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学之外的犯罪学属性界分

传统犯罪学在我国一直处于刑法学的附属地位。在学科属性上,犯罪学被视为刑法学的下属分支学科;在研究对象属性上,犯罪学的"犯罪"被认定为刑法学的"犯罪"。但是,犯罪学远远超越刑法学所确立的范畴或刑法学无法完全涵盖犯罪学的全部内容,二者并非包容关系。从本质上来说,犯罪学有其自身的属性,即犯罪学在学科属性上是一门社会科学而非法学,其研究对象是犯罪社会现象而非犯罪法律规范。因此,在刑法学之外作出犯罪学本身的属性界分有其特定的恰切性。     

当前我国犯罪学本体发展的反思与抉择

我国犯罪学在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以及应用价值等学科基础性建设上存在的结构性缺位,是犯罪学学科本体建设上的先天不足,并已成为犯罪学发展中的隐患。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犯罪学的研究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尤其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犯罪治理的紧迫需要,也使犯罪学界有了紧迫的危机感。所以,近年来犯罪学界为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是对我国犯罪学学科现状的审视、反思,也是犯罪学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进行本体性建设的考量,这种反思和考量是学科发展必然经历的阶段。在当前,犯罪学应克服本体研究的松散状态,建构清晰的本体建设发展目标。梳理学科本体研究,分析我国犯罪学学科本体存在的问题现状,可以使我们更为深刻地从学科的层面认识和把握对犯罪学发展的路径抉择。     

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哲学角度评析

犯罪学是研究犯罪现象的科学.界定犯罪概念,了解犯罪的内涵和外延,是每个犯罪学学者研究的前提和基石.由于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侦查学等刑事法学学科都以犯罪现象作为研究客体,加之犯罪现象自身复杂性、多变性,在研究中就出现了犯罪概念的多元化,不同派别的学者见仁见智.     

犯罪概念新论

刑法学和犯罪学对犯罪概念的研究是割裂的和落后于时代的,某种程度上,不但影响了学科对话,而且使学科建设和发展陷入瓶颈。犯罪概念是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追求跨学科的、统一的犯罪概念是不现实的。通过犯罪概念的考察,可以看出刑法学与犯罪学的正常关系应该为：在犯罪学领域,犯罪是一种社会事实,具有价值属性,体现在对其行为及后果的测量上;在刑法学领域,犯罪是一种规范性事实,是对作为社会事实的犯罪做出的规范上的价值评价,体现在对犯罪的处置上。     

犯罪概念的理性分析——兼论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学科关系

:犯罪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必须建立起专有的话语体系。犯罪概念是专有语系中的最核心要素 ,统一概念是学科独立的重要前提和任务。从动态角度分析 ,犯罪概念的发展过程 ,是逐渐由绝对化走向相对化 ,这一变化也反映了犯罪学在处遇刑法学的态度上的转化 ;从静态角度分析 ,在犯罪学学科独立过程中 ,一方面犯罪概念明确化对学科独立和展现学科特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 ,概念的模糊从一定程度上而言 ,也是犯罪学在理论体系初建时期的需要。刑法学与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不同 ,犯罪学需要在澄清二者异同的前提下 ,适当取舍刑法学的犯罪概念 ,才能有助于概念的统一。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需借鉴刑法学的理论 ,但最终应当定位于最广义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     

犯罪学的分裂与方法论的转向

犯罪学的分裂主要由方法论上的对立而产生。这种方法论的对立主要表现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以及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对立。犯罪学研究在这些方法论的对立上表现突出。超越这种二元对立是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其中吉登斯与布迪厄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他们的研究中,犯罪学可以得到的启示是:把实践作为认识犯罪现象的起点和目标;研究者对研究活动进行自我反思;研究对象从实体向关系转变;采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犯罪学在方法论上的二元对立的问题,在正确把握犯罪的实践逻辑的同时实现学科的整合。     

新中国犯罪学的创建背景、发展阶段、特点与主要任务

犯罪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新中国创建,经历了否定、复苏与深化阶段,并逐渐成熟。它既研究犯罪行为,更研究违法和不良行为,认为犯罪是特定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从人的存在去研究人的意识,从而庄严宣告犯罪是可以预防的,人是可以改造的。因此建设学科的理论体系,总结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预防犯罪的有效途径,完善治理犯罪的方针、政策和法律,建立各种预防犯罪的措施,则成为我国犯罪学研究最为重要的任务。     

犯罪学视野下的犯罪概念初探

犯罪的概念是犯罪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它是犯罪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只有对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做出一个科学、明确的界定，才能更好地开展对犯罪学基本理论范畴如犯罪现象、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等问题的相应研究。而对于犯罪学中犯罪概念的科学界定需要建立在上位概念的澄清——犯罪学中“犯罪行为”之范围的界定及其价值属性、社会属性和法律属性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     

解读犯罪观

犯罪观是犯罪学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犯罪观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犯罪学理论的深化与发展,而且有助于科学地指引和规范犯罪治理的实践活动。完整的犯罪观大致包括犯罪本质观、犯罪关系观和犯罪治理观三方面内容。犯罪本质观强调以社会越轨行为作为犯罪的表现形式,以社会文化规范作为评价犯罪的标准;犯罪关系观要求通过把握犯罪与周围事物的关系,挖掘影响犯罪的基本规律;犯罪治理观主张政府等主体往往是在＂运动式治罪＂与日常性治理模式之间的摇摆和综合操控中,逐渐熟练掌握了犯罪治理的技术和策略。     

论犯罪统计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犯罪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实证科学以统计为基础,犯罪统计是犯罪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我国犯罪学理论研究的不发达与犯罪统计研究的落后有关。加强对犯罪统计的研究对促进我国犯罪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实证主义犯罪学研究方法初探

实证主义犯罪学研究方法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在犯罪问题上的运用,犯罪学研究也是一种社会研究。实证主义犯罪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一系列的方法论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体系,支持着整个实证主义犯罪学的研究。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给犯罪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意义,在实证主义犯罪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还需要采取一些完善措施。     

劳动教养制度的犯罪学思考

随着犯罪学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犯罪学研究成果颇丰,各种犯罪学论著为我国犯罪学学科建设和防止、减少犯罪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之争面前,犯罪学关于劳动教养的研究却沉寂已久。劳动教养制度在性质、范围、对象、执行各方面和犯罪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研究息息相关,犯罪学研究应该关注社会现实中的犯罪倾向和治理,应该在劳动教养制度存废以及改革发展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以完成时代所赋予的犯罪学研究的历史使命。     

证伪·整合:犯罪原因论发展路径的选择

从发展历程上看,西方犯罪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我国犯罪学中的犯罪原因论在经历了早期的繁荣之后,也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在西方犯罪学中,就如何发展犯罪学理论出现了证伪与整合的路径之争。我国的犯罪学从一开始就讨论整合的问题,造成了犯罪学研究中犯罪原因论发展的困境。证伪与整合的方法应该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上发挥作用。就犯罪原因理论研究来说,应该提倡"片面而深刻"的证伪研究路径;而对于厘清犯罪学理论和面向治理犯罪而言,整合是必不可少的方式。     

我国犯罪预测的现状和设想

<正> 犯罪预测对于预防犯罪、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意义重大,而我国对于犯罪预测的研究却做得不够,概括起来就是起步晚,底子薄.犯罪预测学是犯罪学的分支,犯罪学又是刑法学的分支,犯罪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分出独立的犯罪预测学.建国三十年我国没有颁布刑法典,特别是由于受封建意识的影响,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对刑法、犯罪学的研究都不够重视,对于犯罪预测学更是没有顾及.1979年,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典,从而掀起了一个刑法学研究高潮,并进而向犯罪学领域转移.但是乞今为止,我国的犯罪学尚处于成形阶段,而犯罪预测学则仅仅属于提出问题、初     

从传统犯罪学到数字犯罪学的代际更新

在数字化时代，犯罪学的研讨主题从“城市吸引犯罪”演变为“网络吸引犯罪”，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成为全新理论要素，犯罪的平台治理模式崛起，看门人规则为之提供了体系化的制度依据。在域外，理论界明确提出数字犯罪学的学术标签，以犯罪学智识助力数字社会的秩序重建成为时代主题；在国内，数字犯罪学依循着基于平台生态系统的系统论路径，通过在线控制的信息论路径以及基于看门人规制的控制论路径风靡云涌。数字犯罪学研究有力回应了传统理论对新型犯罪解释乏力的失语困境，一跃成为当下最有活力的研究方向。今后，数字犯罪学应进一步重视对新型犯罪及网络黑灰产业的现象洞察、对传统犯罪学的传承与发展、看门人规制的适用及其问题、平台治理的价值权衡等重大理论问题。     

试论先秦儒家的犯罪学思想

中国古代的犯罪学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夏商周三代时期。先秦儒家承袭了前代的犯罪学思想 ,但又予以改造和发展。先秦儒家的犯罪学思想是世俗的思想理论 ,这一理论摆脱了神权的束缚 ,以民本主义的观点对犯罪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曾有深远的影响。先秦儒家的犯罪原因理论、先秦儒家的犯罪防治主张以及伦理(道德 )与犯罪之关系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我国犯罪预防理论有效性的检视与发展进程

在犯罪学的不断发展中，犯罪预防的有效性这一课题在国际犯罪学领域日益成为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从犯罪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理论的有效性乃至生成坚定的理论工具仍然是犯罪治理模式的重要基础。通过对犯罪预防理论和策略的检视可以发现，即使在国际犯罪学界，对犯罪预防和犯罪控制的理论研究也并不如对犯罪原因的研究那样清晰一致。我国犯罪学更出现了在犯罪预防理论和策略上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因此，对犯罪预防理论的有效性检视，将使犯罪学在“什么是有效的？”这一方法论所衍生的理论和知识中受益，最终推动犯罪预防的发展进程。     

信任与合作理论视野下的犯罪原因探析

犯罪原因论是犯罪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犯罪原因的探讨也是犯罪学领域一直追寻答案的核心问题。犯罪现象的发生可以看作是社会信任机制缺失的极端状态,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正是行为人与他人、与社会、与制度的不合作。本文以信任与合作理论为视角探讨犯罪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以期拓展研究思路,丰富研究方法。     

论犯罪动机的几个问题——兼与陆伦章同志商榷

犯罪动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但在刑法学、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等学科中,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是相当不够的。近来,读了陆伦章同志的《论刑事犯罪动机的恶性转化问题》一文,笔者深有感触:一方面觉得该文不愧为一篇研究犯罪心理学的专著,涉及到的观点和内容是颇为丰富的;另一方面也感到关于犯罪动机的许多问题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这里,笔者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并求教于陆伦章同志和学术界诸公。     

西方环境犯罪学:理论、实践及借鉴意义

作为新兴的犯罪预防理论,环境犯罪学是西方发达国家犯罪预防的主流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犯罪的发生与行为环境——场所、时间等机会存在密切关系,主张改善微观环境以预防犯罪。环境犯罪学所依据的理论虽多,但其基础则在于理性(合理)选择理论。而与理性选择基础理论密切相关的的核心问题,则是机会减少论与人性论。环境犯罪学在欧美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其在预防和减少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我国的犯罪学研究与犯罪预防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