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城市基层党组织的职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基层党组织在这一格局中的职能定位应该体现在领导、协调、保障、激励这四个方面.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推进社会治理的职能,必须从组织建设、工作方式、党务干部素质和能力等方面反思存在的问题,从而加快实现基层党建由单纯强调组织覆盖向各方面工作全覆盖转变,由执政党单方面治理向社会各个主体共同治理转变,由单一的应急治理向全面的科学治理转变.同时,进一步从思想、作风、能力、制度四个方面提升基层党务工作者水平,从健全体系、培养骨干、强化职能、加强监督四个方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吉林省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问题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的程度关系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城市基层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的重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离不开城市基层的维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强弱的重要表现,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从吉林省的实际出发,通过研究探讨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有效措施,以期对完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维护基层稳定做出有益的探索。     

基层治理视阈下安徽城乡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安徽省近年来以基层枢纽型社会组织为切入口,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行路径。通过剖析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这一新生事物的内涵和功能,明晰其发展现状与脉络,提出进一步规范其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期对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有所裨益。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城市社区治理离不开共建的多元参与、共治的联动与共享的目标成效。福建省福州市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在党建引领、提升社区居委会治理能力以及社会组织和社工参与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但是在社区自治、治理主体均衡发展、联动共治机制以及法律、人才保障方面还存在制约和瓶颈。推动城市社区治理,需要进一步健全社区自治机制,优化共建结构,建立共治机制,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从而提升共建共治共享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水平。     

宪政视野中的社会协同——基于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问题研究

社会协同是宪政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宪政视野下的社会协同具有治理、价值、技术、过程等不同内涵,它是指政府与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的治理模式.社会协同与城市基层治理和社区建设的联系最为密切,社会协同可以在民主和秩序两方面推进宪政价值的实现,改革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可以从制度建设上落实宪法的权威,推动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实践从政府全能向社会协同转变.     

公共项目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研究

在当前公共项目推动治理创新的背景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着可持续性困境。基于跨案例的组态视角,文章构建了“政治支持—社会嵌入—创新属性”的三维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剖析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复杂因果路径。通过研究发现,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是多重因素交叠作用的结果,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运转并不存在“项目悖论”。其中,“行政推动”是创新可持续的外部诱致性因素,而“社会嵌入”是内生性动力因素,也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关键。据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在项目嵌入的基础上,需要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引入社会资源,激发社会活力,从而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自主性生长能力。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我国社区分类治理研究

社区分类治理是基于社区异质化和社会问题社区化的现状考察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社区治理理念。从目标、依据、表现形式等三个方面对社区分类治理的意涵和内容体系进行阐述,社区分类治理要以“共建共治共享”作为逻辑前提。社区分类治理的具体推进路径是治理理念要从行政化逻辑转向以治理需求为中心,治理机制要从“一刀切” 转向“创新引领”,治理资源的整合要从“一元管理” 转向“多元共治”,借助信息科技,实现从标准化到个性化、精细化的转变。     

新时代背景下基层党组织治理现代化研究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建设与执政党建设紧密契合,党的建设同样是治理的过程。党的十九大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开启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基层既是治理的重点,也是治理的难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基于现代化的目标建构科学合理、健全完备、相互衔接的基层党组织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实践表明,实现基层党组织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首要前提是要秉持理念的现代化;同时,还要不断提高治理的科学化、推进治理的法治化,增强治理的制度化、提升治理的民主化、拓展治理的包容性。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几个理论问题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不同治理主体基于共同的治理目标而形成的一种均衡化社会治理结构。主体共建、多元共治和全民共享是其核心要义和精髓。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具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其中,借鉴人类社会先进治理思想而进行的本土化理论创新是其形成的理论逻辑;从单一政府管理到多元治理模式的实践探索是其形成的历史逻辑;新时代社会治理诉求的新变化新要求是其形成的实践逻辑。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需从价值、主体、关系、制度以及方法论等多个维度同步开展。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关系协调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求之一,是基层多元治理主体间关系的有效协调.基层党组织具有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职责、强大的政治功能和极强的组织力,能够通过党建引领的方式,在基层治理主体间关系互动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基层党组织应通过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组织引领、作风引领、纪律引领以及制度引领等六条引领路径,将党建引领的着力点放在对党群关系、党政关系、公私伙伴关系等三重关系的协调上.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提倡以人为核心和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在价值目标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此背景下更应强调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的相同和相通之处而不是二者的差别。然而在现行的体制下,划地造城的运动式传统城镇化问题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给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等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困境,其根源在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虚化。因此,对农村土地制度进行改革,赋予农民较为完全的土地产权,在社区层面实现党政经分离,重视公民的个人利益和需求,才能避免传统城镇化的问题,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共建共治共享:新时代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维逻辑

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它伴生于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历程,体现出明显的合作性要求和公共性特征。国家以根本制度的形式将共建共治共享固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思路。共建共治共享包含分析、化解社会治理领域问题的三维逻辑:共建位于社会治理的主体维度,以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依靠谁”;共治位于社会治理的路径维度,以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怎么办”;共享位于社会治理的价值维度,以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回答了“社会治理为了谁”。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关系着国家安定、人民团结、社会和谐的大局,当前我国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供给效率低下,这是本文探索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立足点。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建设由于存在着服务理念与传统官民文化、社会建设的隐性与政绩考核指标、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与政府自利性、改善民生所需与财政资金短缺、为群众服务的要求与对上负责体制这五对冲突而陷入困境。为弥补基层政府社会治理中服务性的缺失,需要通过树立正确的社会治理理念,增加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转变基层政府的治理方式,健全基层政府的治理机制这四个方面来提升基层政府的服务能力。     

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流程优化研究

社会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关键。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转型,社会风险呈现出虚拟化、网络化、联动化等新态势,它使得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需要从流程优化的角度,对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机制与方式进行创新,从而提高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水平。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 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治理创新的困境与对策

江苏是我国大运河文化带战略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有必要将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相结合,将“合作”的理念融入大运河文化带的治理及创新中。在深刻把握“共建共治共享”内涵的基础上,从保护和开发治理两大维度对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现状进行深刻解析,发现目前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面临诸多问题,包括多头治理条块分割,保护及利用矛盾不断;沿线发展步调不一,开发同质化问题严重;地方以经济发展为导向,导致运河资源过度化开发;公共参与机制不足,缺乏多元主体合作平台。面对上述问题,亟须搭建协作平台,以新技术引领治理创新;激发多方参与,建立网络化的治理体系;分设城市功能区,形成特色地理标志;形成区域联动,推动区域平衡发展;加大文化宣传,发展特色文化产业。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整合的实践困境及其突破

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础也在基层。但目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碎片化治理”现象,如何进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整合、完善与优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重要议题。围绕“碎片化治理”改革各地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包括网格化管理、合作治理以及协商民主的实践,这些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整合,但难以克服内卷化、行政化与形式化困境。因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以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通过理念重塑、制度建设、组织变革和技术突破,改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改革的状况,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的高效能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