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

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唯物史观的传播密不可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的中心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这次论战启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而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正是在这次高潮中形成的。活跃在这次高潮中的各派学者程度不同、先后不一地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由于唯物史观的指导和影响,中国经济史学一开始就形成了社会经济史的传统。     

郭沫若与中国社会史论战——侧重于学术史视野下的叙述

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焦点，各方论战者从理论引用、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古代社会性质的确定等方面对郭沫若古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评述。论战中包含着合理科学的学术成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郭沫若古史研究的修正和完善，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本文力图侧重于从学术史的视野叙述郭沫若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从而部分还原其被遮蔽的学术面相。     

社会史论战背景下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辩难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期间,学术界从理论方法的运用、材料的鉴别审查、逻辑结构到论据论点等多方面对郭沫若先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进行了学术史上罕见的质疑与批判。郭氏自觉接受着来自不同学派的种种质疑与批判,并不断地进行着深刻的系统的自我批评,丰富和完善着自己的中国古代社会理论体系。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视角而论,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辩难,加速着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向着科学和深入的方向推进。社会史论战期间,由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起点还较低,论战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从概念到概念的倾向也极为明显。辩难中出现的种种论点,疑问颇多,从某种意义讲,社会史论战期间,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诸多质疑与批判,不足以彻底否定该书的全部学术价值。辩难中呈现的宗派情绪和非学术因素,并无学术价值,不利于方兴未艾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从“五四”到“抗战”:唯物史观派历史观念的重要变动

唯物史观派史学发端于五四,形成于社会史论战中,到抗战期间进至高潮阶段,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前相比,抗战期间唯物史观派的历史观念有了许多重要变动,长期支配后来中国史坛的理论范式、基本假定、核心观念即形成于此一时期,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源头,而五四时期主要由李大钊发端的唯物史观反被遮蔽。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哲学观探析——基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考察视角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参与论战,有力地批判了玄学派和科学派的观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向中国思想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学理层面梳理这次论战中的思想流变,不但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了解,亦可以从特定角度考察近现代思潮与中国历史进程的联系与互动。     

理论与材料: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成就及困惑

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是理论与材料之冲突的首次集中爆发。论战学者高度重视理论方法,但由于唯科学主义的笼罩,唯物史观被误读为经济决定论,并深陷西欧中心论的误区。其积极意义是改变了人们对理论的轻视态度,提升了中国史学的素质。论战学者在上古史和经济史两个领域进行史料开掘,从而超越疑古派和考古派之上。但论战一直处于理论与材料的张力之中。论战高潮过后,《食货》半月刊集中反思了二者的关系,终于找到一个平衡点。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探实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虽然已有不少研究论著,但一些重要的史实仍不清晰,有的则被曲解。在整个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都呈现为政治性占主导地位,学术因素受政治观念的制约,故不能剥离政治性来研讨社会史论战的史学影响。在论战之初,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应是组织性举措;王礼锡编辑的《读书杂志》实际主要成为托派和独立参与者论战的舞台。对于社会史论战,其政治作用和史学影响都不宜评价过高,真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针提供充实理论依据者,乃是随后的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中,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中却运用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分析相关文化问题,这在客观上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这次规模宏大、论争激烈的论战中,论战的参与者们提出了中国的文化发展之路亟待厘清的一些重要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观点和主张,这些思考也给予马克思主义者以启发和借鉴,不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战史》出版

天津市委党校刘树森认为,由许成庚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战史》,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作了新探索。该书详细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创建到20世纪初这段时期内所经历的主要论战;对每一论战的背景过程等作了深刻分析,探讨了不同论战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和规律性,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原理、体系在论战中表现、丰富、发展的历程。该书研究角度新颖,提出     

唯物史观与实验主义——民国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探索

关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民国学界存在两种基本认识,一派信从唯物史观,是为"理论派";一派接近实验主义,是为"材料派"。最初理论派高调亮相并占压倒性优势,材料派也浮出水面但声势不显。后来为矫社会史论战之弊,实验主义开始抬头,至《食货》创刊而居于主导地位。经过《食货》上的辩论,两派达成基本共识,在理论与材料之间执两而用中,最终将经济史研究引入正轨。这一结局的出现得益于《食货》上已建立起一种学者间正常的对话交流机制。     

历史·历史学·历史哲学--李大钊对历史学几个相关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诠释

对历史学的几个相关概念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诠释 ,是李大钊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方面。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 ,李大钊对历史、历史学、历史哲学等概念进行了科学的诠释 ,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体系做了基础性的工作。通过研究李大钊对有关历史学概念的诠释 ,能够为进一步系统地研究李大钊的史学理论体系 ,提供认知的前提。     

历史理论与历史实在

历史实在的形而上学特征往往导致了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对它的忽视。事实上,历史理论往往会在内容上排斥历史实在,而在理论预设中承认历史实在的合法地位。历史实在作为绝对预设,是历史理论科学性的有效保障,如果说科学的理论总是有其自身界限的,那么对于历史理论而言,它的限度与历史实在这一预设密切相关。厘清历史实在与历史理论之间复杂的关系,可以从康德的“范导性”与“构成性”两个概念开始。     

公共史与环境史

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马丁·麦乐西在北京大学就公共史和环境史进行了精彩的演讲。他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介绍了公共史在美国的兴起、发展及其与学院派历史的异同。在谈到环境史时,他主要介绍了两个内容。一是汽车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认为汽车不但塑造了美国的城市,还改变了美国的景观。二是美国环境正义运动,认为从民权运动借鉴的权利观念为环境主义运动吸引了新的支持力量,扩大了它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改变了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方向。马丁的演讲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对中国环境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有借鉴价值。     

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

环境史把人与自然结合起来进行总体的动态的考察,自然环境被视为积极参与历史活剧演出的能动因素。这种思想对史学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用环境史的视野(即现代生态理念)观察经济史,可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自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应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和消费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等等——加深或刷新我们的认识,使之成为经济史学科新的生长点。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辩证的分析。环境史研究可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理论支持和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也可以从环境史的学术实践中获得丰富和发展。     

口述历史与历史的重建

本文试图重新审视口述历史价值 ,指出在史学整体化和大众化发展趋势的浪潮中 ,口述史学的主体性特点并未损伤其价值 ,而是在新的理论和视角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历史客体的重新诠释和解读 ,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实现了对历史的重建 ,从而肯定了口述史学在深入探索历史真实面貌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从康德哲学论自然和历史

人类历史领域是有别于自然规律的自由王国,其特征是世界性、未来前瞻性和开放性。因此,历史哲学断不是如同封建中国文化那样停留在封闭的农耕自然民族状态,而是进入开放的面向未来的历史和自由的视野。自由的历史领域以人为本,而在必然的自然领域,人却是手段。自然和历史,民族和世界,既往和未来,封闭和开放,必然和自由,是两个分离的领域。自然界没有历史和自由,历史中也没有必然。历史同自然脱离,形成逐渐向上却充满自由的道路。民族的概念从属于自然,而不是从属于历史。越是民族的,就越是自然的;越是历史的,就越是世界的。     

卫生史与环境史——以中国近世历史为中心的思考

卫生史与环境史不仅在研究旨趣上相当一致,而且在研究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交集,卫生史关注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同样也是环境史的研究课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卫生史可以囊括在环境史之中,而是说就环境史研究来说,从卫生史的角度切入来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这除了内容和旨趣上接近等缘由外,还因为从卫生史的视角出发,对促进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并更进一步融入国际主流学术颇有助益,而且从卫生史的角度可以为我们构建和谐而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供一些深层次的思考.     

史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比较史学——访刘家和教授

问:您长期以来兼治中国史和世界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研究路径和治学方法,取得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就。这必然伴随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持之以恒的信念,同时,您早年的求学经历也一定会在您的学术道路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可否请您先回顾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刘:我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     

从社会史到社会生活史——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忻平教授访谈

本刊特约编辑(以下简称编):忻老师,您好!您自大学毕业以来,一直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您的研究范围广泛,对现代化进程、中国近现代史、上海社会史以及中日关系、日本佛教等方向都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您的代表作<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一书,1996年出版以来,对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也在去年修订再版.该书内容极为丰富,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语言学,甚至营养学的相关理论在书中都有涉及,可谓蔚为大观,您能不能谈谈这部著作的基本观念与写作情况呢?     

中国文学史学的历史感浅析

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历经百年,著作林林总总不下千种,总体看来,模式不一,侧重不同。文学史的发展是由传统到现代演变的,传统文学观与西方理论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大差异,二者之间的碰撞、整合在所难免。正确把握文学史学的历史感,寻找和构建一个供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理论交流对话的平台很有必要。撰写文学史,要贯彻历史的发展的观念,厘清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