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交融中的中国文化观——以施韦泽和钱穆为例

钱穆对于中国文化有“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天人合一、文化与自然合一的最高信仰”、“宗教、政治、伦理、艺术、人生一体化的人生观念”的概括,而施韦泽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钱穆的见解相当一致;这种文化现象启示我们去反身重新认识自身文化传统的优秀价值,以确立对待自身和外国文化的合理立场。     

钱穆的法治新诠及其启示:以《政学私言》为中心

为应对西式流行话语和现代政治转型的挑战,钱穆立足中国传统,围绕法治问题提出了颇具新意的解释。他的法治新诠包含三个递进层次,即普遍性的系统规则和制度、立国宪制、政体安排。钱穆强调现代中国的文明政治需要充分重视民众的自由刚健精神与国家的优良公共治理,在立国宪制中维系一种自由进取的衡平精神。基于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的保守化处理,钱穆构划了一个以贤能政治家群体为中心、尊严与效能相维制的衡平政体。其论述一方面包含了对传统礼治、法治的现代阐释与评估,另一方面引入对西方传统的别样审思,呈现出“新诠”之为新的双重指向。     

政治之为一种责任——古典政治哲学的启示

古典价值与现代价值的不同,导致古典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思想的差异.以整体性为本位的古典政治思想把政治当做责任进行分配,这在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国有大致相同的认同.然而以个体性为本位的现代政治思想把政治当做权利进行分配虽在现代社会得以确认,但仍有借鉴古代政治思想的必要.作者以古代希腊政治哲学与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为视角,对中西方古典哲学中的责任意识进行比较,阐述了古典政治责任的优先性及对现代政治的启示.     

钱穆的历史文化构成论及其中西历史文化比较观——对钱穆历史文化哲学的一个审视

钱穆认为,历史和文化是同一的,历史文化是由经济(物质生活)、政治和精神(思想)三个层面构成,而精神的核心又是道德。钱穆进而从这三个层面对中西历史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指出道德是历史文化的本体,具有终极意义。中西历史文化的不同,就在于中国是一种以道德为核心的内倾文化,而西方则是一种以物质经济为本的外倾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了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正途。钱穆的历史文化哲学及其中西历史文化观,既有其提出的时代合理性与现实价值。也反映了其历史局限性与民族文化本位论。     

再思张君劢、钱穆之争:文明与宪制之辩

张君劢、钱穆两先生均为现代新儒学之重要人物,然其为学路径不同,故对中国传统政治之性质、对儒家义理转生现代政制之前景,持有大体相反的看法,而发生或隐或显之争论。张君劢认为,构建现代中国之良好政制之路是自移植西方民主,钱穆先生则以为可在儒家文明内部转生创发。由此,两人对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方案也持完全不同的看法:钱穆支持,而张君劢反对。此一分歧实贯穿19世纪末以来之现代儒学发展,今日则展开为港台儒学与大陆新兴政治儒学之争。     

社会转型、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关于公共权力正当性和政治秩序如何持久的问题.源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协商性民主理论,强调通过程序主义对话伦理赋予公共政策或立法以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对于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超越.协商性民主在政治参与、法律监督、政治博弈、程序正义方面的优越性,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重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架构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主流和"常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儒家政治伦理逐渐形成了以礼仁、民本、中庸、和合、忠孝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伦理架构。在现代社会,随着现代性而出现的政教分离、历史进步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现代意识,对儒家政治伦理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挑战。因此,只有对现代意识进行解构,重新恢复古典与现代的对话与和解,还儒家政治伦理以本来面目,才能实现儒家政治伦理的现代价值。     

钱穆“中国文化最优论”评析

钱穆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重建的国学大师。钱穆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的发生论维度、文化的时空维度、文化的个性维度、文化的包容性维度、文化的生命力维度、史学维度等论证了中国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得出了“中国文化最优论”的结论。在当前的“国学热潮”中,重拾国学大师钱穆的精神财富无疑是必要的。钱穆的这些思想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超越古典乌托邦——晚清政治小说新论

晚清政治小说以全新的叙述起点,设计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也开启了中国小说关注社会现实的大门。在传统农耕社会人们的社会理想是陶渊明《桃花源记》里描绘的古典乌托邦图景。晚清政治小说想象和描绘了未来国家景象,实现了对古典乌托邦的超越。政治小说内容的功用性超过形式的艺术性,另外政治小说本身属于上层知识分子的集体愿望,没有体现普通民众的想法,因此没有实现最初的设想。但政治小说毕竟带给人们无限的的憧憬。     

西方现代政治：对《圣经》传统与古典传统的双重反叛

按照列奥·施特劳斯的理解,西方当今政治不但是现代的,而且是世俗的,它排斥一切超验的源头,包括犹太一基督教的上帝和古典哲学的超善。现代政治之所以能将对两种传统的反叛毕其功于一役,是因为在前现代社会,无论是《圣经》传统还是古典传统,都强调在日常生活之上还有一种更加高级的生活。西方现代社会反对这种二分法,而给予日常生活以充分的肯定,这一点正是现代政治反叛两种传统得以可能的关键。现代政治要求从习俗、道德和宗教的自然洞穴中脱离出来,日益哲学化,此即列奥·施特劳斯所谓现代政治的“走火入魔”。     

中国古代社会对开封犹太人的认识和态度

在现存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对开封犹太人的认识与态度。宋朝时期,犹太人以朝贡的方式与宋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宋政府同意其"留遗汴梁",从而开创了两个民族友好交往的新篇章;元朝时期,犹太人属于色目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其某些习俗和生活方式与主流社会发生了冲突,元政府在尊重其社会地位的前提下,对犹太人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习俗进行了干预和调整;明清时期是开封犹太人的变革时期,开封犹太人采用"适应性"策略融入主流社会,并得到主流社会的充分认可,他们逐渐被中国的主流文化所同化。     

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宗教接力”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宗教的社会性及其功能愈来愈发展,逐渐成为独立于政治和市场之外的独立的社会力量。在当下中国,多元宗教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性特征。首先,宗教组织正在成长为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主体,这使“政府放权、宗教接力”成为一种可能;其次,当代中国宗教组织在实际运行中逐渐发展出服务社会的强大功能,这为它本身成为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又奠定了现实的基础。这就要求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新阶段,进一步发挥宗教的社会作用,使“政府放权,宗教接力”成为一种现实。     

“三不朽”的关联及其属性探究

春秋时代穆叔（叔孙豹）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说,但并未对此作进一步的解说,尤其三者的主次、属性等均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论证对三者的意涵界定和关联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穆叔在提出“三不朽”时三者是并列关系,并无高下之分;孔颖达在注疏《左传》时明显地认为立德高于立功、立言又可能在立功之下;钱穆等则认为立德较高,其余二者不分轩轾;倘若从儒家重德的立场来看,立德当属最高,立德、立言皆应受德的制约,且二者只要遵循德的制约,性质难以区分高下。“三不朽”需要一个人在生前完成,是重在现实社会与社会群体,属性是入世的;“三不朽”所谓不朽,仍有时空的限制,与所立之德、功、言的影响有关,属性是重质量的;不朽还存在一些恶的形象,“三不朽”意在鼓励积极向上的正面意义,属性是正面的。可见,“三不朽”是人人皆可企及的,是有益于社会群体的,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是大众追求的人文精神,也是文学艺术创作所追求的目标。     

当前中国政府应当考虑的十项策略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历史转型期,中国政府需要根据历史转型的特点以及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做出系统、全面的策略选择。具体地说,当前中国政府应当考虑的策略包括意识形态策略、制度策略、经济体策略、文化策略、组织策略、社会结构策略、教育策略、生活策略、政治策略、社会保障策略10个方面。     

我国古代调解制度解析

调解制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调解产生于古代无讼的法律文化之中,寄托着古代统治者对建立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调解制度适应于古代中国小农经济下的宗法家族社会,同时,又是封建社会统治者实践其“德主刑辅”政治主张的重要方式。古代的调解制度在漫漫二千余年中,既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基石,同时也在客观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二千余年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古代调解作为一种法律文化现象,对我国现代调解制度的构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科举考试的功能与科举社会的形成

科举制在长久实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教育、文化、政治等多项功能,并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宋代以后,科举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影响,使中国逐渐成为一个以"凭才取人"的人才选拔标准和能力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为表征的科举社会。中国封建社会所以从门第社会走向科举社会,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摆脱人情困扰,追求社会公平。受此影响,中国社会至今仍有解不开的"考试情结"。     

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和之美

中国古典美学以“和”为美的实质是以“中和”为美。蕴含诸多文化意蕴的中和之美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的根本精神,是古代中国人生实践和艺术创造的最高理想,其内在特征是刚柔相济,外在表现是文质彬彬。中和之美的理想和追求渗透着古代社会对人的、道德伦理的、社会政治的理想,是“天人合一”的至美。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权威体系及其博弈

中国古代社会在专制的大背景之下,基层社会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即通过国家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的博弈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维系。总体来讲,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两种力量,一种自然是代表国家的官府,另一种即是民间力量,习惯上把他们称为乡土精英。国家力量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在历代以及一代的不同时期,其范围与程度都是不断变化的,但国家公权通过对民间权威的“借用”却是始终存在的。这种间接统治的中介力量就是民间权威,其中主要是士绅和宗族。民间力量在为国家力量所用的同时,也获得权力,在家国同构的大背景下,其所引领和推行的民间规则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成为基层社会治理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结晶--《奉使图》

清代曾四次出使朝鲜的中国使臣阿克敦绘制的<奉使图>是关于古代朝鲜的自然和社会的图册,对古代朝鲜的社会文化、政治、外交礼仪、民俗、民情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图文并茂的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结晶.     

中国古代酒禁论

酒禁是中国古代国家权力机制对社会酒事行为或酒营活动进行强制干预的一种行政控制手段,其禁令内容既包括取缔社会酒类消费、中断一切酿酒、酤酒、饮酒等社会酒事行为,同时也包括国家实施榷酒政策垄断酒业经营,专禁民间私酿私酤的酒政限制。中国古代酒禁政策代有变迁,禁酒原因各有差异,不尽相同,但对犯禁行为实施重刑惩罚,却是历代酒禁立法的共性现象。作为国家权力干预酒文化或酒业经济的一项专制政策,酒禁的结果,使中国古代酒文化或酒业经济的发展,被打上了十分强烈的专制政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