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格物致知”学说之中外古今命运

一中国人的知行统一、行高于知的积极进取精神,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探究并利用世界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的“格物致知”之学。为具体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以人的理性认识把握客观世界,提供了实证的工具或方法。早在古老典籍《大学》中,就提出了“格物致知”之说。《大学》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意思是说,要获得知识,就须探究事物;探究事物之后,该事物的知识就到手了。显然,“格物致知”是一个深刻的认识论命题,含有丰富的理论意义。但《大学》仅只是简单地提出问题,没有作出充分解释,宋明     

“格物致知”新解

从现代认知哲学研究的角度看,格物致知并非一种过时的传统思维方式。它展现了直觉思维的本质特征和内在机制,揭示了直觉与逻辑之间隐蔽的互动关系,对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的隐性知识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对于格物致知的重新解读,也有助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与交流。     

“唐武宗平泽潞”之再评价

“唐武宗平泽潞”之再评价李文才唐武宗会昌三年（８４３）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侄刘稹向朝廷提出继任此位，唐廷予以拒绝，并进行讨伐，历时一年多，平定了昭义镇。因昭义镇也称泽潞镇，故史书多称“武宗平泽潞”。这一历史事件，是所谓“会昌之政”的一项重要...     

“格物致知”论抉微

“格物致知”论抉微朱宝信在我国绵延数千年的以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为显著特征的儒家文化中，还旁生着一种探究事物规律、穷尽自然性质的理论源流，这就是在先秦时期就已提出而在宋明时期发扬光大的“格物致知”论。古籍《大学》最早提出了。格物致知”之学：“致知在格物...     

“重义轻利”再评价

<正> 近些年来,在反思传统文化,进行思想观念的变革的过程中,对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有一种一概否定的倾向。我们认为,这种看法缺乏具体深入的分析,有失简单化和片面化,在实践上也不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重义轻利”是传统文化留下的一份“遗物”,其中有“糟粕”,也有“精华”,我们必须正确区分,辩证对待。     

再谈金文之“初吉”

一年多来,我从“断代工程”简报上先后获悉李学勤先生关于“初吉”以及月相名词的解说,如：“吉的意义是朔。月吉（或吉月）就是朔日,因而是定点的。《诗》毛《传》暗示初吉是定点的。”（第４１期）;“经李学勤先生指示,我们相信《武成》《世俘》诸篇与金文中月相术语有不同的定义,而《武成》《世俘》诸篇的月相采李先生的定点解读”（第４４期）;“李学勤等从金文研究和文献学的角度都认为定点说难于成立”（第３８期）;李先生在《“天大曀”与静方鼎》中说“月吉癸未初三日,初吉庚申初四日。”（简报第６２期）;“这样的吉日多…     

“玺”之再识

“垄”是古代中国皇帝印章的专称，这为今人深信不疑。《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释曰：“垄：印。秦以后专指皇帝的印。”（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亦云：“空：帝王的印。”（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中国文化之谜》第三辑（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传国玉皇何处寻》一文开箱也说：“奎是封建时代皇帝的宝印。”然而，这不冠前提的流行说法值得怀疑。因为，“至”在封建社会时期除了指皇帝的印章外，又可指：（1）太后印。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九年四月，“毒矫王御奎及太后变作乱”。（2）太子印．如《宋书·礼志》：“皇…     

“国剧运动”再评价

在中国戏剧观念由古典进化到现代的发展中,《新青年》派的批判旧剧、推崇易卜生等西洋话剧,无疑是个划时代的历史转折。他们强调戏剧在艺术殿堂中具有其独特的文学地位,强调戏剧配合现实斗争的社会作用,强调戏剧真实地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等,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五四时期话剧登上中国舞台而蓬勃兴盛,即写下中国戏剧发展的新篇章。然而遗憾的是,1921年前后,《终身大事》、《娜拉》、《群鬼》、《华伦夫人之职业》等剧作演出失败,面对如此情形,很多戏剧家都在思考探索。陈大悲等人提倡“爱美剧”,蒲伯英等人提倡“职业剧”,北大学生提倡“平民剧”,洪深呼吁建立严格的表导演制度,田汉则组织在野的“南国”戏剧运动……。 当田汉、洪深、陈大悲等戏剧家在国内艰辛探索时,在大西洋彼岸,余上     

朱熹“格物致知”说学理价值评析

朱熹“格物致知”说既是他遭驳难非议之源,也是他集理学大成之所由。“格物致知”说虽然以明善致知为终极追求,但又包含着教人通过学习实践来穷理求真的理性内涵,它是儒家修养论和科学认识论的统一,它重视“道问学”,内蕴着较高的知识价值取向,是朱熹学术立论的基础。     

船山对朱子、阳明“格物致知”二元对立模式之批判性圆融

格物致知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作为宋明理学的主流学派思想家朱熹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彰显为向外和向内、体用和知行等方面的差异。船山从体用互贯角度消解了朱熹、阳明对"格物致知"向外和向内的分歧,将内之本体与外之方法相结合,发展出内思辨与外学问相结合的认识道路,并从知行角度纠正朱子和阳明"格物致知"偏知或偏行的偏执。船山将朱子和阳明对"格物致知"的分歧加以批判性圆融,丰富发展了"格物致知"思想。     

明末清初西学之再评价

本文从文艺复兴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当时中国历史的当务之急、当时东渐西学之性质这三个方面,分析了明末清初之际西欧的天主教传教士虽然给中国带来了一些知识和体系,但其传入的仍是中世纪的神学体系,其世界观实质上仍属于古代与中世纪的传统范畴,这既背离当时世界历史的近代化趋向,也与资本主义已经萌芽、个人觉醒与解放已成当务之急的中国时势之要求不相符合,对中国由中世纪转入近代无益。作者认为,真正对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起推进作用的,是深受１９世纪末新教传教士影响的中国自己的学者（诸如李善兰、华蘅芳,及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作出的努力。     

宋明理学“格物致知”认识论对自然科学的消极影响

古老的文明,对于任何想介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民族来说,勿庸置疑都将会是一种骄傲、一种自豪、一笔丰厚无比的精神遗产。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它又会是一种阻力,一种惰性的培养剂,一个沉重的大包袱。也正是由于此,当代中国的哲学史的研究,不应再只是从唱赞美诗的角度,一代又一代的重复着一个永恒的话题,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只是为一个千古不变的体系只是从事于某种量上的扩充。诚然,对一种文化的优秀成     

孙中山“毕其功于一役”思想再评价

几乎所有研究孙中山生平与思想的论著都认为,孙中山提出的“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中的“政治革命”,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革命”,指的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也就是要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合并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去完成,因此犯了“左倾”一次革命论的错误。但笔者以为,上述观点有待商榷。何谓“政治革命”,1906年孙中山在《民     

对“积淀说”之再认识

陈炎同志对“积淀说”与“突破说”的讨论文章在本刊第五期发表以后,编辑部陆续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提出不同的看法。为了进一步展开讨论,以便在总结八十年代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好地开拓九十年代的美学研究,本刊在6月28日邀请上海美学界、出版界部分专家、学者就“如何认识评价‘积淀说’、‘突破说’”,“‘积淀说’、‘突破说’对我国美学研究的影响”,“美学研究中理性与反理性、传统与反传统、文化与反文化的关系”,“九十年代美学研究的方向”等问题进行座谈。现发表这次座谈中的两篇。本刊将陆续发表有关文章,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再论焦大“闹事”之缘由

《红楼梦》中,“焦大闹事”一节,所占篇幅虽少,却涵盖了大量的信息,给人以深刻印象。本文主要从其心理不平衡、“为了贾府好”、怀念荣耀的过去几个角度分析一下其中的缘由,并就其闹事的缘由谈点粗浅看法。     

“克己复礼为仁”的再评价

<正> “克已复礼为仁”,是孔子所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评价“克己复礼为仁”,关键是如何理饵“礼”。按照学术界的一般观点,“礼”是包括冠、婚、丧、祭在内的礼节仪式及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上层建筑。作这种解释,当然是可以的。但如果从“礼”的本质上加以概括,我认为把“礼”理解为国家和社会的最高的、总的规范,要更合适些。为了论证这种看法,我们暂且从“礼”的起源谈起。《礼记》《礼运》篇说: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     

古汉语“之”“是”宾语前置问题再探

自＂之＂＂是＂宾语前置句在《马氏文通》中提出,学界对这一古汉语常见语序规律进行了长期探讨,至今对一些语法现象仍存有分歧和争议。本文中,笔者通过长期教学实践及查阅前辈学者研究心得,拟对判断＂之＂＂是＂宾语前置句的主要语法标志及＂之＂＂是＂能否作代词复指前置宾语的两个问题进行再探究。     

唐义净“家法”问题之再探讨

在义净的戒律宗奉即戒学家法上,学者们存在着歧见。其实,义净的戒学家法有一个转变过程,并非一成不变:青年时的义净五夏学律,研学四分律及法砺、道宣的《四分律》注疏并严格持戒,此时的他学宗四分律。但在西行求法中,其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学习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并进而宗奉此律,回国后亦一直致力于译传此律。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李安增刘煜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关系的论争，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理论探讨，史学界曾给予长期关注与评说。一般教科书和多数论者认为，在论争中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是“恶毒的挑战”，这场论争是“两种敌...     

吴澄的格物致知说

吴澄在思想史上处于从朱熹到王阳明的中间位置,其“格外之物,致内之知”的格物致知说,貌似阳明而实承晦庵。吴澄鄙薄记诵之学,但并不因此主张摈弃闻见,一意反求诸心。对于格外之物如何能致内之知的问题,吴澄借助于朱熹的理一分殊、天人合一的观念予以疏通。虽然物理与伦理相通,但读书讲学与伦理的关系则更为直接,吴澄由此而强调读书是学者入门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