府合法性问题的本质即是政府的正当性来源问题.在实践中,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具有正当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印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能否说服公众、能否获得民意认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政府要构建新时期的合法性基础,需要把推进公民社会转型作为自身合法的历史依据,需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改善来提高公众对自身的接受程度,需要获取民意资源来增强自身的正当性.     

公共领域与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公共领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极权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是系统(经济子系统与政治子系统合一)与生活世界对立,是人民群众的被奴役和边缘化。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拥护,没有人民群众支持的权力等于暴力。公共领域作为公共意识得以形成的领域,直接构成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因而,维护还是压制公共领域成为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分水岭。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理论,本质上是提出了一种超越西方议会制民主的新形式,不仅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哈贝马斯前期主要通过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内涵及功能的探索而阐发市民社会问题.公共领域促进了社会整合和群体认同,奠定了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当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根源于以权力为媒介的政治领域和以金钱为媒介的经济领域对以语言为媒介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全面侵蚀,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拓展了市民社会理论的问题域,增强了其解释力,诊断了现代性的症侯,推进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复兴,但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自身也存在着限度.     

从村庄到国家的新权威主义治理

本文以一个中国村庄南街村为例分析了新权威主义的二重困境。相对于传统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的关键特征在于权威者“统制为民”的主观态度,和民众对于权威者治理成就的认同。新权威主义合法性基础,已经演化为不同于传统权威主义的经济成就、清明政治和精英治理,但这些基础条件本身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冲突,并不足以维持新权威主义的长期存在。为了维持权威,新权威主义政治有滑向传统权威主义、采用极端做法的自然倾向,如社会资源控制、政治全能主义和意识形态式的道德教化,但其成本高昂,可行性值得商榷,并销蚀着原有的合法性基础。     

塑造柔性权威:提高政府合法性的根本出路

社会的良性发展离不开稳定和秩序,而稳定和秩序需要具有高度合法性的权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执政党和政府在发展经济、意识形态控制和法制建设方面的进步和成功,极大地巩固了现有权威的合法性和地位,但此三方面进步对于权威主体的合法性并不具有根本性作用。只有建立和巩固以道德认同和服从为基础的柔性权威,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现有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从而保证国家在稳定中发展。     

论市场化进程中合法性权威的重建

论市场化进程中合法性权威的重建潘自勉现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提出的法制化要求，不仅关系到整个社会发展的效率问题，而且也是其自身的结构与功能如何进一步达到优化的问题。尤其是在现阶段，由于社会的经济发展已被普遍地视为国家的政治任务，因而作为...     

论依法治国之法理要义

依法治国是近、现代法制文明所确立的一条基本公理，并与诸多重要的法律原则、原理和规范密切相联。其法理蕴义包括七个重要之点：治国者先受治于法；最高权威的非人格化；形式合理性的宏扬；法律性质的重新界定；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公共权力与个体权利的平衡；认真看待权利。这些基本的法理如能得到广泛认同并在公共理性中内化为普遍的信念，依法治国就能得到强有力的观念支持。     

基于社会治理创新的现代官僚制再设计

现代官僚制的合法性稳固无疑是社会有效治理实现的重要基础。韦伯根据其形式合法性理念对现代官僚制进行了构建,认为理性设计下的现代官僚制能够满足现代社会中法理型权威的理性统治需求。然而,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理性设计的现代官僚制出现形式合法性不断丧失和实质合法性缺失等问题,其合法性危机不断扩散。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中国官僚制度改革的设计理念仍存在缺失现象,只有正视官僚制合法性获取中的价值维度,通过将理性设计的合理思想与社会设计理念相融合,强调基于公共利益的全局意识,获取实质合法性,方能稳固其合法性基础。     

论国家与社会的一般关系——兼析明代国家与社会之历史关系

国家是具有政府组织并独立于外部势力的社会共同体,政府是代表社会行使公共权力的机关.历史学者考虑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一般是指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公共权力体系与作为其基础与目的的社会之间的责任、权力、利益配置形态及其运行状态问题.政府合法性、公权力与私权利之关系、公权力与社群自治之关系、政府的责任与权力结构、社会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主动程度、精英和草根阶层的关系格局,是考察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六个基本问题,以这些问题为线索考察明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深化推进诸多相关研究.     

基于合法性的政治文化模型研究

作为政治文化核心形态的合法性观念越来越为当代政治学所接受,形成了以韦伯为代表的权威合法性模型、以伊斯顿为代表的系统合法性模型以及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认同合法性模型等几种典型形式。基于合法性的政治文化模型引入政治认同的变量来理解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精细化地理解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论政府的公共性及其实现

政府的公共性意味着政府将公民的意志作为公共行政的首要原则,公共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和实现.在现代政治理念中,政府公共性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以"人民主权"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近代民主理论最终完成了政府的公共性问题的逻辑论证,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政府公共性的缺失却是长期和普遍的现象.公共精神的确立、权力规制的实现、公共领域的培育是克服权力异化,实现政府公共性的基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