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理论活动” 高于“实践活动”———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幸福观”

作为最高之善,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美德） 的生活。这是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但并不是其幸福观的独特之处。其灵魂学说,特别是其中关于“理性” 划分为“理性本身”与“在欲求力里的理性”或“被欲求力分有的理性”,不仅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其幸福学说的特别之处。通过这个区分,亚里士多德找到了成就“伦理德性” 的基础,同时也确定了理性本身的活动也即“纯粹理论活动”之所以高于理性的“实践活动” 的理由。因而,虽然合乎伦理德性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却只是“次级的幸福”,只有合乎理智德性的生活才是真正最高的幸福。这种生活一方面是合乎神性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是成就每个人真正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并非只关乎人性,亦关乎神性。     

普通语言的认识功能和艺术语言的美学功能比较

普通语言是我们把握物质世界,通向现实的一条通道,它具有“有目的的合目的性”。艺术语言则是我们感悟精神世界,通向理想的一条通道,它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艺术语言所创造的是与普通语言所反映的物理世界迥然不同的另一世界,即审美的艺术世界。它是一个形象体系和意义结构体系都不具有确定性和理性的审美世界。     

阿奎那对“个人灵魂不朽”的解释

托马斯·阿奎那从其“恩典不会摧毁自然”的立场出发，并不反对运用理性来探讨“个人灵魂不朽”的可能性，但又把理性的作用严格限制在论证和解释信仰的范围之内。通过对这一教义的理性分析和创造性发挥，他不仅把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与本质、形式与质料、现实与潜在的关系的学说引入了基督教的灵魂研究，而且把新的含义赋予了教父们归属给灵魂的“非物质性”和“实体性”等本质特征。     

论传统形而上学的歧义

传统形而上学至少有两个重大歧义:一个涉及到对于形而上学对象(实体)性质的理解,它牵涉到柏拉图路线与亚里士多德路线的区分；另一个涉及到对于形而上学对象(实体)数量的理解,它牵涉到存在论与理性神学、理性宇宙论、理性心理学的区分。我们把前一种区分称之为典型形而上学与离异形而上学的区分,认为通过厘清这种区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形而上学作为“第一科学”(或曰“科学的科学”)的命运以及形而上学内部不同性质的学说在这一命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我们把后一种区分称之为一般形而上学与下属形而上学的区分,认为通过厘清这种区分有助于消除形而上学内部不同学说在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上的种种混乱,从而更为准确地理解“形而上学”这一学科。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学说"辨析

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一种符合中道的品质,因此,理解亚里士多的"中道学说"是理解其德性论的关键所在.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并不是一种纯粹数学意义上的过多和过少的中间量,而是一种不同主体根据具体情境通过实践理性而选择的行为的相对正确性.中道的相对性并不会导致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因为德性已经决定了中道的正确性和客观性.只有具有实践理性的人才能在具体行为中找准中道.这一学说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德性的行为培养和分析判断能力的双重强调,体现出了亚里士多德时人的完善所需要的道德关系的深刻自觉.     

中西诗学在文学中的存在方式

中西诗学对于文学的存在方式,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对于文学反映现实的真实性,却有着不尽一致的看法。中西文论对于文学的存在方式,即文学本体的解释虽然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基本的共同框架,那就是着意于运用语言,通过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营造一个“创造的世界”。     

伊格尔顿的“文学与道德”观

伊格尔顿站在马克思主义现实批判的立场,吸收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思想,认为文学运用仪式、表演、修辞、话语等多种手段,建立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实践关系。一方面在言语行为中实现了自身的目的,即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最高的善,另一方面通过读者不断体味文学作品所展示的言语行为,对社会产生道德效应,修复人类生存处境。因此,文学成为了在言语行为中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事件,而道德性是构成文学共相的主要特征。文学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应对和处理现实问题的策略,道德意义在此具有关键作用。伊格尔顿高度评价了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怜悯”与“恐惧”的悲剧观念,但他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只是以自我为中心理解德性,认为应该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揭示德性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呈现,具有互惠性。基于此,伊格尔顿运用精神分析学说阐述了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悲剧的伦理功能。     

关于语法的哲学思考

语法其实并不具有独立的表意功能。因此,用语法来约束人们的语言表达方式并不具备坚实的语法哲学基础。群众语言的创造性天性,使得语言的形式化变得非常重要,这样才能使语言具有可演绎性。汉语由于可演绎性程度偏低,而导致了“脑筋急转弯”之类的语言恶作剧。语法的本质实际上就是语言习惯与语义逻辑之间的整合。语法应该建立在广泛的语言用法调查的基础上,这样才能避免语法规则脱离群众的“贵族化”倾向。     

众善相争 德性为上——亚里士多德“德性至上论”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的复活

康德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区分和界定,认为实践哲学就是以超感性世界的规律、以人的自由意志及作为其规定根据的先天理性命令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但康德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继承,不仅仅是“概念”上的继承,而且还是对作为后者的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灵魂的“德性至上”原则的贯彻和继承。     

科技语言中的语法隐喻研究

认知隐喻理论的发展为科技语言中词汇隐喻的存在找到了理论依据,系统功能学派提出的语法隐喻则进一步拓宽了科技语言隐喻阐释的广度。词汇隐喻使科技语言“熟悉化”,加强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或亲和”,而语法隐喻则使世界事物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描述更具技术性、理据性、客观性。文章主要探讨科技语言中语法隐喻的运用。     

理性悖论与语言的“失真”

与其说康德“悖论”的产生源自理性自身纯粹形式的表现困境或有限理性存在者在认知过程里的超验企及,不如说源自纯粹的先验语言形式在自然语言中的不可言说或自然语言对于超验对象的经验呈现,其结果自然地带来语言命题及其语言存在问题在先验性与经验性方面的混同;理性“悖论”既是理性存在的必然发生,又是语言经验过程的“失真”表现,自然语言的“尺度”不在自然的进程,而在理性存在的先验语言形式之内;辨明“悖论”的原因和形成就是辨明理性与知性、自然语言与先验语言形式的分野,确立清晰的具备不同特征的语言存在的统一。     

结构主义语法与转换生成语法梗要——近代外语各学派语法理论概述与简评之一

本世纪初期以来,世界上对语言学的研究有着很大的发展。其中就语法理论来说,也有着深远的变化,提出了多种学说和理论,形成了诸多的学派。“近代各学派语法理论概述与简评”一文就是对其中9种比较重要学派的基本论点和主张,作一些叙述,并择要略作评论。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是西方德性伦理的源头 ,它对伦理学的重大贡献就在于 :一方面他坚持了道德的理性本质 ,反对道德学说中的反理性倾向 ,另一方面 ,在道德问题上他却不是诉诸“建构理性” ,而是主张一种“教化理性” ,即与情感感受、行为相交融的理性 ,认为在道德上 ,理智德性表现在它能为行为提供正确的原理 ,能进行实践的思考、推理、谋划 ;伦理德性则表现为由风俗熏陶而成的情感的中和和行为的合宜     

試論語言材料組合体的語言性貭

“语言材料组合体”是什么?首先要确定“语言材料”的所指。所谓“语言材料”就是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成分,即主张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先生们所说的“语言”。我们之所以改称它为“语言材料”,一方面,由于我们不认为词汇和语法就是语言的全部;另一方面,由于词汇和语法,象一切材料物一样,都是用来构成其它东西的事     

试论亚里士多德对盖伦医学的影响

盖伦医学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哲学基础上的一座医学大厦。亚里士多德对盖伦医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中既有研究方法上的影响,又有具体观点上的影响。盖伦秉承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经验观察法与逻辑演绎法。盖伦在解剖学上的成就,既与他重视了亚氏溜下的大量动物解剖学资料有关,也与他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从事医学研究有关。盖伦遵循亚里士多德天地回轮的设想,提出了血液运动潮汐说。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是盖伦灵气学说的哲学基础,其三种灵气思想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三种灵魂学说。盖伦的目的论思想,也主要来源于亚里士多德。     

论尼采语言思想的颠覆性——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语言思想的批判

尼采用"语言即是修辞"的观点,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根基,推翻自柏拉图到笛卡尔以理性居首位,视语言为工具的传统。尼采重新阐发真理形成以修辞为手段,颠覆柏拉图真理高于语言艺术的观点。尼采认为逻辑概念的语词所指的真实与日常事实并不对等,从而批判亚里士多德的矛盾律思想。尼采通过颠倒主谓语法的因果关系,揭示笛卡尔语法奴役思维的弊端。尼采对西方传统语言观的批判,对探讨尼采语言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     

德性的张力: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 ——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不仅表现在他根据灵魂中“自身是理性的”和“自身是非理性的但能够接受理性指导”的差异将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且表现在他根据实践与生活的不同将德性区分为个人性的和公共性的。前一种区分实际上是在知识形态层面讨论什么是德性以及德性的类目,后一种区分已不再是知识上的德性分类,而是直接强化了德性的实践与行动的含义。从伦理学本来就是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说,后一种区分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进路来说更根本、更关键。从“什么是德性”推进到“如何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进而过上好生活,这是一种从理论向实践的深入与深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生活实践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公共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一方面用于描述个人生活的特征,这是道德哲学所要考察的;另一方面用于描述政治生活的特征,这是政治哲学所要考察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是作为“为己之学”的道德哲学,又是作为“待人之学”的政治哲学。而“为己待人”两个维面上的卓越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凸显出来的张力。     

汉语情态动词“能”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

考察汉语情态动词“能”语法化的路径及其机制,把情态动词“能”的语法化放在世界语言语法化的范围内来考察。汉语情态动词“能”语法化的两条路径——“能力〉（中性条件）〉许可”和“能力〉（中性条件）〉知识可能”也普遍存在于其它语言中,是世界上许多语言情态动词语法化的普遍路径。推理是包括汉语在内的许多语言情态动词语法化的主要机制,原来认为许多由隐喻机制所引发的语法化,其实是由推理所引发的。     

理性视野下的语言存在论

在我们将自然世界视为理性主体的表象世界时,自然语言或语言现象就作为了这种表象世界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理性存在的原因世界必然地提供着这种表象世界的先验理性基础,提供着语言现象经验的先验理性基础,即一种作为先验形式的语言原因存在;先验语言形式与语言现象的统一实质就是理性存在的统一;先验语言形式与语言现象的对立和统一因为回到理性存在过程而成为可能。     

评黑格尔的“历史理性”和历史哲学

“历史理性”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本文从该范畴具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内涵出发，剖析了黑格尔的理性统治世界论和理性机巧说，并由此阐发了他对历史合理性理论及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主体性学说的贡献。文章还将历史理性概念与导向法国革命的理性传统作了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性质、地位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