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黑格尔“上帝”的涵义——与许凯同志商榷

读了许凯同志的《黑格尔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的涵义‘截然不同’吗?》一文(见《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感到文章所论,对于深入理解黑格尔的“上帝”观念和黑格尔哲学的实质都是很有意义的。但在一些问题上,我和许凯同志又有不同的看法,愿提出来向许凯同志请教。 一 许凯同志虽然在文章中声称黑格尔“心目中的‘上帝’又不能完全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但他基本观点则认为黑格尔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的涵义基本上一致”,并从四个方面论证“黑格尔心目中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都知道,“上帝”这一概念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哲学家,对于“上帝”这一概念所赋予的涵义是不一样的。西方哲学史上不少的哲学家都曾把自己哲学的核心概念推崇到“上帝”的地位,象斯宾诺莎就明确说过他的“实体就是上帝”。爱尔维修也把他的哲学体系推崇到“唯一宗教”即“世界宗教”的地位。可是,我们却不因为他们讲“上帝”,讲“宗教”,就说他们是上帝论者,基督教徒。与此同理,要考查黑格尔心目中的“上帝”涵义,首先就要考察黑格尔本人究竟是不是传统的基督教论者。如果黑格尔终身都     

黑格尔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的涵义“截然不同”吗?——与张传湘同志商榷

张传湘同志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一期上发表的《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前吗?》一文,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涵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读后获益匪浅。但我觉得有的观点还值得讨论,特提出来同传湘同志商榷。 传湘同志认为,黑格尔“所讲的‘上帝’,同基督教所诽的‘上帝’有着截然不同的涵义”,黑格尔讲的“上帝”是“世界的本质”,是“共性、普遍”,是“无限的整体”。我认为,这一解释不完全符合黑格尔的本意。 第一,从黑格尔对旧玄学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述来看,黑格尔心目中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上帝”。传湘同志在指出黑格尔“批评了宇宙论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方法”之后,引了黑格尔的一句话——“当然不适合于表达我们所了解或我们所应了解的上帝的性     

论马克思的人本财富观及其当代意义

“财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也是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哲学思想的一把“金钥匙”.“以人为本”是马克思财富思想的精髓,马克思的财富观本质上是一种“人本财富观”.从人本学角度出发,以马克思经典原著为依据,贯彻“人创造财富,财富服务人”这一理论主线,深入诠释和论证马克思的“人本财富观”并充分挖掘其现实意义.     

圣经女性观之我见

传统宗教观认为，女性处于附属的地位。《圣经》从人类社会的起源上就把女性放在了第二性的位置。在基督教的宗教仪式上，《圣经》把女性放在比男人低下的地位。《圣经》对于妇女的言行作了规范，把女性放在了服从、顺从男性的地位。基督教在律法上把妇女放在了从属的地位，使女性成为男性及其家族的附属品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但女性主义者认为，圣经中上帝对女性与男性是一视同仁的。女性与男性有平等的地位，上帝赋予他们在管理世界中担负共同的责任。在家庭生活中，妇女所承担的责任非常重要。在家庭之外，女性在她们所处的民族社会中，同样巾帼不让须眉。我们认为，无论男女，都是上帝的子民，各有各的优点。尤其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的各种优势更多地在社会中体现出来，“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应挖掘自身的潜力，提高自身的素质，拥有自己的幸福之路。     

试论基督教对犹太教的继承与革新

基督教是犹太文化裂变的结果。基督教对犹太教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上帝唯一、神秘主义、新约继承和延续了旧约,并将旧约作为自己的经典。基督教对犹太教的革新是通过一系列宗教改革家完成的。新约就是对旧约改革的产物。新约对旧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对“主”、“上帝”的认知、对复活的解释,以及教义、教规、献祭仪式的变化;基督教改革了犹太教的组织形式,将犹太教的社团、会堂改为教会。     

Marx＇s Critique in View of Wealth

马克思财富观的批判性蕴含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这一批判性主要体现在财富创造的实践性及财富观的社会历史性。前者指财富创造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相统一的活动；后者指财富观在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上的统一。在实践性批判与社会历史性批判相统一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财富的本质，即财富本质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这一财富观批判体现着经济学说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亦折射着极强的当代价值。     

基督教视域中的儒家宗教性——理雅各对《诗》《书》宗教意义的认识

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系统翻译和研究了儒家的四书五经,对于包含中国宗教思想和习俗的《诗经》、《尚书》尤其重视.基督教的立场和长期的传教经历,使理雅各对《诗经》、《尚书》的翻译和诠释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从而形成了这位传教士汉学家对儒家宗教性的独特理解和认识.理雅各将早期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帝”、“上帝”、“天”与基督教的God建立了对等关系,将中国古老的宗教信仰置于基督教的框架之中.他坚持认为早期儒家经典中的“上帝”是中国人信仰的惟一至上神,把信奉上帝这种古老的宗教信仰视为中国的国教,从而按照基督教模式构建了中国的一神教信仰.     

《圣经》的财富观

财富,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如何看待物质财富,是古今伦理学的一大课题。在发行量居世界经籍之首的《圣经》中,财富观同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对基督教伦理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国内尚无专文论及此问题。鉴于《圣经》新、旧约两部经文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不相同,其中所反映的财富观差别较大,本文分别就两部经文所反映的财富观作些探讨。     

“超人必是大地之意义”──评尼采的“超人”学说

本文认为尼采的“超人”不是新偶像，而是一种精神，一种要求人们打破偶像，从自己做起的自尊自强自爱的精神。尼采的“超人”学说是在对基督教传统道德观进行猛烈抨击之后树立起的一种新型人生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主张人们摒弃上帝，把注意力重新返回到人类自身，尊重人的本能，重视现实世界，改变愚味懦弱而不可自拔的状况，以丰富、顽强的生命力来创造人生的价值     

罪恶与救赎——论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对人的本质理解之异同

莎士比亚戏剧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基督教有一致之处：都视人为有罪的存在,都认为罪恶源于人的自由意志。但它又与基督教有本质的差异：基督教认为救赎要依赖神恩,而莎士比亚戏剧体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力量。救赎观的不同,其根源在于它们对人的本质理解的差异。基督教从神学本体论出发,认为原罪是人的自由意志背离上帝的结果。而莎士比亚戏剧将罪恶看作是自由意志中的破坏力,尽管破坏力使人无法彻底自救,但自由意志中的内驱力可以使人在对自我有限性的触摸中,生发出对宇宙的敬畏感,获得人性的提升与精神超越。     

贫富辩

一日，上帝决定改革沿用了几万年的“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的标准，以改变不长命的好人把天堂挤得人满为患和命硬的坏人久久不死、使得地狱门可罗雀的现状。天堂与地狱的主管分别诉苦后，上帝说：“好吧!富人上天堂．穷人下地狱。至于谁穷谁富，当然由上帝裁决。”     

布鲁诺的伦理思想研究

布鲁诺伦理思想秉承了德性幸福的传统,反对基督教的基于原罪说和性恶说的守贫禁欲财富观,把劳动和幸福结合起来,主张劳动创造财富。国家必须对它的公民的生活施加道德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在思想上正确地对待财富,国家也要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消除贫富分化以维护政治秩序。由于时代所限,布鲁诺不可能认识到不合理的私有制是造成阶级分化的根源,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爱”的幻想中去。     

儒家与基督教关于人之恶消解的异同

恶是善的对立面,是哲学的关键点。对恶的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中西文化精神特质的差异。本文认为,作为中西文化精神支柱的儒家文化和基督教关于人之恶消解的异同主要表现为：在恶的来源问题上,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恶来源于人们对物欲的过分追求,是“气质之性”的败坏所致;基督教认为人性本恶,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原罪破坏了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在恶的消解问题上,儒家消解恶的途径在于修身求己,通过道德修养来发明真心、本性,去恶扬善;基督教消解恶的途径在于神的力量,只有通过信仰基督,得到上帝的恩典才能获得救赎。达到善的目标。在恶消解后的终极结果问题上,儒家设想的人格终极目标是“内圣外王”的圣贤,终极社会理想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基督教设想的人格终极目标是无原罪在身的“第二亚当”,终极社会理想是“爱人如己”的“上帝之城”。     

论马克思财富观的批判性

马克思财富观的批判性蕴含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这一批判性主要体现在财富创造的实践性及财富观的社会历史性。前者指财富创造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相统一的活动;后者指财富观在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上的统一。在实践性批判与社会历史性批判相统一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财富的本质,即财富本质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这一财富观批判体现着经济学说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亦折射着极强的当代价值。     

论《周易》的财富观

《周易》的财富观在中国文化史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深刻而久远,是一个值得全面探讨的课题,故本文对《周易》中明确展示的“财富观”的各个侧面进行了梳理、论述。其中有《易经》对致富之则、居富之道、财富之用的理性认识,而尤为醒目的是,《易传》中把获财致富,提升到人类活动理想目标的角度来观察,将财富确认为天人之际、个人与社会得以谐调运行的最重要的链环和基础。     

基督教与儒家群己论比较研究

基督教认为,人是“属灵的人”,又是“社会的人”;而在儒家看来,人是完整的“社会的人”。基督教把人的社会价值的依据归于上帝,否定社会价值的独立性;而儒家直接肯定人的社会价值,并将其看作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但这种超越层面的“异”落脚到具体的实践中,二者群己关系论却表现出很大的“同”。首先,二者均怀忧国忧民情怀,力求救国救世;其次,二者均肯定个人的社会价值,重视“兼善天下”;第三,二者均倾向于从个人修养和贡献社会两方面来完成个人的社会责任。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观的内涵与现代意义

财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保证,追求财富是人的共性.但囿于不同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与思维方式的限制,人类的财富思想和财富观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观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和深刻内涵.探究中国古代伦理财富观,对于当今社会如何正确定位古代伦理财富观、如何科学认识古代伦理财富观的现代价值、如何实现古代伦理财富观的现代转换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观众、读者是“上帝”?

近年有人提出这么个“信条”:“观众是上帝,读者是上帝”。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肤浅的、错误的。 “观众、读者是上帝”这个话,据说是从日本人的“顾客是上帝”的口号演化而来。可应当知道,文化产品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商品,需求和物质需求有截然不同的性质。文艺创作、演出不能一味地投观众、读者所好。这中间有一个摆正文艺、文化工作者位置的问题,尊重观众和读者是一回事,但决不能把自己看作芸芸众生。我们要尊重自己,认识自己应是为朋友、知音贡献好的精神食粮的“灵魂工程师”,担负起社会责任。因此,对把观众、读者当“上帝”     

强化财富观念促进财源涌流

党的十六大发出“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号召，将引导人们思想上又一次大解放，端正人们对财富的错误观念，强化让一切财富充分涌流的观念，树立人民是创造财富主体、民富才能国强、知识就是财富等观念。同时，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要两手抓、共发展，这才是全面的、成熟的财富观。     

难以应答的神性呼唤——创造社对基督教的误读

“五四”先驱于世纪之交大规模遭遇了基督教。创造社（特指前期），无论是郭沫若以基督精神为内核的”泛神论”还是郁达夫的罪恶与忏悔情结，成为当时较为真实而全面记录“五四”文学与基督教碰撞融汇的见证人。由于多方面原因，其又成为对基督教无可避免的误读形式的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