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建构中的历史叙事——以白先勇、严歌苓两代移民作家的历史叙事为例

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白先勇和严歌苓,是北美新老移民两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来展现各自不同的故土记忆,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建构历史的使命感与解构历史的现实感、演绎历史的轨迹与边缘立场的书写。从作家的身份出发,探索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叙述方式形成的不同创作风格以及由此呈现的族性书写的多样性。     

论美国华文文学中的留学生题材小说──以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为例

美国华文文学由生活在美国的以华裔为主要构成的作家群和他们用华文为书写载体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所构成。美国华文文学中的留学生题材小说,指的是美国华文文学中的那些以留学生生活为创作题材的小说。通过对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这三位作家在“内容”上（由展示表层的受挫经历,到深入的历史文化思考,再到普遍的人性探寻）和“形式”上（由情绪叙述,到冷静叙述再到洒脱叙述）的发展过程的考察,可以大致勾勒出美国华文文学中留学生题材小说在主题上不断深入和技巧上新质迭出的历史轨迹。     

故土与本土之间——从白先勇的小说看双重影响下的台港澳文学

白先勇特殊的经历为他的写作创造了一个介于故土与本土之间广阔、独特的叙事空间,他以现代派的创作身份步入文坛,但又钟情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他的创作以此为基础,体现了台港澳文学所独有的特色。本文以白先勇的小说为例,研究处于故土与本土的叙事空间之内的,受到双重影响的台港澳文学。     

白先勇与张爱玲孤独意识之不同——以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和《倾城之恋》为例

在张爱玲和白先勇的创作中,读者经常可以感受到浓重的孤独意识。这些孤独意识,展现了其各自的人生态度和艺术特点。对两位作家的孤独意识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两位作家以及他们各自作品所反映的时代,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港台文学这类特殊文学的作用和价值。     

略论文学与电影的互动关系——以“晚生代”作家和“第六代”导演为例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市场机制建立,商业主义文化如潮水浸淫各个领域,政治、经济与文化处于多边作用的结构关系中产生新变,作为社会症候表征的文化艺术领域也在发生着巨大的蜕变。此时,中国文坛和影视圈分别出现了＂晚生代＂作家群和＂第六代＂导演群。＂晚生代＂作家无论从写作姿态、作品内容、语言表达方式和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明显地受到影视的影响。虽然＂第六代＂导演们的作品极少改编自文学,但他们在作品中大量运用文学元素,注重电影语言的修辞化,注重文学叙事技巧等等都表露出浓郁的文学性。     

异域环境下对中国传说的新书写——以严歌苓《白蛇》为例

中西方文化从未停止过碰撞,而海外华文作家往往处于碰撞的风口浪尖。中国文化是他们舍弃不去的精神烙印,西方文化又时时渗透在他们的生活里。身处文化夹缝,流传千年的中国传说在他们的改写下绽放了炫目的光彩。以严歌苓为例,她的《白蛇》以古老的白蛇传说为意象,为我们书写了一个发生于文革时期的女同性恋故事。透过字里行间,我们看到针锋相对多年的中西方文化开始交融。故事的借用意象与发生背景都为我们熟知,其人物情节与书写方式却给我们带来惊喜。作者对这个传说全新书写既体现了作者在创作探索上取得的成就,又为中国当代文坛带来一阵来自域外的清风。     

论福克纳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以《台北人》为例

福克纳与白先勇,同是美国和台湾20世纪文学中现代派文学的"大师级"人物。从《文学杂志》中领略了现代文学魅力的白先勇,无论在内容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无疑都受到福克纳小说的深刻影响。文章试图通过对《台北人》内容、形式的解读以及与福克纳小说的比较,在分析白先勇小说特色的同时,揭示出白先勇小说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关系。     

从文化乡愁到家园记忆的历史书写——以於梨华和严歌苓为例

在海外华文文学的所有地域性分支里面,美华文学是绽放异域的一朵奇葩.而於梨华与严歌苓,是两位具有文学发展标示性意义的美华女性作家,在美国主流文化面前,她们始终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执着于文学追求."敌国"、"家园记忆"在她们新的自我身份的建构当中,既挥之不去,与她们的去国经验和文学书写发生着密切关联;也不断嬗变,体现着作家在文化心理、美学视角和文学书写等层面的诸多变化.在这层层嬗变的背后,既可以见出作家文化心理和创作心态嬗变的因素,亦可以考察海外华人现实生存处境的演化以及多元文化互相碰撞交流乃至融合的历史与现实文化背景.     

当代区域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以重庆文学为例

文学中的区域因素是指文学中的区域文化特色,是文学创作过程中区域文化因素作用的产物,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控制程度以及文化发展选择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文学和区域文学是其典型代表。当代区域文学研究应该从行政区划的现实出发,从中引出区域文学发展固有的规律。这既可以开拓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也为文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重庆文学因其行政区划的几经变迁,成为中国当代区域文学研究的典型个案。     

论严歌苓小说的动作叙事——以《扶桑》《人寰》《床畔》为例

严歌苓的小说注重动作描摹。论文以《扶桑》《人寰》和《床畔》为例,论析她小说中的动作叙事。严歌苓能够精准地刻画出人物一系列的连续动作,达到影视般的传神效果;善于从最细微处入笔,铺叙人物知觉感受;她同样精于赋予一个动作深刻的意蕴,将动作与人物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这些动作描写,不仅承担描画外观、表征心理、揭示性格的浅层功能,而且直接与小说的主题、与文本的结构等等更为深层的表达意图发生关系,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叙事功能。此外,综观这三部小说,也可以看出严歌苓小说在动作叙事上审美衍变的轨迹。论文最后论析了动作叙事的成因与价值。     

基于地域文学的地域文化教育初探——以淮河流域文学为例

地域文化以其特有的独特魅力形塑着青少年的价值观和精神面貌,地域文化教育在青少年的成长中不可或缺。文学用其诗情画意的语言彩绘出地域文化的特质,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凸显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故此依托地域文学进行地域文化教育是践行多元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本文以淮河流域文学为例,探讨基于地域文学的地域文化教育的方式和策略。     

民族文学与文化认同——以哈萨克族文学为例

由于文化认同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民族文学在认同建构中必然伴随着诸多的困惑。困惑产生的原因有历史的因素、民族文化的差异及民族文化身份的深层诉求。     

文革叙事中的批判与反思——以严歌苓的《白蛇》为例

移居海外后的严歌苓偏爱用“文革”叙事来塑造中国形象,但作家在“文革”叙事中并不做道德审判,而是惯以一种冷静的基调挖掘出动乱年代中的扭曲人性.在严歌苓“文革”题材作品中,最具开拓性意义的当属小说《白蛇》.在这部小说中,严歌苓不仅对特殊时代的人性进行了考察,还不带偏见地对同性情爱给予了某种认同和理解,创作出了一部纯净的反映“文革”同性之情的小说,并以此对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以及国民劣根性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反思.     

我为祖国开航母——共和国第一代航母舰员风采录

2011年7月27日,当我国对外宣布正在改建第一艘航空母舰时,外电引用有关大国专家的话说：“驾驭航母,中国至少要用10年时间……” 然而,我国航母事业却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向前推进一2011年8月10日,我航母平台拉开常态化出海试验的大幕,首次出海进行海试。 2012年9月25日,我国首艘航空母舰被命名为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     

白先勇小说自译区别性策略研究——以《台北人》文末注释为例

与西方文学自译活动相比,中国文学自译活动呈现共时性特点,以环境性转换语者为主要类别的双语者从事自译活动的时间范围,集中在五四运动之后的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白先勇的创作史实在力证白先勇鲜受学界关注的文学自译者身份的同时,呈现出可依据或独立或合作的自译方式进行区隔的阶段性特征。《台北人》在文末注释的内容、类别及篇幅等方面,展现出白先勇相较于同时代同类自译者的区别性策略。     

文学主张的确立与转变——以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为例

文学主张的确立与转变,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明确的线索。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这两个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文学社团,从一开始确立文学的创作主张,到试图创立属于自己的文学标准,而后又因为各种原因的不断渗入,使两大社团的文学主张发生巨大转变,最终形成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标准。这一现象为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     

文学与文化——以欧洲文学与欧洲文学史研究为例

本文探讨了文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和有机性以及文化传统的历史影响,主张文学与文学史的研究必须在相应的文化传统的框架里进行。作者以欧洲文学和文学史研究为例,指出缺乏欧洲文化传统整体意识的文学研究往往容易使研究成果沦为地理与时间的碎片。     

中国环境文学的构建——以欧美环境文学为比照

把当代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与欧美文学相比较,可以发现当代中国文学中环境文学的失语。当代中国文学没有形成环境文学的整体体系与文学类别,但是挖掘其未来发展的基础与因子,可以找到构建当代中国环境文学的土壤与途径。本文从文学评论、作家创作、作品主题、读者群体四个方面提出了建构中国当代环境文学的相关对策。     

“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的嬗变——以韩少功、贾平凹、张炜为中心

1980年代初,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文坛产生了《乔厂长上任记》等典型文本。但随着文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先前的“舌战群儒”和“过关斩将”等模式已经不再适合深入描写变革的需要。此时,宗族观念作为改革的难题被重视起来,农村和地方的资源也被作家越来越多地汲取。随着传统伦理和文化开始被正视,人性被放置在历史中进行考量,人心变革书写开始更多地取代政策、体制变革的书写。外部变革渐渐成为背景,而“人”作为主体越来越被关怀。在这个过程中,以韩少功、贾平凹、张炜为代表的作家悄然完成了从“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