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与袁伟时同志商榷

今年《学术研究》第一期刊登了袁伟时同志的《试评韩非的“法、术、势”》一文,这篇文章对韩非的法治理论完全采取否定的评价。作者认为“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并非韩非建立,而在韩非以前的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即“明确地将‘法、术、势’结合起来论述了”。特别是商鞅“更完整地阐明了这个理论”。作者也说他并不否认韩非对“法、     

再评韩非的“法、术、势”——答孔繁同志

拙作《试评韩非的“法、术、势”》①(以下简称《试评》)发表后,引起一些同志关注。这里仅就孔繁同志《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②一文提出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试评》不同意流行多年的观点,论证了是商鞅不是韩非首先创建了“法、术、势”结合的理论;韩非的“法、术、势”理论没有“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政治思想的基础”。孔繁同志认为上述看法把韩非“一笔抹煞了”;还是“韩非建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完备的法治理论”;认为《试评》“明显地歪曲了韩非法治思想的实质”,“将剥削阶级内部的所谓团结和统一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说“秦始皇实践的就是韩非的法治学说”。这些论断都是值得讨论的。     

“法、术、权、势”结合的学说不是法家韩非首创

长期以来,在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中流行一种说法:战国末法家学者韩非在其论著中,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确切。第一,韩非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并不错,但上述流行的说法漏掉了承继田齐法家学派。韩非熟读“商、管之法”。韩非写道:“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所谓“商、管之法”,《商》指秦商鞅派法家著作《商君书》,《管》指因齐法家学派著作《管子》。《管子》战国原本确系齐法家著作。韩非所谓“商、管之法”的《管子》书,是指战国中期编著于田齐稷下学宫的《管子》原本,非指西汉时刘向改编《管子》的改编本(亦即流传至今的今本)。《管子》战国     

韩非对商鞅法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春秋战国 ,儒墨道法 ,百家争鸣 ,百化齐放。其中法学派主要代表商鞅、韩非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奠定了这一时期法学思想的基础 ,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韩非和商鞅法治思想的比较分析 ,揭示了前后法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 ,特别是法治基础上的“法、势、术”的关系。     

法家心理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一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是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起源于管仲、李悝,发展于战国的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后由韩非集其大成。这个学派主张以法治国,加强君主的集权统治。他们的心理学思想集中表现为把人心、人情、人性等心理学问题,看成是“正法之本”,即实行法治的依据,其主要代表作和代表人物是《管子》和韩非。     

《文子》与《淮南子》思想之异同

《文子》与《淮南子》都是反映秦汉黄老之学的著作。《文子》的道论偏重于考察“道”的实体，《淮南子》则偏重于探索“道”的历程；《文子》的无为论着眼于对老子“无为”的改造，《淮南子》的“无为”刚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内容；《文子》在融合百京之学方面，坚持以道为主，兼取各家；而《淮南子》则表现了儒道整合的倾向。《文子》与《淮南子》的思想异同，既展示了秦汉黄老之学的演化，又从思想发展的逻辑证明了《文子》的成书年代先于《淮南子》。     

论韩非“务法不务德”的教化思想

韩非认为人具有可塑性 ,理想人格的形成要通过“务法不务德”的培养和教育来实现。这种教化思想以法治教育为本 ,但也并不是不讲或不要道德。韩非认为道德说教不能治国 ,他以“不务德”的非道德主义形式否定的只是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育 ,而不是宣传排斥道德教育。相反 ,韩非认为道德观念如果与法治相违背 ,法治教育就很难实施。为此 ,韩非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了重新界定 ,提出了与“以法为教”相适应的道德观和道德教育思想 ,以期促进法治教育的实施。一　以法为教什么是法 ?韩非指出 :“法者 ,编著之图籍 ,设之于官府 ,而布之于在百姓者。”…     

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读《商君书·开塞》

商鞅是战国中期杰出的法家。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在秦国开展了变法活动。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兴封建制度是在破坏奴隶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变法一开始就面临着一场扫清旧基地的战斗。《商君书》中的《开塞》,就是记述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批判儒家复古谬论,宣传法治思想,重视上层建筑领域中革命的一篇重要文章。战国中期,正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当时,奴隶社会土崩瓦解,封建制度蓬勃兴起。奴隶主贵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行动疯狂反扑。他们大肆鼓吹“忠”“孝”“仁”“义”一套陈词滥调,借以禁锢人们的头脑,顽固地反对社会变革,妄图保存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全面复辟西周奴隶制。奴隶主贵族这种复古倒退的思想和行为,严     

论商鞅、韩非的经济思想

从商鞅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到秦王政完成统一六国的历史任务,这一百三十余年期间,是中国由分裂、分权走向统一、集权的时代,也是秦国逐步实现统一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时代,作为法家的政治家商鞅,作为法家的理论家韩非,都是适应这个时代需要而诞生的杰出人物。无疑,他们的目光是瞄准着当时的政治斗争,他们集中注意力思考的是政治理论。但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任何脱离经济的政治,因此,商鞅、韩非在论述当时的政治斗争时,不能不涉及与他的政治观相适应的经济思想。因为仅仅是“涉及”,所以,商鞅、韩非的经济思想不大为人们所注意。其实,这是探讨秦王朝的兴亡和法家思想的内涵的新径。     

《韩非子》治家论初探──兼与孔、孟有关思想比较

《韩非子》是先秦的重要典籍之一,为战国末期韩国人韩非所作。韩非集先秦法家之大成,创立了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体系,并因此而形成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在中国学术史上,人们往往侧重于从治国论的角度研究《韩非子》,历代的统治者们也仅仅从《韩非子》中读出“帝王之学”。其实,除治国论外,《韩非子》中还蕴藏有丰富的治家论思想。《韩非子》一书几55篇,其中不少篇目历来有人怀疑非韩非本人所撰。但据今人张觉的研究,该书中大部分篇目出自韩非手笔①。本文限于篇幅,不对各篇真伪详加考证,而径采张…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