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理解《过秦论》的结论

贾谊《过秦论》(上)的结尾有这么几句: “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如何正确理解呢? 《高中语文第四册教学参考书》说:“秦朝速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这个结论表明作者的政治主张的核心是提倡仁政、反对暴政。”     

试论《毛诗正义》之"文势"说

魏晋时期,发轫于政治与兵法的“势”被引入学艺术领域而出现了意蕴十分丰富的“势”论,理之“势”是其内涵之一。《毛诗正义》吸收了魏晋以来的《诗经》研究中注重辞义理的动向,将理之“势”引入对毛传郑笺的解说之中,形成其阐释中的“势”说。“势”说重在解决经、传、笺之间的扦格,而着眼于诗之意旨与其语言结构的关系,从阐释方法上强调了诗的语言不是孤立的存在,阐释义理不能脱离诗的整体,要注重语言的表达形式。其“势”说的意义在于,作为一部奉敕之作,它将魏晋以来本属经师个人的说诗方法经过官方的认肯而成为经典的说经模式,大大地扩展了影响。     

民"自然"君"无为"——《老子》政治哲学发微

《老子》哲学以“自然”、“无为”为核心观念而展开的思想体系根本上属于政治哲学。形而上之“道”下贯、落实于社会政治领域而为政治之最高原则,而道之“自然”亦最终指向被统治者民。由于“自然”乃自本、自根、自主、自成、自由之义,深蕴主体性思想的义理,故民“自然”的观点其实确立起人民乃政治主体即民主之政治原则。“无为”则指向统治者君,为其从政、执政之道德准则。君“无为”乃民“自然”的逻辑必然要求。“无为”之治本质上乃民意政治,其中蕴涵着权力制约的精神。     

《韩诗外传》经世思想发微

《韩诗外传》明显有着关注现实政治、探求治理之道的经世倾向,其经世思想体现在天道论、王道论、道势论等方面。在“天道”层面,韩婴阐发《诗》“受命而王”的天命观,指出神圣之天以灾异警示君政之失,以民心代表其意志,并决定着政权正当性,从而告诫君主“畏天之威” “敬天保民”。其王道论兼言“以情度情”之仁政与“降礼尊贤”之礼制,主张以井田制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以纲纪礼法维系社会秩序。此外,韩婴又从“道势”关系的角度,强调儒学之正统地位,挺立儒士人格,鼓励他们坚守士节,积极参与政治,以“道”的力量抗衡帝国形态下不断扩大之皇权。     

《天论》之“本”确指“农业生产”

董平同志一反前人成说,断言荀子《天论》篇“强本而节用”一句中的“本”非指“农业生产”,“只能理解为国家富强的根本”(见《河北学刊》1987年第1期。)这种理解令人难以赞同。荀子的原文如下:“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移,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信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荀子·天论》)这段话语意明显,并不费解。首先,“强本”与“节用”对举,表明“本”是与“用”(消费)相对的生产。荀子的意思是,只要增加生产和节制消费,天(自然界)就不能使人陷     

纬书与政治神话研究

所谓“纬书”,就是解经的书,“纬”是相对于“经”,即儒家“六经”(亦称“五经”)而言的。据说“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以遗来世”。所以有孔子《七经纬》及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河图》、《洛书》本文(《隋书·经籍志》)。其实纬书与孔子无关,是汉代儒生自行制作的。赵翼《廿二史(答刂)记》中说汉代儒生“上书无忌讳”,所言正是汉儒通经致用犯颜直谏的风气,如昭帝之世睐弘以符瑞言“当有匹夫为天子者”,请汉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京房、李寻以“天人灾异”议朝廷政治     

修己与治人——从朱熹与王夫之对絜矩之道的诠释说起

《大学》絜矩之道的诠释,关系到儒家传统中道德修养与政治治理的问题。朱子对絜矩之道的诠释起于人心之同,以己心为天下之心,可以兴起民众,正其好恶取舍,故絜矩之道仍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延伸;王夫之则认为家、国、天下之间“理势自别”,因此,对絜矩之道的诠释起于教之之道,以立教为本,推行“恒政”,为道德修养与政治治理给出了严格的区分。在对絜矩之道的诠释中,朱子的理论重心落在推度人心与兴起民众共通的道德意识上,即以道德的途径为首出,而王夫之对朱子以来的诠释作了深刻的反思,以政治的角度去探求絜矩之道的实现方式,试图以“恒政”实现教、养、政的统一。总的来说,朱子的诠释更贴合《大学》的文本脉络,船山的诠释则更显理论上的创见。     

《如东县志》编修始末

俗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愚者之辙,知者之鉴”。因修志事业方兴未艾,正以磅礴之势向前发展,故愿在《如东县志》杀青之时,将其编修的前前后后作个回顾,始作引玉之砖吧。     

本校师生论文摘编

(口号诗》作者刘泉原载《文史知识》1992年第4期严格来说,口号诗并不能算是一种诗体,所谓“口号者,即口占也”。“号”和“吟”为同义词,故口号诗,即随口吟诵之诗。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将其列入“诗体”,是缺乏科学界说的。口号诗少则四句,多则八句。因为是随口而吟,草成急就,因此一般只求宣情达     

从语言之气到哲学之气

中国古代的自然观与西方的自然观不同,前者以“气”作为世界的本原,后者以“原子”作为世界的本原。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世界的本原是非形非质而贯通于一切形质之中的“气”。“气”是无形的存在,万物之形由气变化而来。如庄子所云:“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庄子·至乐篇》)“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张载也认为一切可见之象都是气。“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正蒙·太和》)更重要的是,“气”经常处于变化之中,具有运动性。《谷梁传·庄公三年》云:“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杨士勋疏引徐邈言:“古人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然则传所谓天,盖名其冲和之功。”这种“冲和之功”,即气的运行。张载亦云:“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纲组,庄生所谓生物以息相吹野马者与!”(《正蒙·太和》)“若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絪组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申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正蒙·参两》)这正指出     

“某君”、“某公”、“某姑娘”

鲁迅书信中,有时还出现“某×”之类的字样,情况不一,有的是忘其姓名,遂用“某君”代之;有的故隐其姓名,遂用“某公”代之。鲁迅在二九二一年七月十三日致周作人信(《鲁迅书信集》误署八月十三日)中说:“《时事新报》有某君(忘其名)一文,大骂自然主义而欣幸中国已有象征主义作品之发生。然而他之所谓象征作品者,曰冰心女士的《超人》、《月光》,叶     

论荀子的礼法观

荀子在阐发礼的起源时,注意到了礼所包含的相应于法的规范功能,从而异于孔盂对其道德教化功能、对其与血缘关系相联的那样一种脉脉温情的强调。他认为礼的社会功能涵盖了人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荣辱》)所以“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议兵》)。这种意义上的礼与法密不可分。荀子称礼义为“治之始”(《王制》),而法为“治之端”(《君道》),“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这些强调的都是礼与法的一致性,他并由此提出了“礼法”的范畴:“故学也者,礼法也”(《修身》),“礼法之大分也”,“礼法之枢要也。”(《王霸》)     

法家势思想的发展逻辑与梁启超学术公案再判

尚贤与重势是先秦时期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慎子“势位屈贤”的思想从政治统治的层面否定了尚贤路线,开创了重势的政治道路和以“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韩非继承了慎子的政治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理—势”的认识论、“缘理而用势”的方法论、“任势治国”的实践论,完成了由“势”而“治”的理论构建。在此基础上,韩非得以在国家治理层面将“贤”重新纳入重势主义的范畴之中,让“贤”服务于国家善治所需“人设之势”的创建,并最终通过“法治”的治理模式实现“势”与“贤”的统一。法家势思想的发展过程包含了一个“势”与“贤”的辩证逻辑,理解这一逻辑是破解梁启超学术公案的关键。这一学术公案的产生与梁启超对《韩非子·难势》篇中“应慎子曰”思想归属的判定并无必然关系,而是直接来自于他对法家“法治”思想的“误读”,但这种“误读”是他对传统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努力,值得今天进一步思考。     

楚简《老子》道论的主题──简、帛《老子》道论比较

在一段时间里，有关研究者罕言老子的政治道德、政治哲学、南面术，却大谈特谈老子的宇宙本体论，大有此即《老子》主题之势。然而，郭店楚简《尊德义》说：治民有民道，治水有水道，御马有马道，种地有种地之道，“莫不有道”，但“人道为近”、“君子以人道取先”。而《性自命出》也说：“可为道者四，惟人道为可道也”，“是以入道以取先”。那末，老子的“道”、“可道”，是不是也“人道以取先”？或者说取先的是不是君道、政道、治道？而那“天道”宇宙本体论，是不是“虚晃一招”却最后落脚在人事上？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弄清简。帛…     

《东里文集》标点献疑

明代学者杨士奇《东里文集》的整理出版 (中华书局 ,1998) ,为读者研究明代政治、经济、文学等提供了方便 ,厥功甚伟。但细读之后 ,感觉《东里文集》的标点颇有值得商榷处 ,兹不揣浅陋 ,举出数例 ,以便再版时参考修正 ,形成更为完善的版本。1 第 54页“子敬氵存历艰险 ,道万里而归 ,授鸿胪 ,序班”。按 ,鸿胪即鸿胪寺 ,乃明代一政府部门 ,“序班”是鸿胪寺中的官职。故后两句中不应有逗号 ,而应为“授鸿胪序班”。2 第 54页中有一校对错误 ,“明侪一语不合 ,不能容”之“明侪”当为“朋侪”。3 第 63页“《诗》以理性情而约诸正而推之 ,可…     

荆蛮浅释

荆蛮,据新《辞海》云:“即楚,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新《辞源》云:“古代中原地区泛称江南楚地之民。”窃以为皆失之太简。考之史籍,似应有以下三种解释:(一)指楚。《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而其告诸侯曰:‘兹不榖震盈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周人敌视楚国,称为蛮荆,《诗经·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说苑·尊贤》:“救中国,攘戎狄,卒协荆蛮,以尊周室。”(二)古族名。《史记·吴太伯世家》:“荆蛮义之,纵而归之者千余家。”《史记索隐》云:“荆蛮,南夷之名。”《汉书》谓:“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荆蛮为吴越之地的古族称。而朱熹注《诗经·采芑》云:“荆蛮,荆州之蛮也。”为荆州之古族称。荆蛮为古代长江中下游之古民族。(三)指地域。(1)指吴越之地,《史记正义》在注释《史记·周本纪》:“古公有长子太伯奔荆蛮。”一段时说:“而亡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灭楚,其地属秦,秦讳楚,故曰荆。故通称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云蛮,势之然也。”这里说明是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的通称。(2)指长江中游江     

“责于人”与“择人”

《史记·货殖列传》云:“朱公……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唐司马贞《索隐》曰:“谓择人而与,人不负之,故云不责于人也。”此解义甚含糊,故今人晏炎吾解“责”为“债”,谓:“‘不责于人’者,谓不贷子钱。”“‘择人而任时’即‘释人而任时,。亦即‘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言异而实同。”(见《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今按,以“债”释“责”,以“释”释“择”,似嫌迂曲。《说文》:“责,求也,从贝束声。”“责”之本意为“求取”,《左传·桓公十三年》:     

《诗》二“南”释义新探

《诗·国风》中周、召二南的含义,说者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或指“南”为“南国”。如宋朱熹《诗集传·周南序传》下即谓:文王“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后成王继位,周公居摄,“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管弦,以取法后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故“南,言化自北而南也”。但此江沱汝汉一带,周初本属荆蛮之地,后即为楚之封域。《史记·楚世家》虽记有楚人先君鬻熊曾“子事文王”,故     

庄辛《谏楚襄王》考校兼论《新序》的史料价值

庄辛的《谏楚襄王》(《古文观止》作《论幸臣》。《古文?风作《?臣论》,《古文辞类纂》作《庄辛说襄王》)一文,明代陆深以为“策赋之流”。近人刘咸?曰:“纵横之词,具《战国策》,其铺张之势,引喻物类,即赋家之源。若庄辛之引喻,穷极情态。辛本楚人,盖屈宋之徒也”它生动,形象而富于节奏感的语言,浅显明了而深含哲理的比喻,从容不迫,缓缓道来,至于篇末,震聋发聩的论述方法,从小到大,由远至今,比物连类,充类至尽的讽喻技巧,以及“述客主以首引”,骈联章以鳞次,层层排比,首尾贯通的结构方式,都使它具有了强烈的艺术魅力。     

释《离骚》“忽忽”

《离骚》“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王逸注“日又忽去,时将欲暮。”后人遂遵王说而引申曰:“忽忽,疾行貌。”实误。今按,此“忽”当与“暮”近义,作幽暗解。试论之: 屈赋中“其”“之”诸字常用作连词“而”(“之”“其”“而”古音同属之部,故音近义通)。则“其”前后之词,其词性往往相同而词义相近似。如“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纟画)其难迁”。“总总”即“离合”,“纬(纟画)”即“难迁”。类此者甚众,兹不赘举。同理,此句“忽忽”与“暮”亦当为同义词,共明“日”之状态。余疑这“忽”为“曶”之借字,《汉书·古今人表》:“仲忽”作“仲曶”。《汉书·扬雄传》:“时人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