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对屈原诗学精神的继承及意义

屈原的诗学理论是“发愤以抒情”,其实质是一种“审美诗学”;苏轼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诗是穷人物”的命题。苏轼的这一思想从“发愤”说、“物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儒家诗学思想中摆脱出来,从理想的应然状态出发,直接诉诸文学超越性的审美本质,从而完成了诗学史上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     

论“悟”：关于宋代诗学一个范畴的分析——以严羽诗学为中心

禅宗(尤其是南宗禅)顿悟思想对宋代诗学(主要是江西诗学与严羽诗学思想)产生了具体影响。但江西诗学与严羽诗学对悟的把握有明显差别前者“自下而上”,后者“自上而下”。妙悟(悟)实际上是《沧浪诗话》中最核心的本体性范畴。     

雅与俗:船山诗学的美学观念

船山诗学标志着中国古典诗学进入总结期。本文试图以船山诗学中的雅俗观为切入点来探讨其美学观念。全文主要整合船山雅俗观的理论根据,概括其理论内涵,并最终认为,雅与俗是中国古典诗学审美的思维方式,船山的雅俗观也是船山本人对儒家思想和儒家美学进行“补天”的重要思想。     

创建"审美诠释学":汉语诗学融通西方诗学之尝试

所谓“审美诠释学”就是指强调艺术形式“审美功能”与“意义指向功能”高度统一的一种理论研究视界。通过对汉语古典诗学“声情”范畴论所作的个案分析 ,并通过对西方诗学审美理论与意义理论所作的简单梳理 ,初步提出创建“审美诠释学”的构想。这对于汉语诗学思想的现代生成及与西方诗学的融通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音乐到文学：“雅”之审美内涵与评判标准

“雅”在先秦文化土壤里诞生,经历漫长的文学演变,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审美倾向、一种文学评判标准.“雅”作为中国古代诗学美学范畴,其审美内涵从对上古音乐的描述中孕育而出,在《诗经》文化传承、文人审美与创作追求、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等特定文化氛围影响下,过渡到文学评判领域,具备丰富的审美意蕴,形成一套对“雅文学”进行品评行之有效的评判标准.     

钟嵘《诗品·晋阮步兵诗》条疏证

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发生在一个儒家诗教与其他亚文化形态诗学观念的张力场中。这种背景下的诗学是不能脱尽诗教思想的支配的。钟嵘在其《诗品序》中提出了“滋味”的论诗范畴 ,但笔者认为 ,在钟嵘的诗学理论中所隐藏“诗教”思想是其理论的真正支点。无视此点 ,将导致对其诗学的误读。本文拟对钟嵘《诗品·晋阮步兵诗》条作出疏证 ,以证此论     

相诗学：中国诗歌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

相诗学是观人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相人之形状颜色”与“知其吉凶妖祥”两方面。对中国相学与诗学之间所生成的内在联系或一致性进行初步宏观考察中，不难看出相学丰富了诗学的范畴概念与审美思想，深化了诗歌理论．但神秘色彩与宿命论色彩是非常明显的。相诗学是命运相学以诗相人的发展产物。也是春秋赋诗言志、两汉谶纬解诗的发展产物。     

论王若虚诗学理论及其形成

“以意为主”是儒家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金代王若虚在他的《滹南诗话》中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儒家思想是王若虚诗学理论形成的基础,王若虚在此基础上,从诗歌的本质、创作、批评、鉴赏等角度对“以意为主”的诗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建构,为这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论“雅”

“雅”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用以品评人物风度或鉴赏作品风格,成为一种艺术审美理想和文学批评标准。“雅”是一个内涵丰富又发展变化的范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学风尚对“雅”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不同的作家、批评家对“雅”又有不同的诠释,如果把历代关于“雅”的论述加以归纳分析,则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以正为雅和以超逸为雅,实际上也体现了儒道二家的审美理想。刘勰说“雅俗异势”(《文心雕龙·定势》),雅者俗之反,雅俗是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古人往往对举而论之。雅俗之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历久而常新的题目,在当时以至今天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都产生了巨     

唐代诗学“兴”体系研究

"兴"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很多诗学观念由此衍生,至唐代出现"兴寄""兴象"说。从范畴研究的角度出发,认真辨析唐代诗学"兴"的内涵,第一次立体清晰地阐述了唐代以"兴"论诗重要诗学思想的多层次、多样性的立体式结构体系,这对整个唐代诗学理论的研究有积极意义。     

元明宗唐论与师心说的理论省思

元明诗学对宋诗的扬弃和对唐诗的尊重,是以理学与心学的融合作为思想支撑的。宗法盛唐的提出,是出于建构新文统的需要,而文统所强调的恢复风雅传统,使得元明诗论开始系统反思唐音的形成,其宗唐也不再如宋代那样局限于宗法盛、中、晚,而是提倡以师心为本源、师古为补充,以重建新的诗歌典范。     

析古典诗学之“神”——以“入神”说为例

在“神”这一古典哲学范畴长时间的浸染、渗透下，古典诗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入神”说，这反映了诗坛审美观念的转变。严羽“入神”说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尤其注重对杜甫诗学和司空图诗学的兼收并蓄，并强调了直觉妙“悟”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在心物融合的“入神”状态，诗人才能有诗“悟”与“兴趣”，诗才能达到古典诗学追求的艺术至境。     

"兴会"的诗学价值及其对诗学重构的意义

“兴会”主要是指审美主体（心）与客体（物）偶然突发的交流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层的审美体验。“兴会”有着重要的诗学价值,是中国审美主义诗学的重要理论范畴,也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方式的显现。“兴会”对中国现代诗学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以其多层次多领域多维度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在诗学重构中有着重要的的作用。     

从诗“味”看崔滋对诗歌审美特征的认识

在朝鲜诗学发展史上,崔滋以朝鲜诗歌作为批评和研究对象,对诗歌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其中对诗歌的审美特征"味"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提出了重要命题"有味不如意尽";二、提出了"象外之气"说;三、注重诗歌"味"的整体性.     

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生命精神

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以生命体验性与诗意性为特质的文化,生命被视为宇宙万物的本质,艺术则被视为对宇宙生命精神的诗性呈现,倡导从生命精神的维度去弘扬艺术精神。而建基于艺术活动之上的中国古代诗学范畴就必然折射着古人对宇宙生命和自身生命精神的诗意性及多维度的认知、体验、表达和升华,具有泛生命化的特征。研究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生命精神,能够深刻阐明古代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如何以生命体验作为自身活动的出发点,以理性的提升和审美境界性升华凸显文艺的精神价值与天地之生命精神的深切契合。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中国诗学中的事境说

事境是中国诗学独创的一个概念,但一直被抒情传统的意境说所遮蔽。事境说是宋代以来世俗化生活在诗学领域的一种反映。与“想味不尽”的意境不同,事境尚实宜近,是时间(事)空间化(境)审美范畴。从诗性生存的角度看,诗人创设事境就是为了使人摆脱日常之事的纷扰,在事的诗性世界里去感受和体验应然的生活,从而使人心灵得以净化,生活得以提升。深入发掘和研究事境,既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诗学的历史传统,也有助于当下诗歌与诗学多元鉴赏与建设。     

宋代的诗意学说与洪迈的接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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