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后经学时代的文学之思--关于王国维文学研究的重新认识

以经学作为理论资源 ,运用经学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话语方式来定义和评判文学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主流。时至 2 0世纪初 ,经学对人们文学思考的控制却难以为继。此时王国维的一系列文学研究活动颇引人注目 ,尤其是《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分别在小说论、词论、戏曲论三个领域消除了经学眼光 ,尝试了新型的文学批评模式和文学研究方法 ,其基本思路、价值体系和主要术语 ,都已凸现出“后经学”文论的特征 ,成为中国文论走出经学时代的第一人。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诗经》的文学阐释——从先秦到清代

从先秦到清代(不含清代),《诗经》的阐释始终以经学为主流,但其文学阐释也如涓涓细流流淌不止,每个时代都对《诗经》的文学特性及文学价值作出了一定的阐发,为经学全盛的清代在《诗经》文学阐释的巨大贡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诗经》最终摆脱经学的藩篱走向完全的文学阐释提供了可能.     

先秦史传文学叙事传统与汉代今文诗学的经学叙事

先秦史传文学作为中国早期的叙事文学代表，对后世叙事文学影响巨大。汉代今文诗学著作《韩诗外传》中的某些叙事篇章，与《左传》、《晏子春秋》等先秦史传文学有着明显的直接承袭痕迹。今文诗学的经学叙事中继承了杂史类叙事传统，而对《左传》中的故实，或不加采信，或加以改编、敷衍。这种出于经学目的的文学化叙事，客观上促进了叙事文学的发展，对后世的子部小说及杂史类传记文学都有直接的影响。汉代经学叙事对早期史传叙事传统的继承、发展和新变，是中国早期叙事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圣经文学研究20年

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后期,圣经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一直是无人涉足的学术禁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复苏,逐渐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文从圣经文学综合评介、圣经文学专题论述、《圣经》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四个方面扼要总结了中国圣经文学研究20年来的主要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论《诗》学与两汉辞赋观的发展－经学与文学关系之考察

两汉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是一种文学性的活动 ,但在两汉经学极盛的大背景下 ,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没有超然于经学这种时代发展的主流思潮之外。两汉辞赋的创作及批评与经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诗》评《骚》、据《诗》论赋以及辞赋作品的采《诗》用《诗》中。这充分体现了两汉时期经学文学化与文学经学化的互动特征     

中国希伯来文学研究启示录

希伯来文学指犹太人或以色列人用希伯来文创作的文学。1980年,朱维之先生的《希伯来文学简介》一文标志着我国新时期希伯来文学研究的起步,其后,希伯来文学书籍相继印行,研究工作渐趋深入,圣经文学方向的专门人才培养机制也在高校和研究机构逐步建立健全。20多年来,中国希伯来文学研究的实绩主要通过希伯来圣经文本研究、希伯来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研究,希伯来文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探讨三个方面体现出来。学术研究中,实证考察与理论探索并举,两个方向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已有的学术基础上,学者们只要脚踏实地地探索一条富于民族特色的学术创新之路,中国的希伯来文学研究必能尽快与国际接轨,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充分认可。     

试论扬雄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 ,对唐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文学成就为唐人所肯定 ,其安贫好学、埋头著《太玄》的精神为唐人所称颂 ,其“征圣”、“宗经”的复古主张为唐代的古文运动所继承     

《汉书》中经学、史学、文学的互动

整部《汉书》以经学为精神指导,以史学为起点,以文学为表现,三者在作品中互相参与、影响,组成作品内在的浑圆特质,经学影响史学的思想、体制,影响文学的写作、精神;史学影响文学的写作、精神,加强巩固了经学的思想;文学特点的鲜明化,正是对史学学科和经学学科特点的否定,从而促进了学科各自的独立。     

走下经学圣坛的诗：明代诗经学刍议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性是其最本质的属性。然而,自汉代将其尊经之始,在经学视域下,《诗经》逐渐远离诗性特质,而被赋予厚重的经学内涵,推向经学的圣坛,承载着传播经学思想的重任。诗经学发展至明代,伴随着明中叶新思潮和诗学理论的产生,一股《诗经》文学阐释潮流兴起,使《诗经》研究实现了由“经”向诗的本质回归,确立了明代诗经学重要的学术地位。     

《太玄》的撰著旨趣及儒道兼赅的哲学思想

扬雄创作<太玄>有其深刻的社会人生和历史文化背景.<太玄>仿象<周易>,吸收秦汉以来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并与当时社会所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密切结合,构建了一个无比庞杂而又自成条贯的哲学思想体系.扬雄继承并发展了其师严君平"引<易>入<老>"的学术特点,他的<太玄>兼赅儒道,对后来的魏晋玄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郑玄生平事迹考略

郑玄 ,北海高密人 ,公元 12 7年生。 18岁为乡小吏 ,后造太学受业 ,遍习今古文经学。 32岁西入关 ,拜在马融门下 ,七年后回归故里。遂遭党禁 ,闭门教学撰述 ,达 14年之久 ,这是他学术大成时期 ,《三礼注》即完成于此时。 5 8岁党禁解 ,凡征辟皆不应 ,仍潜心经术 ,却忧伤时事 ,时刻关注国家命运。 70岁写下著名的《戒子书》。 74岁病卒于元城。郑玄对两汉传统的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的加工改造 ,创立郑学 ,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郑玄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位伟人 ,一位学术巨匠     

魏晋经学的演变

儒家经学在魏晋时期发生演变,而其传统地位在黄河流域仍得以继续.汉魏之际,汉学衰而郑学盛;魏晋之际,王学出而郑学衰.魏石经的刊刻,是魏晋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随着西晋王朝的覆亡,王学亦为后人所弃,但儒学传统仍在中原地区继续传承.     

论西汉中期贤良文学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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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郑玄的五经总义类著作及其意义

因为文献传承的不一致与家法的分立,汉代经学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对同一部经典的不同解读。故而官方政权和学术领域,都有了统一异义的需求。许慎、郑玄两位大家又对五经异义展开论辩,并形成了《五经异义》、《驳许慎五经异义》两部文献。此外郑玄又有关于六经大义的综合性立论著作《六艺论》。这三部书是东汉时期五经总义类著作的重要文献,对了解这一种重要的经学著作的体例和东汉经学由专经向贯通的发展趋向,都有重要意义。     

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两汉的今古文之争,性质绝不相同.西汉的今古文之争,是利禄之争;东汉的今古文之争,则属学术道统之争.今古文之间绝非壁垒森严,水火不容,其争点仅在<左传>.今古文经学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融合的政治基础.古文经学家多通人,这是融合的学术基础.今文经学的腐败,则提出了改造传统经学的任务,这种改造在经学范畴内,只能走融合的道路.许慎首先在融合方面作出贡献,而郑学的出现,则标志着汉代传统经学的改造和融合的最终完成.     

略论石渠阁会议中的丧服观

甘露三年三月,汉宣帝召集儒家学者,主持召开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在讨论丧礼时,汉代礼学家探讨了经书中大夫之臣为诸侯、父卒子为改嫁之母等不被时人理解的丧服关系,并对《仪礼.丧服》中宗子孤为殇、逾期不葬除服等内容作了进一步辩论。通过讨论,澄清了《仪礼.丧服》记载的相互矛盾之处,正定了当时的丧服关系,为汉代丧礼的进一步完备奠定了基础。     

论魏晋之际“三不朽”的价值困境

"三不朽"作为儒文化的主流价值,经历了由隐而显的发展历程。羊祜身处汉晋之际,既秉承儒家传统,追求"三不朽"的价值理想,同时又因玄风的感染而探寻生命的终极意义,形成矛盾复杂的心态,折射出儒家"三不朽"的时代困境。正是这种矛盾及困境,赋予了羊祜岘山感伤及堕泪碑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郑玄《尚书》训诂的谶纬化

郑玄是汉学的总结性人物,其《尚书》训诂,是东汉《尚书》学之代表。郑玄《尚书》训诂,融古文、今文、谶纬于一体,是两汉《尚书》学谶纬化范围扩大的最好例证。通过郑玄,我们可以知道,古今文《尚书》学的对立并不妨碍双方对谶纬的吸收,谶纬在郑玄手中变成整合古今文《尚书》学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