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传播中新闻发布渠道的多元化问题

在政府传播视野中,政府作为传播者,凭借权威的、独特的社会管理者和国家意志执行者的身份,独占核心信息资源,对信息进行把关、整理和开发利用,期望达到对内推行政策,形成一致的目标和态度;对外塑造政府形象,与受众沟通,依据反馈信息调整政策。从完善政府传播效果出发,新闻发布渠道势必要以组织传播为主导,融合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以高度整合的多元传播渠道,改变以往单向的、缺乏信息反馈、忽略非组织传播渠道的状况。     

政策解读的传播模式与传播效果评估研究

政策解读是推动政策得到良好执行的重要手段,因此,梳理政策解读的传播模式,建构传播效果评估的方法,推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媒体与公众的良性互动就显得格外重要。政策解读的传播模式根据传播渠道与传播关系的不同可分为直线模式、压力模式等七种。对政策解读传播效果的评估将以"政府—媒体—公众"的互动为分析框架,针对信息发布主体、传播中介以及受众确定相应的评估指标与方法。     

论政府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义

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政府和公众之间沟通的渠道,是政府公关的重要形式。它是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和社会的发展,大力推行这一在现代社会广泛通行的制度,对于促进政府的政务公开、信息透明,规范信息发布渠道、扩大民众的知情权、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有着积极的国内、国际意义。     

城市人文精神评价指标体系建构初探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公众参与,是加强社会管理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政府是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推进公众参与是其重要职责。然而,政府在推进公众参与进程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强化公民意识、健全参与机制和公开社会管理信息。     

社会化媒体崛起背景下政府传播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崛起使社会传播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传播权开始分散,传统主流媒体的地位受到挑战。社会传播格局的变化使政府传播面临直接传播陷入"塔西佗困境"、间接传播效力弱化、舆论调控手段受到限制等问题。因此,政府需要通过以下方式提升传播力:善用、善待、善管媒体,提高政府新闻执政能力;创造"白箱"政治,提高公众对政府传播信息的信任度;转变政府角色,提高政府信息传播的公平度。提升政府传播力是项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工作人员执政理念和传播观念的转变,也需要政治体制和传媒体制的改革。     

信任、捐赠与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

筹资困难是大多数非营利组织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障碍之一就是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不信任。为此,有必要在确保非营利组织自身值得信任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具体可以通过政府管制、中介机构评估、媒体监督等渠道向公众提供相关信息,以此提高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度,促进捐赠事业的发展。     

政府形象传播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当前政府形象传播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比如能力困境、责任困境、接受困境、道德困境和引导困境等,产生这些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期待与现实的反差、宣传与交流的信息失衡及问责与担当的制度缺位等。破解政府形象传播的现实困境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确立服务公众的形象本位,二畅通对话交流的形象渠道,三巩固为民谋利的形象符号,四疏解舆论监督的形象批评,等等。     

消费者对乳品质量安全信息需求及认知行为分析——基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消费者的调查数据

调查数据显示,消费者对乳品质量安全信息表现出较为强烈的需求意愿,大众传媒是消费者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在消费者购买乳品时,生产日期、安全标识等信息的利用频率较高；消费者对乳品质量安全体系的认知水平相对较低,但对政府职能机构发布的质量安全信息的信任度较高.因此,建立乳品质量安全信息发布渠道,完善消费者的教育体系,提高政府的公众信任度,强化安全标识制度是满足信息需求、提升消费者对乳品质量安全识别能力的重要措施.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电子政务绩效评价比较研究

近年来,我国电子政务有了切实的进展.除个别县区级政府外,政府网站已基本普及,且服务质量较建设初期有较大提高,逐渐成为政府信息公开、政民沟通的重要渠道.但同时,我国电子政务发展中也存在着总体应用水平不高、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政府网站在线服务、特别是公众参与的应用水平低,缺乏统一合理的规划、有效的考核机制和法律保障等问题,它们从整体上制约着我国电子政务的应用绩效和协调持续发展.     

我国边疆地区公共危机管理的状况与对策——对内蒙古公众的调研分析

文章基于公共危机管理的公众视角,调查了内蒙古公众对我国边疆地区公共危机问题的关注现状、危机信息传播管理、社会安全感、公众对公共危机管理的评价和对策等内容.我国边疆地区公共危机管理具有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点,呈现公众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的趋势.为此,建议我国边疆地区政府,要充分利用公众的偏好与其互动,重点加强社会突发事件的管理,改进教育、管理和培训方式,提高政府管理效力,完善公共危机管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