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会议的本质

盐铁会议不是一次关于政策的论争,汉武帝时期的政策不存在一个前后的分期问题。盐铁会议从本质上讲,是专权的霍光通过开会的形式利用儒生对桑弘羊施以打击的政治运动。之后,霍党势力就取代功勋赫赫声名极高的桑弘羊控制了西汉帝国的财政大权。在这次政治运动中,儒生积极地参与了对桑弘羊的打击行动。     

论盐铁会议的实质

盐铁会议是西汉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从表面看是桑弘羊与霍光之间的权利之争，深一层看则是西汉的第二次政策调整和第三次文化建设，而其更深的本质则是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即由思想意识向政治统治的转变     

历史视野中的盐铁会议“轻重”之争

桑弘羊的均输、平准制度是中国进入统一政权后最大规模的基于轻重原理的财政经济思想在现实中的新尝试。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从轻重制度本身的特点、优势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贤良、文学亦不否认这种合理性,但却从官员腐败导致完全走向反面为据而反对之。盐铁会议后,均输、平准逐渐废弛。汉宣帝、元帝时期,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是一个对均输、平准制退步了的继承。王莽五均赊贷则因腐败问题困扰而完全走向失败。     

黄宗羲的王霸义利之辨

黄宗羲的天理人欲之辨是其思想的核心。在此框架下,形成了他的王霸义利之辨和经史结合之学术倾向。一路探索下来,我们发现,尽管黄宗羲似乎带来了某种新的元素,他依然是儒家学统的继承者。反而是其继承者对他思想的误解和片面化,才演化成了他现今的"经世致用"者和近代启蒙者之形象。     

李贽“义利之辨”新识

李贽对“利”和“义”进行了全新阐释,认为“利”是指人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合理需求,“义”是人们对“利”之需求的满足,并从“心”之根源上探讨“义”“利”的天然本有性和内在关联性,证明“义”“利”同源于“心”。同时,其提出的“义在利中”的时代之论,进一步肯定了“利”之合理性、基础性和必要性,从而对“存天理,灭人欲”这一禁锢人们合理欲求的理学思想形成了彻底否定,从人之个体合理需求角度出发,将“义”作为对个人合理需求满足与否的价值评判标准,而非对人们行为进行道德绑架的依据,为义利之辨的学术史贡献了重要的一家之言。     

西汉盐铁会议对工商官营政策的批判

西汉盐铁会议围绕工商业实行官营还是民营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贤良文学们对工商官营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国家实行工商官营破坏了贵义贱利教条,违背了农本工商末观念,且经济绩效低下,带来了各种不良后果。他们强烈要求废除工商官营政策,积极倡导实行工商民营。贤良文学们的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制订,仍不失其历史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义利之辨的若干问题

义利之辨构成了伦理学最核心、最基本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而且也应该是一般道德哲学的基本命题.义利问题的关键在"义",在儒家那里,它是规定人的行为的道德要求和准则,它不是主观的,而是超越的.孟子在讨论"义"时,混淆了它的主观义和客观义,但孟子的道德哲学并非康德式的自律伦理学.义是道德判断的原则,而不是它的标准.道德判断对于道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使人真正得以在道德上自主.由于道德原则并非完全主观的,道德实际上是天人共主的.承认道德规范必然有例外,不会导致相对主义.现代西方伦理学无法真正处理义利问题.人类迫切需要一种新的道德哲学,这种道德哲学将以现代条件下的义利之辨作为自己的主要论题.     

盐铁会议汉匈战和之争若干问题发微

盐铁会议对汉匈战和进行深入、全面辩论。桑弘羊运用“大九州说”为据主战,是一种突破传统的全新的地缘政治观;桑弘羊行刺单于说,开西汉后期行刺四夷首领平叛之先。文学不重视边地,反映其统一意识的滞后;担心统军将帅借攻匈奴分裂,又体现其统一意识的进步。贤良、文学三十八年后重启和亲主张,成为汉匈关系由战而和的转折点。     

历史视野中盐铁会议贤良文学的“德化”观

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一方力主对匈奴实行德化,反对桑弘羊继续以武力攻伐。德化是先秦儒家处理四夷关系的基本主张,是儒家追求和平性的体现。贾谊、董仲舒、公孙弘等汉儒也主张德化四夷,但在具体应对上他们却灵活机动,另有一套立足实际可操作的对策。贤良、文学则将这种理想作为解决问题的实际策略,是先秦儒家民族观念在汉代的重兴。宣帝时期呼韩邪单于内附前后的德化思潮及王莽德化四夷的虚伪运作,都是德化思想伴随儒学兴盛后不断被宣传及强化,以致变形的结果。这一历史过程也启示我们儒学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时刻做出权衡、平衡方可保持其生命力。     

义利之辨:中国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及现代意义

“义利之辨”作为历代思想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贯穿于中国哲学发展的链条之中。“义利之辨”不仅是一种深刻的价值认识和伦理思维活动,而且是主体自身的一种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活动。揭示传统义利观发展变化的内在必然性,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对于我们当今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正确处理道德价值和经济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也不无裨益。     

从“义利之辨”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

“义”与“利”的关系是历代哲学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对这一关系的不同回答形成了“重义轻利”、“重利轻义”和“义利兼顾”三大派别。“重义轻利”派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重利轻义”思想十分流行，而“重义轻利”和“重利轻义”各有弊端，只有“义利兼顾”才是解决义利关系的最好办法，是建立良好道德的关键所在。     

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 ,迄今仍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无论是“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还是“功贤于耕织”、“义者宜也”,究其实质 ,都关乎义利之辨。“利”应是指物质生产品 ,“义”是指对物质生产品的合理分配 ,二者本为统一的两个方面。     

义利之辨

近年来,常见报刊上有人把“重义轻利”溢之为“封建主义”,不禁愕然。什么叫“封建主义”?——地主阶级的剥削方式。难道“重义轻利”是封建剥削吗? 有了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就必然出现它的对立物。“义”恰恰就是这种对立物之一。认为利是“封建主义”的同志所持的论据大致有三:一曰“义”这一范畴产生于封建社会;二曰它见之于孔孟著作;三曰见诸封建道德。我们认为,“义”这一范畴在封建社会以前就有了。它属于上古流传下来的民主精华。不能认为凡是产生于封建社会的东西都是封建主义。在封建社会,“义”是受剥削受压迫的人们与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其他坏人作斗争的一种道德武     

试论东汉时期的盐铁政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东汉时期是实行什么样的盐铁政策?由于史料记载不详,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细考史料,我们认为东汉初期仍实行的是盐铁专卖政策,只不过由于诸多原因而使政府对盐铁专卖的控制有所放松,而且民间也有大量非法的私营盐铁商存在;直到章帝时期,汉政府又全面加强了盐铁的专卖政策,民间私营盐铁商遭到严厉的打击;自和帝起,汉政府废除了盐铁的专卖政策而实行民营征税制度,但政府专卖也仍然存在,一直到东汉末年。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继西汉之后,一直在低谷中徘徊。     

桑弘羊与西汉盐铁官营

桑弘羊是西汉时期著名的理财家。他所主持的盐铁官营既扩大了盐铁业的规模化生产，又为朝廷增加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弊端。但总体来说，桑弘羊的历史功绩巨大，其盐铁官营等财经措施也大多为后世所继承。他的历史地位应予以充分肯定。     

关于义利之辨

钱逊同志:尊文(指《先秦义利之争》,见本刊1986年第2期——编者注)拜读了。您拈出义利之辨作为理解古代思想的一条线索,可谓卓识。下面是我读后的一点体会,请您指正。孔门义利之辨对后世的历史影响,大体上是坏的不是好的,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理论上它犯了把概念绝对化的形而上学错误,在实践上则往往流入假道学之一途。个人     

从“轮台诏”到“盐铁会议”——以《盐铁论》观西汉中后期对匈奴政策的重大转变

从公元前89年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到公元前81年汉昭帝召开的“盐铁会议”,标志着汉武帝、汉昭帝之际对匈奴政策转变的开始,即由“武折”为主,转为“武折”与“德怀”二者相结合。这一转变自轮台诏肇始,以盐铁会议及桑弘羊被诛标志其完成,既是对前代民族政策的吸收和继承,又是汉前期处理匈奴问题的经验总结,并为后世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