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的世界:人与价值存在的二维解析

伦理不仅局限于对“义利”之辩的兴趣之中,它同样也是人与价值存在的“联合体”.对人的肯定,不仅彰显伦理对主体人存在的“生命意向”认同,而且还意味着伦理对人的存在予以“情感式”内在价值认可.而价值存在的社会延伸,实质就是伦理的意义产生,一则是伦理世界中的价值应然意义,另则就是伦理世界中的精神价值意义.人与价值存在的“联合体”构成了伦理世界中意义存在的无止境,伦理世界中不存在意义的终结,只有伦理的“至善”.     

音乐伦理评价的标准与方法研究

任何音乐无不蕴含一定的社会伦理.音乐不仅有健康与消极之分,而且之于人的精神影响是有积极与消极之别的.“美善统一”作为音乐伦理评价的普适性标准,在音乐中主要体现为内容善与形式美的统一、美感与道德感的统一、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统一.要对音乐进行伦理评价,必须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娱乐性与道德性统一、先进性与人民性统一的方法.     

基因技术的“自然”伦理意义——兼答徐宗良教授

这里所说的“自然”,是在道德哲学的意义上规定和诠释的。“自然家庭”和自然家庭中诞生的“自然人”是伦理、道德和道德哲学的始点。“自然”是人及其存在的原初状态或曰罗尔斯式的“无知之幕”,其最具哲学意义的本质是不可选择性。基因技术不仅极大地扩张了人的行为选择能力,而且将这种选择性推到了文明的底线。这是基因技术提出的最严峻和最深刻的伦理挑战。技术必然性与伦理合理性之间存在着“乐观的紧张”的辩证互动关系。为此,在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必须进行两次转换,由对基因技术的伦理关切,到基因伦理学的建构;由基因伦理学的研究,到道德哲学的洞察和把握。它们在方法论上的殊异,也正是对话双方的学术分歧之所在。     

行政伦理与行政道德、行政责任及政治伦理的关系解读

行政伦理以研究行政道德为主要内容,具体是指行政主体通过与行政客体的相互关系,以实现行政价值为目的的一系列行政行为的应然性道德规范和准则。行政伦理与行政道德分属于行政领域的不同研究层面,行政伦理高于行政道德;行政责任是行政学和法学的交叉研究,是一种包括行政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的一种广义责任,行政责任伦理是行政责任与行政伦理的共同研究领域;政治伦理是政治学与伦理学的交叉研究,追求政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以解决政治权力中的道德问题为目标,而行政伦理是工具性价值和公共性价值的统一,以实现行政价值为目标。     

托马斯·阿奎那意志自由对伦理之善的神圣与世俗共构

阿奎那认为,自由适用于发自理智和意志（即理性能力）的行为,阿奎那称其为人性行为。人性行为即伦理行为。人的伦理善之完成（道德实践）同时仰赖理智与意志两者的相互配合,而人的行动由潜能到实现的过程端赖自由意志的促动。追求伦理之善即追求人性的成全与自足。意志自由因包含“对已之爱”指向现世人生,又以终极之善为最终的超越指向,并遵循自然法或本性之律之规定,由此而在伦理之善的神圣与世俗间构架起通桥。     

人性论科学体系的建构和研究者的使命

人性依其能否言道德善恶的性质,分为两类。一类是不能言道德善恶的,如知情意、眼鼻耳等等,是心理学等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心理学等科学的人性概念。另一类是可以言道德善恶的,亦即人的伦理行为事实如何的本性,如同情心和妒嫉心等等,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伦理学的人性概念。作为伦理学对象的人性就是人的伦理行为事实如何之本性。但是,伦理学的人性论不仅研究伦理行为事实如何之本性,而且研究伦理行为应该如何之本性。因为伦理学就其根本特征来说,乃是一种规范科学或价值科学而不是描述科学或事实科学。它之所以研究人的伦理行为事实如何之本性,只是为了从中———通过道德目的之善恶终极标准———推导出人的伦理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价值,从而制定与其相符的优良道德规范。因此,伦理学的人性论的研究对象包括三部分:人的伦理行为事实如何(人性事实如何)与人的伦理行为应该如何(人性应该如何)以及二者之中介:道德目的、道德终极标准(人性应该如何之标准)。     

伦理觉悟之艰难与伦理学通史之必要

伦理觉悟之难,难在伦理是道义高地,是一个人或一种文化的面子,因而谁都想拔高自己的伦理信念;同时伦理也是制度和行为的规范性要求,这种要求可以检验某种伦理信念的真伪,因为真信念以规范的有效性证明自身之实存,而假信念仅仅是高喊的价值,不具有规范有效性。伦理学思想做不到“道德中立”,它要立文明之基,行共存之道,守实存之义,但“道”与“义”具有“存在论差异”,形上之道只有落实为实存之义,才具有善恶之属性,才由价值转化为规范。因而伦理学研究只有伴随着道义实存的历史谱系学考察,才能让人觉悟到伦理之为形而上学之道与作为实存之义相生相克的文明进程,道德哲学通史研究正是在道义实存的文明进程中,考察一种价值论思维的规范有效性路径,让道德哲学史本身成为一种哲学并成为一面镜子,既防止单纯主观思维因追求超世俗之道的高度而陷入空洞幻相,也防止特殊主义思维因过度追求义之实,而让道义失去普遍性根据。     

论道德目的论与伦理道义论

道德目的论和伦理道义论是中外伦理学最基本的两种学理进路。它们在方法论、道德价值观念、对伦理学特性的理解和体系建构上存在诸多根本理路分歧 ,但它们并非不可调和。前者侧重解释个体道德现象 ,具价值人学意味 ;后者侧重社会伦理现象 ,具伦理关系学取向。如果把人类道德生活看作一个多类型、多层次、多维度的结构系统 ,道德目的论和伦理道义论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解释向度 ,不仅可以互补 ,而且是必须相互参照、相互支援的伦理学方法论资源     

“道德物化”与现代科技伦理治理

在深度科技化时代，科技所带来的伦理挑战日益突出。荷兰学派的道德物化理论或可为科技伦理治理提供建设性思路。道德物化并不是将技术看成中立工具，用其来实现道德目的。道德物化的核心是“关系本体论”，这一理论认为技术与人在知觉和能动性生成层面是互相构成的，人的道德能动性总是受到技术物的调节。这一思路特别重视技术物设计的伦理敏感性，要求科技人员进行“调节分析”，不仅要考虑技术功能的实现和可能的后果，同时要考虑技术被非常规使用的可能，并预见可能的伦理风险。更进一步，在技术全球化布置的今天，“调节分析”要求科技人员对技术的道德敏感性保持高度自觉，尽量避免可能的价值冲突，防范可能出现的价值殖民主义。     

责任伦理与伦理责任——兼论当代大学生责任的伦理要求

责任是对承担一定角色的人所应当担负的任务、职责、使命等方面的规定。责任伦理即是从伦理学的视角来对人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道德评判、价值指引,以此说明人要对其行为及其后果担当相应的责任,实现应有的道德价值。本文从社会、个人、自然三个维度分析了大学生责任的伦理要求。就社会维度来说,大学生应当关心国事、民生和家庭;就个人维度来说,大学生应当关爱自身;就自然维度来说,大学生应当关心自然。     

现代性语境中视点的叙事伦理意义

视点在叙事研究中的凸显,是现代性语境中文学自律化的一个表征,但自律的追求并未消除视点的伦理他律性质.不同的视点安排具有各自的叙事伦理意义,体现在:一方面视点含蕴着作者或叙述人对人物、事件和社会的基本伦理态度、价值判断和道德理想追求;另一方面视点也使得叙事过程滋生出诸多出人意料的伦理困境.     

伦理思想中的"类"与"共同体"范畴——从"亲情伦理"、"普世(普遍)伦理"到"环境(生态)伦理"

从"亲情伦理"、"普世(普遍)伦理"到"环境(生态)伦理",看起来似乎是三种完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伦理学思想和理论形态,甚至可以概括为伦理思想演化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阶段。实际上三者之间一方面表现出道德共同体和伦理主体"类"的范围的扩展、权利主体的延伸,以及理论原则的一致性和普遍化的逐步彻底化趋势和关联性,另一方面三者背后的概念模式和理论思维方式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出"类"与"共同体"范畴在伦理思想理论中的方法论基础地位。     

当前中国社会道德治理论析

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与道德建设问题备受世人关注且亟待有力的回应。正确面对和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既要肯定成绩,又要正视问题,这是道德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当前道德领域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要放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看待。道德建设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其间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国际环境变化的反映;当前中国的道德问题是社会转型期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其中一些道德问题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当今中国的道德问题其直接诱因是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把经济利益的思维模式用到道德判断和社会行动能力上。目前,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探索和解决中国社会的道德治理问题:一是树立信心和决心,二是提升信念和信仰,三是倡行共建和共享,四是坚持"守"为"并行,以"守"为先的工作重点。     

行为责任价值存在样式的几种演变

行为责任存在的演变经历了道德律、伦理性以及社会性等几种样式。道德律排斥了行为责任实践性的一面,将价值的产生归结于道德律,这意味着行为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失去了主动性、自为性,行为责任价值的应然性取决于对道德律的服从。社会存在形式的去魅化,价值标准从终极型存在形式转化为实践中伦理应然性的存在。伦理的价值应然性要求行为主体将行为责任价值产生划归己有,重新回归行为主体实践价值之中,并通过主体自为性与行为主体之间理性价值关系得以确立。现代社会的价值要求,标准行为责任价值存在的真正实现必然要通过行为主体将行为责任的应然性委托于社会,并最终以社会价值的形式加以表达,应然价值的行为责任存在形式得以超越,实现自我价值存在的延伸即行为责任社会价值的真正实现。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教学伦理困境及其治理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借助于融媒体智能技术的迭代整合和创新,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大学教学场域,形成了新的教学模式和形态,具有自主决策和行为的人工智能开始被视为道德主体.传统大学教学在被深刻重构的同时、发生着巨大变革,也引发了人们关于教学伦理问题的思考.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大学教学场域,人工智能技术导致教学有限理性行为、传统教学优势消解、教学公平遭遇新挑战、隐私侵犯等一系列典型伦理问题开始凸显.为此,加强大学教学伦理治理应立足长远,致力于构建大学教学良性伦理秩序.在实践中坚持系统性治理理念,从价值秩序、制度秩序和心灵秩序三个维度进行构建,其中价值秩序是基础、制度秩序是支撑、心灵秩序是追求,有机形成大学教学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力量.     

先秦儒家的孝道及其现代意义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认为孝不仅是指从物质上赡养父母,而且包括精神上尊敬父母。孝是实行仁的根本,由“孝亲”推而广之则是“泛爱众”的仁德。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关于孝的思想,并把它推广为普遍的社会道德。《札记》等典籍中也有许多关于孝的阐述。在当前把握并弘扬先秦儒家孝道,对于维护家庭与社会稳定,建构符合时代精神的伦理道德体系,都具有积极意义。     

风险社会治理与科技伦理应对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又给人类带来了难以预知的危机风险。人类正步入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自身正面临着种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科技发展的危机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使其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人类自我道德确证的历史——伦理学史新论

伦理学史不仅仅是伦理学的学说史。它是人类自我道德确证的历史,是人类追寻现实世界中完满和谐关系的历史,是人权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道德意识内在逻辑发展的历史。从上述四个方面追寻伦理学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标示出的人类道德意识的进步,将使我们对伦理学史的研究有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和对伦理学史本身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     

科学伦理：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

科学的产生是人类劳动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但是，科学用于社会具有双面效应：一方面，科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科学运用于社会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科学的利弊都关涉人类生存的伦理问题。通过从伦理学的视角透视科学发展和科学活动中的伦理关系，探析科学用于社会所带来的影响人类生存的社会问题，论述了科学伦理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     

“中庸之道”:中西伦理学互鉴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范畴不只是一种规则否定性,即强调区别不足和过度,而且恰是旨在求取行动中的“真”,内在地指向着柏拉图“知识就是德性”的理智德性命题。中国古代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则与西方的这种古典德性伦理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精神实质上十分相似,对于只强调“合法”的现代法性伦理(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义务论)均具有治疗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