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礼运》篇出于荀子后学考辩--兼谈《礼运》与《易传》的关系

儒家名篇<礼运>由于种种原因,古今学者多认为是孔子或其门人真言.本文通过<礼运>与荀子学派观点多方排比考订,发现<礼运>的内容与荀学主要体系大致相同,两者有直接的关系.<礼运>在传承过程中,受到荀子学派之<易传>的明显影响,可见<礼运>出自于荀子及其后学.     

论《中庸》古义

“中庸”即中庸之道,“中和”则兼“德”与“道”而言。“中”指中心之德,“和”指时中的行为。由“中”而“和”,实是以中心之德为基础,生发出时中的行为,包含了“以德摄行”或“摄行归德”的宗旨,同于《五行》所谓“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乃是子思对儒家成德理想的理解模型。故郑玄以“中和之为用”解《中庸》题旨,虽不中不远矣。前半部分多引孔子之言阐述道、德之意,后半部分则以哀公问孔子引出“诚”的概念。子思以“诚”或“至诚”为成德之境界、天道之本质。至于如何达到“诚”,又给出了“自诚明”与“自明诚”两条道路,对应于《五行》始于“仁之思”和始于“圣、智”的两条路径。若说“中-和”还是两个环节,则一个“诚”字,通工夫与境界而言、通德与道(中与和)而言、通天与人而言,乃是一个成始成终、贯彻一切的概念,代表了子思对夫子“吾道一以贯之”话头的最终回应。当然,诚的境界仍以“中和”为内在的结构。在此意义上,《中庸》前后两部分可以理解为思想上的递进,而非彼此无关的两个主题。要之,《中庸》是子思思想的最终定论,“诚”是子思思想的究极之说。     

解读《中庸》之“诚”

《中庸》着重阐述的是人的修养途径和方法,即＂尊德性＂、＂道问学＂与＂慎其独＂,而＂诚＂则是贯穿这一修养途径和方法的价值核心。其＂诚者自成＂、＂至诚无息＂的观念,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在社会转型、文化裂变的今天,也仍然具有塑造民心、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王船山《中庸》诠释特点析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船山的经典诠释成果蔚为大观,在对儒家经典文本<中庸>的诠释过程中,"兼综汉宋"的诠释宗旨、实学化的诠释立场、护教学的诠释目的以及跨文本诠释是其<中庸>诠释的几个特点.     

二程对《中庸》的表彰与诠释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在宋代,随着儒学的复兴,《中庸》开始得到二程等理学家的重视,他们开始借助《中庸》来建构和完善儒家的道德心性学说。二程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们不但对《中庸》给予极高的肯定和表彰,而且对之进行诠释,为《中庸》地位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由此也直接奠定了《中庸》在经学史上崇高的地位。     

朱熹论《中庸》之“诚”

朱熹对《中庸》的诠释,强调《中庸》全篇首尾一贯,以“诚”为枢纽.尤其是,朱熹还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并进一步提出由“诚”而“中庸”,从而揭示了《中庸》的深刻内涵.朱熹对《中庸》的这一诠释,不仅体现出朱熹“《中庸》学”的特色和创新,而且亦可看出“诚”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     

论《中庸》的和谐理性

《中庸》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其包含的和谐理性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本文试图就《中庸》篇中的"中和"价值观所体现的价值理性以及"中庸"方法论所体现的交往理性来阐释中华文化所蕴涵的和谐精神,挖掘其中的理性资源,为今日之中华和谐社会建设寻找理论渊源。     

朱熹《中庸章句》“诚”论——与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之比较

［摘要］《中庸》讲“诚”,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把“诚”释为“信”;宋朱熹《中庸章句》则把“诚”界定为“真实无妄”,并对“诚”与“信”作了区分,尤其是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层面讲“诚”,而与《礼记正义·中庸》不尽相同。然而,它们都把“诚”看作“成己”“成物”的必要基础,而为后世所阐发。对朱熹《中庸章句》与《礼记正义·中庸》在“诚”论上的异同做出比较和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前者对于后者的思想变化和发展,而且对于深入发掘“诚”的内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庸》的人生美学初探

《中庸》以"诚"、"礼"、"中庸"三个范畴展现了独特的人生美学路径。"诚"体现为一种不断求索的生命精神,又是人生审美的最高理想与境界;"礼"以合理的生活事实及规范的持久性,使个体的审美心态趋于中正平和,是审美发生的理性基础与必要准备。"诚"与"礼"的融合,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亦是由审美自律走向审美超越的过程,体现了"中庸"的审美特点。     

论《中州音韵》闭口韵的性质

王文璧《中州音韵》是一部南曲韵书。韵书中完整地保留了3个闭口韵部，除了承袭所本韵书原有体制、传承戏曲演唱传统唱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以实际语音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中叶前后闭口韵仍然存在于吴方言中的语言事实。     

试论李玉"一人永占"的艺术特色

在昆曲发展史上,明末清初的李玉和李渔是两个颇具盛名的戏曲家。李玉最初以《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和《占花魁》四剧在剧坛崭露头角;而李渔,则以其颇具体系的戏曲理论和成功的戏曲实践完善了既往的戏曲理论并为此后的昆曲中兴作了理论指引。本文以李渔戏曲理论来发掘李玉"一人永占"的艺术特色,互为印证二者为昆曲艺术所作出的贡献。     

差异:曾国藩与李鸿章

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不少人认为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 完全接受了曾国藩的衣钵,李鸿章的身上“罩着曾国藩的影子”。其实, 曾李之间虽有许多相同之点, 但差异也是很大的。这主要体现在:在对洋务的认识,对西方“长技”的看法上, 李鸿章更高一筹; 在对外交涉上, 曾李虽一脉相承, 但二者的态度和出发点却不一样,李鸿章的主和比曾国藩的保和要积极得多;从个性和人格上看, 曾国藩的人格有很强的魅力,而李鸿章是一个有才华而乏品性的人。当然,曾李之间的差异只是迟钝与敏感、 被动与主动、 消极与积极、 开阔与拘囿的相对性差异。     

论孙犁“芸斋小说”对人性的道德批判与建构

孙犁晚年的“芸斋小说”,在他人道情怀的观照下,在更为深刻的人生洞见和更为清醒的理论自觉的前提下,将视点落脚于人的道德化生存,将他对人生、人性的思考进一步引向深层。这里既有他忧愤深广的对文革中道德堕落的邪恶人性的揭露与批判,也有他悲悯关爱的对复杂人性的揭示与同情,亦有他对人的自由心性在道德理想本身的冲突中无所适从的瞩望与沉凝。他所希求的是发扬人性之中的美好,荡涤人性之中的丑恶,构建理想道德与人生的和谐。     

两《唐书·李邕传》正补

新旧《唐书·李邕传》对传主叙述互有异同， 并有疏谬。对照两传并利用其它文献， 可以确定李邕的籍里和生卒年； 证明他“补益《文选注》”是讹误； 考辨他仕途坎坷遭遇悲惨不是因为他险躁矜狂， 而主要由于封建官场倾轧与残酷， 他性格主要是刚毅忠烈， 英风豪气； 补充他与李白、杜甫、崔颢等盛唐文坛巨子的交往事迹， 由此表现出的长者风范， 以及他诗文书法作品数量及流传情况     

简论李邕书法对元代赵体书风的影响

唐代李邕书法对以赵孟頫为首的元代书坛影响甚大,促进了赵体书风的成熟并风靡天下,成为一代书法主流.元代人通过学习李邕书法,终至出唐入晋,复古为新.     

陈云与《论十大关系》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由毛泽东概括出来的经典著作。陈云作为第一代和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对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唐近体律诗对永明体的改进

相比而言,齐梁永明之前,诗歌的创作主要是“外部研究”,注重诗歌内容,强调诗、乐、舞的二维或三维的统一;自永明后转向“内部研究”,注重诗歌形式,诗歌回归自我,关注文本、语言形式本身。唐近体格律诗对永明体的改进主要表现在对偶和声律上:1、声律规则的二元化;2、联与联之间的“黏”;3、不拘泥于大小韵;4、取消傍纽、正纽之界限。     

李白杜甫对后世影响大小之比较

杜甫一生恪守儒家思想,而李白的主导思想却是道家,这是二者思想信仰最根本的区别,也正是由于这一区别决定了李白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不如杜甫那样广泛而深远。     

亭林与二曲学术异同简论

亭林与二曲共同经历了明清更迭的“鼎革”,这决定了他们都把明道救世、经邦济世作为其人生追求。在为实现“明学术、正人心”而奋斗时,亭林对理学中的陆王之学持否定的态度, 对朱学则多有继承;二曲对程朱、陆王之学采取的是双谴双取的态度。亭林坚持知识优先性原则,二曲则坚持了道德和价值优先性立场。然而,后人则把亭林定位为清学的开山和奠基者,把二曲定位为“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这种评价自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似乎存在脱离他们的现实关怀评价其学术思想之嫌疑。所不同的是:对亭林的评价是将其思想后置的,而对二曲的评价则是将其思想前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