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清的商办铁路政策

甲午战后,清政府开始大规模修筑铁路,其铁路政策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官办与商办之间摇摆。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中止了商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简评清末商办铁路

清末商办铁路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2 0世纪初 ,民族危难空前严重 ,朝野上下急思振兴之策 ,收回路权以及组织公司、筹款筑路蔚然成风。商办铁路作为清末民族救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许多方面引起史学界的关注     

张元济与浙路商办

张元济不仅顺乎时代潮流力促商办浙江铁路公司之诞生,而且在"拒外债、保商办"的浙路风潮中充当了急流勇士,同时在浙路商办实践中亦功不可没.     

甲午后“商办”铁路的一例实证——姚锡光日记所见之刘鹗

甲午战后,清廷诏令招商举办芦汉铁路,刘鹗作为"四商"之一起而相应,继又悄然出局。这是刘鹗个人在"借径实业,富国养民"道路上一次功败垂成的经验,也是印证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商办"、"官办"持续争议的一个特殊标本。今据新刊《姚锡光江鄂日记》可清晰勾勒刘鹗倡办芦汉路的实相。在观念上,刘鹗认定"洋债可借,洋股不可招",对维护铁路利权不乏自觉;但在具体操作时缺乏凭借,对政府、洋行两面皆有不实之言。而清廷鼓励"商办"口惠而实不至,以张之洞、盛宣怀为代表的官方力量,更对华商缺乏信任,并相互结成利益联盟。"商办"芦汉路终究无果而终,折射了国家举办新政之际官、商不复同心的现实,也透露出刘鹗作为华商个体格于形势、举步维艰的无奈,并预示了他悲剧性人生的结局。     

晚清的商办铁路及其结局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创建商办铁路公司的高潮.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工商业发展不平衡,各商办铁路公司的资金筹集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内部的组织管理也相差较大,但整体上存在着缺少资金,组织管理混乱,路线规划各自为政等问题,筑路成绩普遍较差.在此情势下,清政府把商办铁路收归国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     

晚清的商办铁路及其结局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创建商办铁路公司的高潮。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工商业发展不平衡，各商办铁路公司的资金筹集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内部的组织管理也相差较大，但整体上存在着缺少资金，组织管理混乱，路线规划各自为政等问题，筑路成绩普遍较差。在此情势下，清政府把商办铁路收归国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     

左宗棠经济思想中纾商力、挽利权、重视商办企业主张述论

左宗棠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在左宗棠发展工商业的经济思想中,他针对传统的“抑商”观念而提出“纾商力”的主张;他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而强调“挽回利权”;他在处理兴办近代企业是采用官办还是商办这一关系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向的问题时,虽然不完全排斥官办,但更重视商办,从而使其经济思想顺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趋向.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官商纠葛:以1930年代广州市电力公司商办权争夺为中心

清末英商创办的广州市电力公司,历经外资、官商合办到商办的过程。1932年7月9日由于各种因素被广州市政府收归市营。政府的强制接管行为,引起海内外同业、商会、社团等的广泛反对与共同声讨,并支持电力公司收回商办权。此后数年,官商之间展开以争夺电力公司举办权的博弈。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其发还商办,但是地方政府并未践行,电力公司命仍由官办。其背后涉及到民营公用事业的商办权的合法保障性问题,抑或是变动政局中如何维护正常的商业秩序,体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利的博弈,官商之间的隔阂,从而凸显了双方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     

晚清人士谈新式企业管理弊端

晚清人士分析了新式企业运行中的各种弊端。他们批评政府以行政权力处理企业经济事务,使企业沾染了封建衙门作风。他们指出官办企业机构臃肿,不讲经济核算,舞弊贪污严重,效率低下;批评官办企业创立与经营过程中的人治现象,指出了决策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他们揭示了官督商办企业因为官方干预而产生的各种弊端,指出了企业人事安排、财务管理等诸多方面的严重失误和弊病。他们还分析了官商合股的商办企业存在的家长制管理缺陷。他们对新式企业弊端的批评反思,极大地推进了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     

论清末的商电官办事件

清末我国电政有商办、官办等区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邮传部尚书陈璧通过购买股份的方式,将商股转化为官股,从而实现了电政的全官办化。就该事件的影响而言,其在推动电政发展的同时,也对商办资本的信心是一个打击。陈璧之所以如此,与其性格的张扬及恤商、商办官助思想不无关系。在今天看来,我们不应将官办与商办对立化,而应该看到,官办商办,官商合作,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必由之路。     

商办抑或官办:从经济特性看早期西沙群岛鸟粪开发

晚清民国时期,广东政府积极开发西沙群岛蕴藏的鸟粪磷矿资源,计划采用招商方式进行。由于商人舞弊办无成绩,政府内部产生了收回自办的思考,受制于缺乏资金、不谙商规等因素,官办方案未能实行。1930年代,广东政府推出大规模国营工业计划,开发事业才取得一定进展。事实上,商办或官办的模式转换并非决定开发成败的关键因素,只有满足一定的工业技术和市场环境要求,海疆经济才能得到稳固发展。     

中国近代官督商办到商办企业经营形式的转换

官督商办企业是洋务运动期间,洋务官僚创办近代民用企业采用的一种主要经营形式。20世纪初,官督商办企业已经逐步转变为商办企业。这种转换可看作是我国近代经济体制的一种变革,是特定社会环境的历史产物。它对于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对官督商办到商办企业经营形式转换的状况、原因及作用等问题作一探讨。     

林则徐最先提出官督商办模式与近半个世纪官方办企业方针的实质

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形式中,官督商办曾一度很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那么,究竟是谁最先提出了官督商办模式,官方为什么始终对它很感兴趣？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官督商办模式是李鸿章创发的,这在目前史学界似已成为定论。是不是李鸿章呢？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件奏折。呈递者是林则徐。但写这件奏折时,林则徐并不是两广总行了,而是流放赦归后在云贵总督任上。奏折叫呕查勘矿厂情形试行开采折严,针对的是云南矿业。“云南矿务,自康熙四十四年归官经理”③,到林氏奏折出现的1848年,官办这种企业经营形式,已经持续了近一个半…     

甲午中日战争与汉阳铁厂的“招商承办”

张之洞于1889年创办汉阳铁厂时选择了官办形式,但他与李鸿章、盛宣怀在采用何种体制上,从一开始就存在官办和官督商办之争,直到1896年铁厂才从官办转变为官督商办.催化这一结果的是甲午中日战争,它所导致的清政府战后的财政崩溃、经济政策转变以及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为铁厂改制提供了条件.     

汉冶萍公司的衰败与国际资本的掠夺——学习列宁《帝国主义论》之体会

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旧中国江南最大的联合企业之一,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含株萍铁路)组成,于光绪34年(1908)经清朝政府批准,正式成立。 公司的前身是清廷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它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里,经历了一个由官办到官督商办到完全商办(汉冶萍有限股份公司)到最后衰败的曲折过程。     

论洋务运动期间的“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是洋务运动期间洋务官僚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经营方式。评价“官督商办”企业的历史作用是研究洋务运动的重要课题。 采取“官督商办”形式的历史必然性 洋务企业采用“官督商办”形式,是有它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的。 中国在明清之际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     

洋务运动时期企业创办方式与企业制度建设

洋务运动时期人们探讨了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中外合办等方式创办新式企业的问题,触及到企业制度建设中如何处理政企关系这一重大课题。     

比较李鸿章、张之洞“官督商办”之异同

官督商办是清代华资民用企业的一种经营形式 ,系于晚清洋务运动期间由李鸿章倡导和推广 ,及至清末“新政”期间 ,又有张之洞极力推行。尽管同是“官督商办” ,李、张二人对之理解和操作却有明显差异。以往论者多有不分李、张而一并评价的倾向 ;也有一些学者虽意识到二人在“官督商办”方面的差别 ,但不曾有人展开过深入讨论。“官督商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为不致误用清末张之洞的“官督商办”来评价晚清洋务运动时李鸿章的“官督商办” ,很有必要就两者在“官督商办”上的异同进行比较。一、股本构成之异同李鸿章…     

郑观应与清季“官督商办”

19世纪80—90年代，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全盛时期。也就在这个时候，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赞扬过“官督商办”，他说：“全恃官力，则巨资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贵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另外诛求；则上下相谁，二弊俱去”①。这似乎成为郑观应竭力主张在中国发展官督商办企业的依据。其实，作为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郑观应在这里主张的“官督商办”，与当时洋务派官僚所主张的“官督商办”并不是一回事，前者的主张只…     

试论中国近代官督商办彩票——以晚清江南义赈彩票为中心的探讨

随着舶来品吕宋票退出晚清彩票市场,其所留下的市场空间吸引了众多彩票商的觊觎。江南义赈彩票得两江总督禀请,获硃批准开,享六年专利,开中国近代官督商办彩票之先河。江南义赈彩票虽然企图利用官方的保护实现对彩票市场的垄断,但是,其销售额度的变化也深受社会时局的影响,并最终为官办彩票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