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季之虎”危素与元明之际文风的走向

天历、至顺之后,元代文学盛极而衰,新的文弊出现,京师文坛的关键人物危素积极主张文章复古,力扭元末创作风会,以振起当代文气。作为至正文坛的领袖,危素倡导并践行的简古平实、演迤澄泓文风,实际上是对元中期舂容盛大、庞蔚伟丽创作倾向的新变。在元末明初文坛,危素的影响极其深刻,他在元明之际文风演进的历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津梁角色。     

唐宋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

传统的中国士人一向以“清高”自命，他们热衷于仕途，而不屑于商务。但由于种种原因，士人经商者代有所见。本文以唐宋时期整个社会变革为背景，全面考察了此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分析了唐前期“士人经商”稀缺的原因及唐宋之际“士人经商”的两个变化趋势，并对此时期士人经商的原因及最终归宿作了论述。     

从唐传奇《枕中记》看唐代士人的意识与命运

从唐传奇《枕中记》卢生身上可以看出唐代士人积极进取意识，通过五种不同的形式走上仕途；第一，通过科举及第登上仕途；第二，通过到边塞建立军功扬名立万，获得显赫政治地位；第三，通过与贵族显达联姻而走进封建统治集团；第四，通过诗文干谒权贵得以被举荐：第五，通过隐逸生活，以退为进，以求受征诏为朝廷所用。走上仕途并不意味着人生道路会一帆风顺，等待士人的不是政治上的迫害，就是面临贬谪，《枕中记》中卢生的坎坷经历恰好就是唐代士人的命运的普遍写照。     

晚明山人治生论

“山人”一词由来已久,但其作为一个阶层出现并活跃是在晚明。作为被排除在仕途之外的知识流民,山人“不事产业”,“问舟车于四方”的世俗治生方式曾一度遭到非议,但其多样的治生方式无疑是晚明下层士人生存发展阻滞下出路的探索与扩展。其治生方式的多元性、流动性、世俗性客观上也为士人人格的完整与健全提供了契机与条件。     

山林之乐与仕宦之忧——《玉笥集》与元明之际士人的隐逸心态

元明之际存在着大量不乐仕进的隐士群体.按照传统观念,明初皇权的强化以及对士人的严厉打压,是导致隐逸风尚盛行的根本原因.本文通过对隐逸诗人邓伯言<玉笥集>的个案讨论,试图指出:隐逸基本上是文人儒士元代生活状态在明初的延续;元代以来士人由入世到出世的价值取向的转变,是形成元明之际隐逸风尚的主因,而明初政治环境的严厉化以及士大夫的遗民情绪,只是加剧了这种风气.     

闲隐与雅致:明末清初江南士人鲜花鉴赏文化探论

鲜花的鉴赏品评乃是晚明清初江南士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曰其生活的一个面向。科举仕途的挫败感导致其退而追求一种隐逸闲雅的生活方式,鲜花鉴赏是其媒介之一。在鲜花鉴赏的特定场域中,士人们运用自己的文化资本借由对鲜花的鉴赏品评,达到情感表达、物我交融的生命自足状态,并体现其人文关怀,寄托人生理想,营造闲雅的休闲文化。凡此种种,形成该阶层普遍的生活哲学,由此折射出明末清初江南社会和士人价值观念的嬗变。     

内直外方与人性旷达：唐代关中士人的精神特质1

唐代关中士人普遍具有的内直外方的性格特征,不仅是唐代关中士人的处世方式和人生态度,而且与忠奉社稷的爱国情怀密不可分;关中士人在时局险恶、仕途蹭蹬的际遇下,则移情临泉山野,隐匿寺观庭院,在归隐之中彰显生命的个性,张扬生命的旷达,以曲折的方式显现了唐代关中士人的内直外方的精神风貌。     

“内举不避亲”——以杨万里为个案的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

作为宋元变革论系列实证研究的组成部分,本文具体提出杨万里这件个案,通过解读其书信,考察了包括退任者在内,高官显宦在选人改官过程中的种种活动。维持家声与利益相牵,让杨万里这样清廉的官僚都使用了"内举不避亲"的借口,为子嗣亲朋的仕途升迁挖空心思地求荐。这些活动,显示了理想的制度设计在实际操作中发生极大的变异。由此一隅,可以观察到中层以上官僚荣耀背后的辛酸,以及选人这些大量的下层官僚奔竞于仕途的艰难。这种状况使我们看到,宋朝的政治家们在制度设计上苦心积虑,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科举的公平,为普通平民百姓敞开了一扇通向仕途之门,但却在下一道程序中,事实上恢复了一定程度的士族政治。异常严酷的仕途现实,导致多数士人绝望而却步,逐渐形成士人流向的多元化。透过这件个案,我们可以窥见到促成宋元社会转型的多种因果关系之一项。     

唐代河朔幕府纳士与士人入幕心理

古代士人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途径是进入仕途 ,科举考试是唐代士人入仕的途径。但是 ,科考特别是进士科考虽能擢第 ,得官却十分艰难 ,于是由先入幕而后登朝便成了唐代士人求得显达的另一途径。河朔本唐代环境恶劣地区 ,却仍有士人入幕。本文通过对河朔藩镇的纳士状况、河朔藩镇人员构成成分的考察 ,揭示失意士人入幕河朔的无奈的心理状态。     

论王勃、高適的出处心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初盛唐士人以积极入仕为己任,然而,蹉跎仕途之现实与建功立业之理想形成巨大反差。这一矛盾带给士人的不是灰心绝望,也不是抽身离去,而是愤激感慨,或是如王勃作理论反思,或是如高適坚持不懈。在此心态的影响下,其诗文多具悲壮风骨,建安风骨正是在此意义上以更为强劲的姿态回归文学。     

论羊士谔的诗歌

羊士谔是中唐时期的诗人，仕途坎坷，多次遭贬，其诗歌创作多与其为官生涯有关，表现出伤时、伤己、思亲、怀友、咏物等的相异内容，折射了贬谪过程中的生活与生存状态，充满了感伤的基调。诗人在《全唐诗》中虽占有一席之地，却并未受到重视，对其诗歌的分析有助于了解诗人生活及其创作特色。     

钱恂生平史事述论

作为清末的一位开明士人、外交官,钱恂从早年随使海外,到担任驻荷、意大使,从投身张之洞幕府办洋务,到支持维新与革命,一直在探求国家之自强.但其救国理想在现实面前屡屡受挫,晚年意冷心灰,闭门著述.由积极"入世"转入消极逃避,反映了他对仕途的厌倦,折射出近代士人救国理想破灭后的失望与无奈.     

《古诗十九首》中的悲情意蕴与生命觉醒

《古诗十九首》是汉末下层文人集体创作的文人五言诗,其内容多呈现出浓重的悲情意蕴,使诗歌形成一种悲凉、哀怨的艺术风格。实际上,古诗中这种悲情的意蕴正是汉末知识分子生命意识觉醒的具体体现。东汉末年动乱的社会环境,士人失去了进入仕途的机会,传统的儒家价值体系逐渐淡化,士人开始对生命发出追问和思考,关注个体生命的价值。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无论对于文学的个性化还是思想解放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徐渭养生生活初探

养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历来被士人阶层所推崇。中国古代士人的养生生活实际是儒、医、道、佛四者相结合的混合体,四者相互结合、融会贯通。抒写真我,期于自得,不为人事所累,是以徐渭为代表的明代士人的终极追求。徐渭养生生活,与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仕途阻塞、士人群体的失意与困惑不无关系。     

浅析安史之乱对中唐士人观念的影响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本文通过对这场战乱之后中唐士人仕途观念的考察,欲从士人思想意识和主体认知的层面对安史之乱的影响再做一些分析,以充实历史研究的内涵.     

“元季之虎”危素之死考论

危素是元末政坛显要、文史大家,明初却沦为贰臣代表,后世文人多津津乐道其“谪守和州余阙庙”的凄惨结局,演绎出诸多故事版本,以至几成定论。事实上,危素晚年虽贬居和州,但并无“守余阙庙”之辱。最早记载此说的《馀冬录》已明言此系传闻,明初正史文集多无记载,后世方志也有质疑。此说产生的历史语境与洪武初期国家形势和帝王心态不合。危素晚年遭遇除却自身失节有愧之外,更多是明初集体处置贰臣策略调整的必然结果。后世文人在国家形势动荡或民主思潮涌动之际,积极书写、评点危素谪死事件,多为宣扬忠君救国思想,也有出于丑化朱元璋历史形象之用心。今人应正确区分洪武初期不断调整的文化政策,避免以讹传讹。     

柳宗元婚必与大姓的婚姻观

柳宗元自２７岁丧妻之后直到去世没有续娶，但至少有两个妇女与柳有同居关系，并生有子女。促使柳氏蓄妓生子的真正原因是其婚必与大姓的婚姻观。柳氏先人固有的高贵血统影响并促成了光耀门庭的志向，仕途既不得意，被贬瘅疠之地，也只好寄希望于娶“士人女子”为妻，以保证血统的纯洁性。柳宗元当初娶“素被足疾”但出身“郡姓”的原配杨氏也证明了这一点。柳氏的这种庸俗落后的婚姻观使他不幸的生活更加不幸，从而增加了其一生的悲剧色彩     

僧侣、士人与胡则信仰

胡则是活跃于北宋初期政治舞台的有才干的官员,其人格与传统的儒教价值观并不太吻合.尽管如此,早在北宋时期胡则信仰便在浙江地区产生并传播.本文旨在考察推动和促使胡则信仰得以产生、繁盛的社会阶层.在建立、修理胡则庙,编造胡则神传说并使之在民间普及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僧侣阶层起了关键的作用.同时,胡则是宋代婺州第一位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士大夫,因而除庶民阶层外,其信仰还获得了士人层的支持.通过士人层向朝廷申请封号、赐额,并主张胡则神是儒教正神等活动,该信仰得到了朝廷的许可、支持,由此胡则信仰得以长盛不衰.     

论"尚文"风气北传对隋及唐初统治阶层的影响

隋统一后,大量南方士人被迫入关,由于北方王朝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矛盾心理,对南方士人的排斥以及南士自身的特点,他们在隋及唐初大多进入王府并以文学、顾问进身。他们的仕途经历以及随之北传的尚文风气对当时的统治阶层的精神、好尚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宋代士人改字及其社会文化分析

古人有名亦有字。相对于名而言，字蕴涵着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宋代士人认为，字不仅是其命运前途的彰显，而且是其士人身份的重要标识。故而，宋代士人重字贵字并对字提出了较高的文化要求，士人改字遂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改字的原因，或为避讳、或为迷信、或为审美情趣、或为勉学、或为道德训诫。改字这一社会现象最主要体现了士人对其身份的认同，这同时也反映了宋代社会流动性加强背景之下社会分层中士人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