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流域衡阳段水污染防治现状及对策分析

湘江衡阳段水污染的防治对整个湘江流域的治理极为重要。湘江流域衡阳段水污染来源主要有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季节性污染和水上餐饮污染等,尽管相关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是存在水污染防治监管不到位、水污染防治形势不容乐观、水污染防治力量有待加强等问题。基于此,文章从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调整产业结构、强化监管职能、加大整治力度、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湘江流域衡阳段水污染防治对策。     

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模式构建研究

随着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活动的有效实施,在湘江流域水污染治理过程中开展环境审计已刻不容缓。为此,我们通过分析湘江流域水污染的特点,探讨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基本理论,并且从如何确定审计对象、主要污染物、审计内容和环境审计评价标准等方面构建了适合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环境审计模式,从而可以完善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系统,优化我国水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理论。     

提升流域污染治理能力的资源环境体制机制创新——以湘江为例

以湘江流域为例,将流域利益主体划分为区域之间和流域与区域之间两个层次,通过对这两个层次利益主体行为选择的博弈分析,考察流域污染治理的内在体制要求.分析显示,流域管理的干预是实现区域共同治理流域污染的途径,创新流域污染治理的体制机制,是从根源打破治理不力僵局、发挥长效治理作用的关键.创新湘江流域行政管理体制、探索湘江生态补偿机制等是体制机制创新的政策着力点.     

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政策工具 选择的政策网络分析：以湘江流域为例

从生态文明和问题导向的视角来看,加强湘江等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已刻不容缓,而政策工具选择是其重要环节和内容。为解决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政策工具选择整体性分析框架缺失和实证分析不足的问题,采用政策网络理论和方法,构建出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六元一轴”政策网络与政策工具选择的整体性分析框架。经湘江流域实证分析,证明其不仅具有解释力,还具有建构性和实践性,可以作为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以及其他类似领域政策网络分析和政策工具选择的整体性分析框架。最后,从行动者、行动者关系、资源配置、互动规则、价值认知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株洲市总体环境质量的模糊综合评价

结合株洲市1997年大气、湘江水、港水和土壤监测资料,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株洲市的总体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全市的大气环境质量为Ⅱ级,工业区和交通区是该市大气环境治理的重点区域,SO2为最主要污染因子;湘江株洲段的水环境质量为Ⅳ级,霞湾断面是水环境治理的重点区域,非离子氨为最主要污染因子;枫溪、建宁、白石、铜塘、霞湾港及5港港水均值的水环境质量分别为Ⅳ级、Ⅳ级、Ⅴ级、Ⅳ级、Ⅳ级和Ⅳ级;就重金属污染而言,清水塘区、污灌区、郊区及对照区的土壤环境质量分别为Ⅲ级、Ⅲ级、Ⅲ级和Ⅱ级,Cd为最主要污染因子.依据评价结果,就如何提高该市的环境质量提出了综合整治措施.     

谈湘江水的污染与治理

湘江曾有“绿色湘江”之称,古往今来,以其母亲般的乳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朴实善良的湖湘人。可现今其水质污染速度之快、影响之广,亦前所未有。我们应正视现实,找准污染原因对症治理,早日还“绿色湘江”之本色。     

湘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沿江畜禽养殖禁养区建设

健康的湘江流域是长株潭两型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单元,进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与治理是湘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湘江流域株洲段畜禽养殖禁养区建设是目前湖南省完成国家水污染防治重点流域和区域任务的关键性举措,对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环境保护、人类健康、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株洲畜禽养殖禁养区建设状况看,湘江流域畜禽禁养区建设是一种源头减排与源头治理。经验表明,要全面完成畜禽养殖污染减排任务,巩固成果,必须以源头控制、分类管理、综合利用、激励引导为原则,以激励扶持、法律责任等为手段,转变政府职能,释放禁养区产业发展活力,促进废弃物综合利用,推动畜禽养殖产业转型升级。     

运用循环经济理论解决畜牧业粪便处理问题的探讨

畜禽养殖业的蓬勃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结构,促进了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但是大量废弃物又造成了严峻的环境污染。本文运用循环经济理论指导畜禽粪便污染环境的治理并使其资源化,综述了畜禽粪便的污染现状及处理方法,论述了畜禽粪便处理的重要意义,并针对畜禽粪便问题提出了几点处理措施。通过分析畜禽粪便对环境的危害及其资源特性,提出了资源化、无害化的途径,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提出了观点。     

流域中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的博弈分析

近年湖南省综合整治湘江流域水污染取得重大成就,但流域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计划执行并不顺利,流域中还不断出现重大企业污染环境事件.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角度,构建了当地政府与污染企业、第三方与污染企业、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对各种均衡进行了分析.地方政府在两难处境中往往选择对污染企业妥协,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不完善直接导致第三方难以参与环境监管,补偿机制缺失导致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不到位,各级政府严格监管是破解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合谋的关键     

书刊介绍

衡阳为湘南第二大城市,位于该省南部湘江之滨、京广线上。《衡阳方言词汇》共收单词和短语一万二千条左右,共分三十六类。如人体、亲属、农业以及代词、其它词类等。每页的左边列出衡阳方言词语,先标汉字,后用国际音标标音;每页的右边列出和衡阳方言相对应的普通话词语,先标汉字,后用拼音字母注音。衡阳方言的特殊词语下边,附加各种不同符号,如横杠、浪线或方框等。本书没有索引,因此只有懂普通话的人才能更好地使用     

流域中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的博弈分析

近年湖南省综合整治湘江流域水污染取得重大成就,但流域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计划执行并不顺利,流域中还不断出现重大企业污染环境事件.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角度,构建了当地政府与污染企业、第三方与污染企业、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对各种均衡进行了分析.地方政府在两难处境中往往选择对污染企业妥协,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不完善直接导致第三方难以参与环境监管,补偿机制缺失导致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不到位,各级政府严格监管是破解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合谋的关键.     

洱海流域农村面源污染对水环境的影响及其控制对策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旅游开发、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的影响,洱海流域水环境质量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通过对洱海流域农业污染源的评价分析发现: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占河流、湖泊营养物负荷总量的70%以上,是洱海最主要的氮磷污染源,其中农业生产带来的化肥和畜禽粪便流失污染已成为流域主要污染源。该文基于洱海流域面源污染特征的综合分析,从农村生活污水控制、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种植业污染控制和水土流失治理四个重点领域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及路径研究

推进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打造湖南"三高四新"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发展现状,发现在现阶段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目标差异、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参与度较低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影响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序运转.为破解上述难题,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通过论证各参与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责任关系以及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分别从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社会主体参与渠道以及多元主体的合作方式等四个方面设计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优化路径,为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湘江水资源统一管理与统一调配的法律机制研究

湘江水资源存在重金属污染严重、遭遇特枯水位、利用效率低、分配不公等问题,使湘江水资源越来越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分析湘江水资源统一管理与统一调配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从法律原则、法律规章、管理体制、水资源市场建立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构建完善的法律机制,改善湘江水资源的现状,保障湘江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徐特立曾任职的教育行政机构简介(二)——湖南省教育会

<正>1912年1月8日,湖南省教育会在长沙成立,符定一担任会长。同年4月,省教育会发出第一次报告书,并拟定该会进行事项为:第一,扩充单级教授练习所;第二,创办体育会;第三,注重社会教育。1915年9月19日,湖南省教育会改选,叶德辉、符定一当选为正、副会长,徐特立当选为湘江道候补干事。当时,湖南全省分为湘江、衡阳、辰沅、武陵四道。     

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中公众参与机制创新探讨

公众参与是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它不仅有助于增强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保障公众的生态权,更有助于促进治理的民主化,从而促使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实效的提升。分析公众参与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从参与主体、参与内容、参与方式、参与效果等层面构建了创新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机制的基本框架,最后从民主协商、信息沟通、公众参与渠道、自愿性激励措施、非政府组织培育等方面提出了创新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机制的对策着力点。     

浏阳河浏阳市段水质评价与治理建议

水污染状况研究是流域污染治理的基础.采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对浏阳河浏阳市段水污染现状进行研究,评价结果表明:浏阳河浏阳市段4个断面(铁山桥、小溪、三水厂、韩家港)的水体污染分别为Ⅴ类、Ⅳ类、Ⅰ类和Ⅲ类.此外,分析了该河段水质污染的原因,并提出了浏阳河综合治理建议.     

基于分区视角的畜禽养殖粪便农田负荷量估算及预警分析

选取中国大陆31个省的畜禽养殖数据,分析了中国畜禽养殖的粪便产生量及耕地负荷量。研究发现,中国畜禽养殖粪便产生量在2008-2013年期间表现出较快的增长速度,不同畜牧优势区内部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大量粪便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污染物;畜禽粪便对环境污染的威胁表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大部分地区的预警级别达到了Ⅱ级,超出了耕地对畜禽粪便量的负荷范围,造成了环境污染。据此从完善畜禽养殖污染排放标准、推进畜禽养殖业污染立法工作的进一步完善、加强畜禽养殖场对畜禽粪便的处理能力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生猪规模养殖户污染处理行为研究——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

近年来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发展迅速,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通过问卷调查浙江嘉兴的生猪规模养殖户,利用Tobit模型研究生猪养殖户对于粪便污染处理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两类粪便(干粪便和尿液、沼液等液态废料)处理比例会下降;养殖户家庭经营的土地面积分别与两类粪便处理比例呈正向关系,转包入耕地面积比重对粪便污染处理比例起到负向影响作用;猪舍与住所距离会影响到养殖户对于粪便污染处理比例,距离越近干粪便处理比例约大。     

连云港市蔷薇河水源污染原因分析及对策思考*

蔷薇河是连云港市的饮用水水源,但近年来蔷薇河污染问题却日趋严重,在介绍说明蔷薇河水质污染情、分析其原因况的基础上,提出改善和治理蔷薇河饮用水水源污染问题的对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