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原因探究——以厦门PX事件为例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政治参与主体行为是否符合政治系统的程序和制度,政治参与可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近年来我国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现增长趋势,研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认识其表现形式,分析其原因,寻找治理对策,对于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以厦门PX事件为例,试图从国家制度、公民文化、信息技术等方面分析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并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广州公民政治参与若干特点

广州公民政治参与有明显的特征:组织化程度较高;以制度化和理性化的政治参与为主,同时存在非制度化和非理性化的政治参与;民生型问题是政治参与的关注焦点;新闻媒体是政治参与的主流渠道;政治参与因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体现出层次性。把握这些特点,对于促进广州公民政治参与朝有序化方向发展、推进政治民主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和谐社会视阈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思考

公民普遍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持续凸显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不仅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公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以及参与制度不完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公平问题凸显,政府主导下公民自动参与的不足及公民政治素质偏低,传统依附性文化以及新时期公民的政治冷漠等导致了越级上访、请愿、行贿、抗拒和暴力对抗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的持续凸显。在客观分析其表现与原因的基础上以治理的视角,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中,培养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培育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参与型政治文化,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公民社会生成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向度

现代社会的转型是社会秩序趋向动态稳定与公民权益普遍发展的统一,公民普遍化政治参与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是现代政治体系的合理化的重要特征。在社会转型过程凸显的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体系趋向合理化的伴随产物。公民社会的生成与社会政治体系的合理化是同一实践过程,亦是治理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逻辑向度。公民社会依存的社会中间力量生成有助于理顺国家政府与社会领域的依存维度,以及公民社会内含的公民主体意识和公民文化有助于培育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考量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进度,不能仅仅看在政府主导构建下的可量化的相关民间组织的数量及增长态势,而应侧重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以历史的视界动态地考察公民社会组织在促进中国＂社会-政治体系＂合理化方面的实际功用。     

扩大新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根本保证。目前我国新社会阶层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现象依然存在,其消极影响是破坏公平准则、阻碍实质民主、滋生社会腐败、降低社会公信力等。为此,一要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优化政治参与制度创新的政治环境;二要以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为契机,完善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相关制度;三要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保障,确保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合法有序。     

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对策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存在着制度化参与的困境。为破解这一困境,需要采取提高收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加强和普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感等措施,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社会建构还是资源动员？——社团卷入与人际关系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网络机制研究

中国的社团组织和人际关系一直以来都被认为与西方社会存在显著差异,在独特的制度、文化及组织情境性下,我国社团组织和人际关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网络机制是否具有独特的情境效应？基于CGSS 2005城乡居民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团卷入对我国公民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都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在公民政治参与中主要发挥了一般普遍性的社会建构作用;而人际网络对公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反向作用于公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在公民政治参与中发挥了独特的资源动员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中,社团卷入与人际关系具有相互增强的交互作用,这拓展了现有研究中人际网络依赖于组织网络的调节机制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参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参与研究经历了起步、发展和繁荣三个阶段。在繁荣阶段,我国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尚没有出现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经典著作。近十年来,我国学界关于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参与的概念界定和分类、政治参与的价值判断、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私营企业主和农民的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以及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等领域。当前中国一方面制度化政治参与不能满足公民政治参与的需求,导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频繁发生;另一方面社会群体间政治参与具有不均衡性特征。因此,今后的政治参与研究要在科学借鉴西方政治参与理论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研究理论框架和体系;重视我国政治参与的不均衡研究,探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和路径;加强如何理性引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研究,防止公民非理性化政治参与的扩大和失序;加强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和成本研究,力求减少公民政治参与成本,提高政治参与效率;重视政治参与不同利益群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推进我国政治参与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特点及致因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改革深化,少数民族地区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日益增多,表现为包括民族分裂活动在内的多种形式,并呈现出诸多特点,破坏了民族团结,危及民族地区现行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本文在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表现形式和特点的基础上,重点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方面探讨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及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收入普遍偏低、制度保障不力、政治文化落后、社会认同感不强等因素影响,当前其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存在着制度化参与的困境。为破解这一困境,需要采取提高收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加强和普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感等措施,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中国现代性公民文化的构建

中国近几年的实践表明,现代性公民文化的构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迫切要求。对象的公民性,文化形式的多元性,政治参与的有序性,是当代中国公民文化构建在价值、形式、实践尺度方面的基本要求。公民文化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淀过程,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努力培养公民性,积极培育公民社会,把思想政治教育和公民文化建设相结合,是构建当代中国公民文化的路径选择。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民间组织的功用研究

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动政治文明进步、实现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我国政府一直以来也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方面进行着不懈努力,为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但是政府的努力基本是从宏观层面,缺少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具体的、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制度和程序。民间组织正好可以弥补政府在这方面的缺陷,在政府的引导和规范下,民间组织可以发挥培养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培训教育公民如何实现有序政治参与、引导公民实践有序政治参与、提高公民组织化程度,提高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能力的作用。     

中国传统等级观念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对策

传统等级观念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意识的一个重要部分,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它是在经济、政治、思想、法律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对于我国当代政治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对于公民政治参与方面意义重大。引导传统等级观念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相协调,利用新媒体使公民的主体性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深化,同时还要重视非政府组织在公民参与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力量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程度的深入有重要作用。通过这些方式,逐步摆脱传统等级观念的束缚,保护公民权利,推动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     

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参与的两重性分析

增加有效的制度供给,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引导政治参与需求,提升政治参与水平,已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社会转型期,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并存、自主性与被动性并存、实质性与形式性并存、理性与非理性并存、微观参与多于宏观参与、执行参与多于决策参与。     

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研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服务对象是公民,目的是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因此公民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所发挥出的作用决定着最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果。同时,也是该体系建设的评价标准之一,提高公民参与度是与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人才、资金和技术的投入等同样重要的课题。文章以黑龙江省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义、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不足之处、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三个方面探讨了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几点对策。     

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有制度障碍、过客心理、经济社会地位低下、权益代表组织缺位等.应通过加快以户籍为核心的社会制度改革、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等措施,促使其政治参与水平的不断提高.     

善治视野下的公民政治参与

中国目前的民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公民政治参与创造了良好环境,提供了制度保障;大量涌现的民间组织也有利于协调新时期的利益关系。同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部分公民自身参与意识有待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体系建设有待完善等具体问题都制约了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只有充分发挥善治视野下有利于公民良好政治参与的积极因素,有效遏制善治理念中制约公民政治参与的消极因素,才能够加强新时期的公民政治参与工作,更好体现中国模式下的善治理念。     

公共政策制定中大众媒体对公民有序参与的影响

扩大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有序参与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大众媒体与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有序参与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这种关系是非线性的,既可以制约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也可以促进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大众媒体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动机、参与方式以及公民有序参与的范围、质量和效果。     

公共领域建构中的公民参与机制研究——基于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具有批判精神和监督功能的弹性第三空间,在两者之间建构良性互动的公共领域是非常必的。在中国社会加速转型背景下,通过建构现代公共领域,以此为切人点培育公民精神、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健全公民参与机制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基础。这一过程的实现,既有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也推动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通过建立政府管理与公民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使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充分发挥善治功能,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构建网络公共领域,成为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现实路径。     

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网络政治实践考察

网络作为政府与公民沟通的平台,发展网络政治是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话语政治的积极实践。以案例作为实证分析工具,对我国网络政治发展进行定性分析和实践考察。分析发现：网络使政府与公民的角色正在发生积极变化,政府由不作为到积极行政,服务行政成为政府追求的目标,个体政治角色正在发生从臣民到公民的现代性变迁;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在逐步形成。优化网络政治发展的路径在于推进行政改革,扩大行政参与的有效渠道,提升公民网络参政能力,发挥网络作为重要的公共领域平台作用,基于交往行为理论建构起公民与政府友好和谐的网络议政参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