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行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制度规范。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宪政民主政体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实施行政问责制是推进民主政治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实现高效廉洁的必要基础,因此推行和完善我国政府的行政问责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我国行政问责制还面临诸多困境,主要有:问责主体缺乏法定明确性,异体问责相对薄弱;问责的法律体系不完善,缺乏强制力作为保障;政府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政府信息公开的有限性。为了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政府就要转变行政理念;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制度体系;构建权责一致的行政问责制度;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     

关于高等学校推行问责制的实践与思考

高等教育和其他领域一样,推行问责制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大庆石油学院是全国高校开展问责制工作较早的单位之一。通过问责,增强了领导干部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找到了工作不足和改进思路,密切了干群关系,促进了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做好问责工作,前提是宣传和动员教职员工积极参与,基础是明确领导者的责任,重点是梳理意见和建议,关键是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     

关于新时期我国行政体制改革问题的思考

行政体制改革在各项改革中处于关键位置,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因此,党的十七大以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形成责权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同时,这次改革的突出特点是着力于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行政体制改革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而且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会产生重要影响.所以,应该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切实搞好行政体制改革.     

中国府际关系的现状及发展趋向

府际关系,亦称政府间关系,既指国内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工关系,也指国家间各级政府之间的交往合作关系。府际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之间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它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有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中国的府际关系以纵向关系和条块关系为主导,横向关系并不显著,但近年来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中国的府际关系正处于深刻的变动之中,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特征:一方面是府际关系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迫切的调整与变革诉求;另一方面则是府际关系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态势下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意愿。但总体而言,其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块块相隔、条块交错的联系形式仍是府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中央—地方间的纵向府际关系仍然是府际关系的主体,以层层节制为特征的单向权力运行模式在府际关系的实践中发挥着主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一体化全面推进和跨域公共事务不断增加,中国传统的府际关系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区域合作深入发展的需求,因而面临着调整和变革的压力。为适应这一客观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府际关系必然会呈现出纵向府际关系法治化、横向府际关系制度化、府际关系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为了推进府际关系的良性健康发展,政府及其官员应该进一步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积极主动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政府官员问责制：多维理论基础与制度建构探析

近年来,我国官员问责事件频频出现于媒体报道,官员问责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行政生活中的惯例,现代化的官员问责制似乎已经呼之欲出。针对这种现象,文章着重在我国现实的政治、法律、行政和社会背景下,探讨建立政府官员问责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就确立我国政府官员问责制度提出立法建构的设想,指出应当遵循的原则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行政问责制的约束软化问题研究

2003年至今,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一直存在着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问责信息缺失、问责文化滞后等问题。以S市近年来的行政问责情况进行分析,呈现出行政问责的约束软化问题,通过分析表现影响、原因,提出了应对行政问责制约束软化的对策。     

当代中国立法与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的演变

当代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发轫于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之初,基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及发展民主的紧迫需要,加之第二代领导集体广泛的群众基础及他们对一些特殊问题的妥善处理,我们采取了立法有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策略。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立法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策略发生了重要转变,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立法开始变得审慎、持重,三思而行。当前,妥善处理好立法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紧迫而重大的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成效与突破

30多年来,中国不仅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改革富有成效,实现了民主政治指导思想、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和民主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突破。     

从官员复出失范审视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漏洞及其修复

问责官员的去向与安置作为行政问责最后一个环节既体现行政问责的执行效力,也反映行政问责制度本身完善与健全的程度。问责官员悄然复出、迅速复出、神秘复出甚至无痛复出等失范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漏洞,如缺少对行政问责客体的后续跟踪和监督机制,问责标准模糊、范围狭窄,问责程序启动的内生动力不足,制度合法性自我消解等。重视并规范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细化并统一行政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及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执行力度是修复行政问责制度漏洞、促进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深化行政问责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中国加入WTO的政治意义

政治与行政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全球化对中国的政治与行政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中国政府在加入WTO时做出了在政策的透明度、确定性、公正性等方面要达到国际标准的承诺 ,这意味着要更加强化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为此 ,需要深入进行行政体制改革 ,这种行政改革应该以自己的服务对象为中心。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特点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是对中国行政发展经验的理论总结,是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未来发展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具有本土性、政治性、人本性、服务性和效能性、系统性、发展性等基本特点.     

中国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变奏

中国改革实践与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处于双向互动之中。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集中在中国政治发展理论框架的构建、中国政治发展一些重大问题的宏观探讨和中国政治发展时政热点的分析上。民主政治模式、新制度主义模式和治理模式是中国政治发展研究所形成的主要理论解释模型,实现“善治”与“和谐”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目标,而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创新、推广基层民主、加强执政党建设则可以被视为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步骤。     

困境与突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主政治之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开拓与理论奠基为视阈

民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的重要内容,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是体现了对于这个价值的追求。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开拓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新道路。不仅确立了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民主政治发展的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而为新时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主价值目标奠定了理论与实践根基。     

挑战、批判与反思:解读当代西方的新公共参与理论

自20世纪末期进入信息社会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亦或发展中国家,"公共参与"的需求都不断"膨胀".本文认为其动因在于:教育、信息技术、民主行政的需要,产生了所谓"新公共参与".之后文章分析了新公共参与产生的社会背景;新公共参与与传统的参与理论之差异与共性;为什么公民与政府官员都"不喜欢"公共参与.此外,文章还指出新公共参与主要倡导与强调的是公共参与不仅分享政府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分担政府的责任;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剖析了对于新公共参与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现代性的政治规划与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墨菲的民主政治理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墨菲在其代表性作品《政治的回归》当中提出现代性问题离不开政治问题,现代性只有基于社会关系所揭示的新社会形态而言才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政治规划就是启蒙以来的自由和民主理想。正是这一理想的单一化和一维性才导致某种政治规划上的本质主义,这在墨菲看来是女性问题的根源。在墨菲看来,现代性的政治规划所诉求的民主与自由的协调统一,只有在社会主义当中才能实现,从而提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与政治文化更新

本文在分阶段地阐述了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基础上,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指导思想上的得失和经验进行了认真地总结和深入地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总体特征和未来趋向.总体特征是围绕党的领导和执政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未来趋向是人民民主的法制化,重点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人民权利的有效落实和正当行使问题,党的先进性和人民的公民文化建设问题正逐渐凸显出来,尤其是政治文化更新问题,已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向前推进和深化的基础.     

论公民意识对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

公民意识是一种主人意识,也是一种主体意识.公民意识滥觞于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国家,但这种公民意识是不发展、不充分、不完备的,具有狭隘性和局限性,甚至模糊性.整个人类封建社会没有出现过公民现象,有的只是臣民.近现代随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和公民意识得以生成.依据列宁"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的思想,公民意识对构建民主政治制度,推进民主政治与法治政治的有机结合以及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都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我国封建社会持续时间较长以及特殊的政治文化传统等原因,要想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必须大力培植和强化全体公民的公民意识.     

协商民主理论本土化的可行性与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属于典型的西方话语系统.对中国而言,这一理论可以引进,但由于中国和西方的国情以及民主化进程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因而在西方多元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协商民主理论要想对中国的民主化发挥更大的理论影响,就必须加强以本土为思考对象的理论反思.应该基于从中国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概念、范畴和方法而不是国外舶来的概念、范畴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协商民主实践中的本土问题,建构本土化的协商民主制度,进而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话语系统,形成能够更有力地解释和指导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