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乡土派文学

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与现代派分庭抗礼的是乡土派文学。由尉天聪、陈映真等创办的《文学季刊》,对六十年代文学的现代主义和现实感的丧失进行了批评,并表现出描写台湾现实的志向。其理论与吴浊流、钟肇政等人的创作相呼应。到了七十年代,乡土派成为文坛主流。乡土派作品从台湾本土人民的现实生活出家,以台湾现实生活为题材,以民族主义为统帅,主张文学的民族性与社会性。主要作家还有王拓、李乔、黄天     

黄春明小说《放生》浅论

黄春明是台湾当代著名的乡土作家和人民作家,就其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而言,“土地”和“人民”始终是黄春明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与动力。他曾一再强调：“我是绝对地赞成以真挚的人生态度为基础底关心人,关心社会的文学。”因此,他的创作有一种深深吸引人的力量,因为他始终是紧紧贴着土地和人民的心说话,这是他坚持的道德立场。60年代初期,黄春明带着他的处女作《“城仔”落车》正式步入文坛,虽然早期作品中曾受到过现代主义的影响,但这类创作并没有继续下去。从1967年起,随着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生活本质的加深认识,     

山上忆良论——《万叶集》研究之一

山上忆良(660—733?)在被称为日本的《诗经》的《万叶集》里,以“社会诗人”久负声誉。他的现实主义的卓越诗篇,真实地艺术地反映了古代日本“班田制”的社会现实,深刻地揭示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苦难,至今经久而不衰,仍然受到日本人民的热爱。 唐初,他曾作为遣唐使团的成员之一到过我国。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还是一位有过贡献的使者,值得     

漫谈《复活》的艺术成就——纪念托尔斯泰逝世七十周年

长篇小说《复活》是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的代表作,不仅是他几十年间对俄国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对俄国人民命运的思虑的总结,而且也是他长期艺术实践经验的结晶。作家在这部作品中所企图表现的思想是矛盾的,不能不有损于它的艺术价值。但是他那“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和卓越的艺术才华也毫无疑问地加强了《复活》的社会批判力量,使这部小说进入了世界文学名著之林。     

论邓小平解放思想理论的五个辩证统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２０年，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稳定快速健康发展的２０年。２０年的发展，使我国旧貌换新颜，使人民生活由贫困走上小康。这种发展变化的原动力就是科学地解放思想，就是作为这种解放的结晶和产物的邓小平理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     

因贫称义——论斯坦贝克作品的悲剧主题

斯坦贝克高度关注人类在贫苦物质条件下的生存状态。除了因社会体制造成的贫穷,他的作品还描写了各种类型的贫困生存方式。他突出强调的是在这种贫困生存中不可被贬抹的人类尊严。这和19世纪以来欧美文学主流关于贫困的书写有着根本的不同。他借助基督教文化传统、东方文化、印第安文化等思想资源,试图阐明：贫困的生活可以成为人类——尤其是现代人获得自我救赎的一个必要条件。他的作品由此建构了一个可称为＂因贫称义＂的悲剧主题。     

生成与生存:城市化背景下的山东城市下层社会述论(1912-1937)

近代山东城市社会下层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它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社会结构剧烈分化和重组的结果。近代山东城市社会下层主要由四个群体组成,他们收入微薄、生活艰难、处境悲惨,是一个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     

民族共质与地方特性:台湾文学性质论析

一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无比光辉灿烂的文化,并形成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的、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这是中华民族文学之魂,几千年来一直绵延着、丰富着、发展着。我国的台湾,亦如香港、澳门一样,自古以来就流贯着中华民族文学的传统血脉,成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1924年,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张我军就说: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乡土作家王拓也这样说:“我个人始终认为并且坚持在台湾发展起来的文学都是中国文学,都是由中国文字、中国语言写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理愿望的,这是没有地域或省籍差别的。”     

墨子“三表”说初探

墨子生活在我国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战国之交的时期。他出身于劳动者,当过工匠,自比“贱人”,能制造一些简单的机械,具有手工生产技术。他的门徒大都是来自社会下层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他的言论反映“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他在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在批判“儒家”学派的斗争中,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尤其是在批判孔子的天命观和先验论的过程中,阐发了自己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提出了“言必立仪”的“三表”     

宋泽莱论

台湾文坛新秀宋泽莱,是个富有民族意识、乡土感情和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作家。他的小说以台湾农村为背景,以农民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歌颂真善美暴露假恶丑为其职志,有力地控诉了台湾社会的累累罪恶,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才情横溢,思想敏锐,笔锋犀利,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故其作品清新鲜活,虎虎有生气,赢得海内外广大读者的赞赏和好评。     

别样的“成长”——解读孙犁抗战小说的一种角度

孙犁的抗战小说由于描写了根据地人民在抗战中的成长历程可以被归入广义的“成长小说”,然而,在这种集体性叙事中却潜藏着更多的个人的声音。由于两种声音的矛盾冲突,孙犁的作品在主流文学中呈现一种边缘景象。当年对于他作品的评价,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让今天的我们真切感受到意识形态力量对于文学的介入。     

论孟子的社会控制思想

<正> 现代社会学认为,所谓社会控制,就是通过社会力量使社会成员遵从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和使社会生活保持和谐统一的过程。战国中期的孟子还不可能对现代社会学的这个重要概念作出严密、清晰的界说,但他的思想体系中却含有丰富的社会控制思想。被孟子视为诸侯“三宝”(土地、人民、政事)之一的“政事”,就属于社会控制的范围。他所渭“治国家”、“治天下”、“治民”、“治人”、“行政”、“为政”的过程,就是诸侯国家对社会生活予以控制的过程。在孟子那里,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思想文化生活三个方面,因而其社会控制相应地表现为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控制。     

郑廷玉

郑廷玉,元杂剧作家,河南彰德府(今安阳市)人。生活于元代前期,其生平事迹,已无从可考。但他留下了许多杂剧作品,见于著录的就有23种,仅次于元曲四大家之首的关汉卿,占全元杂剧存目的二十五分之一。现存杂剧六种:《楚昭王疏者下船》、《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包待制智勘后庭花》、《布袋和尚忍字记》、《宋上皇御断金凤钗》、《崔府君断冤家债主》。这给我们认识郑廷玉提供了依据。从这六种看,他的作品多取材于社会下层的人民生活,和奸杀谋财一类的公案。其中,反映贫穷人民生活的杂剧写得比较成功,不但有思想深度,而且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华,是郑廷玉的代表作。     

屈原理想论

闻一多说:“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人民的诗人——屈原》)而屈原的“行义”则集中表现在他的伟大理想和执着追求理想的光辉业绩上。他的理想包括政治、事业和人格三个方面。 屈原生活在战国末期,由分裂走向统一,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许多先秦诸子都是天下统一思潮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屈原的政治理想也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他期望楚君成为尧舜,然后通过楚国的富强来统一天下。他在作品中,反复称颂尧、舜、禹、汤、武丁、周文王、周武王等古代圣君,赞扬伊尹、皋陶、傅说、吕望等古代辅佐国君统一天下的     

论林则徐的爱国爱民精神

一林则徐出身于下层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林宾留，光中秀才，后补谋生，但因眼病没能考中举人，只好做了收入低微的教书先生。因而则徐少年时期，家境贫寒，生活比较清苦，全家人只能是“半饥半寒，迁就度日”。尽管林家生活艰难，但林宾日夫妇，对儿子的学业寄予莫大希望。他的母亲总是严肃地告诫说：“男儿多为大者、远者，岂以是琐琐为享耶？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心矣。”与此同时，其父母同情下层人民的痛苦，不满官僚地主巧取豪夺、贪污中饱的崇高品德，也给他幼小单纯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则徐在鳌峰书院苦读七年，在书院…     

从宋江的一生看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水浒》中的宋江是个叛徒、投降派的头子。但是《水浒》却把他吹捧为既是下层人民拥戴的“义士”,又是封建统治阶级不可多得的“忠臣”,妄图使人们依照宋江的样子,做封建统治阶级的驯服奴才。其用心恶毒,实非一般露骨地诅咒农民革命的作品所能比拟!但是,由于它塑造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人物,描绘了一条完整的投降主义路线,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剖析这部反面教材,对于我们识别投降派,批判投降主义,提高辨别是非能力和路线斗争觉悟,实在大有益处。     

“艺术属于人民”：列宁关于人民性文艺的探索及现实启示

区别于以往统治阶级文艺的少数精英立场,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是人民性。然而,如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人民性文艺？列宁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他致力于使人民摆脱“文化贫困”,培育人民性文艺的社会精神土壤;明确了人民性文艺的内在要求,坚持文艺创新来源于人民、文艺发展依靠人民、文艺成果服务于人民;强调文艺的“党性原则”,反对文化领域的虚无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坚持人民性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列宁的探索为我们在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提供了启示：一是促进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二是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为国家和民族立魂;三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近代黔学研究的收获——评黄万机的两部人物传记

俗话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贵州的奇山秀水,不仅养育数以千万计的贵州各族儿女,而且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众多的颇富才华的文人学士。晚清之际,先后生活于遵义沙滩一带的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就是黔中众多文人学士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生活于穷乡僻壤之区,成长于鸦片战争前后的艰难岁月,饱尝了烽火连天的战乱之苦,目赌了内忧外患、山河破碎的社会现实,深切地感受到外强入侵与腐败朝政给我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因而在他们心中激发起强烈的忧国忧民思想。而这种思想,渗透在他们的作品中,使之具有浓郁的时代特色和炽烈的爱国感情。他们是近代文坛中卓有成就的诗文家,也是通经致用的饱学之士,被誉为“西南大儒”、“硕学通才”。他们在中国近代文化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百年消除贫困的伟大创造

贫困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消除贫困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面对这个世界性难题,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开辟了一条摆脱贫困的中国式道路,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千年梦想,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消除贫困方面无与伦比的制度优势.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一方面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逐步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为实现共同富裕不懈奋斗:另一方面要及时总结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经验,构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体系,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从创作表现手法看《离骚》的浪漫主义特色

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它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我们仅从其表现手法看,就可见其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首先,《离骚》浪漫主义的最大特色是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与现实主义精神的和谐统一,这既符合浪漫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也在作品中有鲜明的表现。屈原创作《离骚》源于他的社会实践（即政治斗争和生活遭遇）,源于他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在《离骚》中,他揭露了楚国“规矩而改错”、“众皆竞进以贪婪兮”的腐败政治以及楚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