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规划与上海未来

城市规划是国家因地制宜调控城市发展布局的重要手段。计划经济时代,城市规划被认定为政府的专利,政府根据对政策的解读来确定城市发展规划。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规划的计划性不断减弱,指导性不断增强。上海,从“十五”期间的“一城九镇”规划方案到“十一五”期间的“1966”城乡规划体系,通过城市总体规划、城镇规划、城乡设计等各种手段,进行城市发展调控和指导,用以维护公共利益、社会公正以及城市和谐。但总体上,规划体制的框架及其运作机制依然具有较多的计划经济色彩,规划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方政府体现政绩和表明奋斗决心的“重要砝码”。而事实上,城市规划是一种过程,是为可供操作的决策创建一个参考性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决策最终将展开、配置到规划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城市规划又是一项公共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和策略的大型计划,其制定及实施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需要城市各阶层的利益博弈,需要兼顾社会和谐与公正;城市规划还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虽然城市变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一座城市是走向没落还是走向繁荣却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给城市规划发挥功效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

本文对当前中国大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考察国家对多种社会组织的实际控制,提出了“分类控制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根据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这是一套国家利用“非政府方式”,在新的经济环境中,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为社会提供公物品的新体制。通过与其他国家及社会关系类型的比较,文章指出,分类控制体系是一种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想类型”。     

我国社会工作模式的转换

我国社会工作模式走势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工作主要由政府和社会团体承担。王思斌教授将其概括为:“是由政府负责的,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政府负责是指:“第一,几乎所有福利性、服务性、公益性的活动都是由政府负责和推行的。第二,几乎所有社会资源都由政府提供”。所谓非专业化:“第一,以往实际社会工作者并不是一门专门的职业;第二,从事实际社会工作的人大多没有受过社会工作所要求的较系统的专门训练。”这一模式持续40余年,但近几年来,发生了新的变化:     

中国城市公共服务指数·2010

“中国城市公共服务指数”编制目的在于为各有关城市制定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提供依据,进而为中国公共服务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对2010年中国35个城市公共服务指数排名及简要分析后,进一步阐明其指标体系及脸谱图,以期进一步促进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在各项具体工作中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城市经营行为合理化问题探讨

一、城市经营的依据和主要形式“城市经营”就是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综合运用城市土地、地域空间和其他经济要素，从整体上运作城市经济，实现资源配置在容量、结构和秩序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让城市资源为城市生财，促进城市的发展。换一个说法，就是把城市当作企业来经营。每座城市的经营主体就是管理该城市的政府官员，他们以管理者的资格成为“城市资本”的所有者或代理人。在城市经营中，经营主体是一种不完全的资产所有者，是由国家或城市全体市民委派或委托的城市管理者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管理者身份。城市经营的资产是它的无形资产和…     

也谈男女平等的收获与代价

郑也夫先生在《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一文中,用了相当的篇幅论证男女不平等的起源、功能,目的是映照和衬托出男女平等的收获与代价。他得出的结论是:男女不平等的父权制,其最大的收益在于,“为性别提供了一种模式,使他(她)们免于陷入个体选择的困惑与冲突”,“最大的代价是压抑个性,不允许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子超越社会对性别角色的规定,从而极大地浪费着女性的才能”,而男女平等的最大收益不过是“普及了女子拥有与男子同样权利这样一种观念,从而为了发展潜能提供了机会”,而代价呢,一是扶弱抑强,“瓦解了社会的起码效率”,二是干扰家庭角色模式,总之是秩序与效率的双重损失。郑先生想通过这一比较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大概也不言自明了。我想,比较代价与收益是应该的,无论社会还是家庭,我们都可以将它视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职能定位与模式

社区一词源自英文“community”,是指“那些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出入为友、守望相助、富有同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费迪南德·滕尼斯语),人们加入这些社区团体或组织不是为特有的目的所驱使,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目前,我国城市变革中突出的问题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原旧城区的“单位人”演变为“社会人”,城郊结合部的“村民”转变为城市“居民”,这一系列的转变并不仅仅表现为外在经济的单纯增长,问题的核心是从企业和政府剥离出来的职能逐渐回归到社会时,以什么形式或途径来更好地承担或转化、实现这些职能?政府和社区团体之间的位置如何摆放?等等。同时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育成熟、市民政治民主思想日渐加深的进程中,如何加强居民社区管理,实施社区管理的“自治”,找回因现代工业化而日渐流逝的社区特质等,是我们亟待解决也是目前正在花大力气进行的一项社会工程。     

悉尼市长为上海打造世界级城市献策

在过去10年间,澳大利亚悉尼市的城市竞争力不断增强,迅速成长为在国际社会颇具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该市市长弗兰克·萨特日前应上海市市长陈良宇邀请出席此间召开的市长咨询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现身说法”,从悉尼市经验出发,为上海打造世界级城市出点子。 让中心城区充满活力。弗兰克·萨特认为,一个世界级城市首先应该是“活力城市”。作为“活力城市”,城市中心应是在商业贸易和文化思想上“不断碰撞”的区域。其常住人口、零售额、旅游观光人数等达到世界级城市标准,提供便捷     

法制秩序随谈

“在社会生活中，明显存在着一种秩序、一贯性和恒长性。如果不存在秩序、一贯性和恒长性的话，则任何人都不可能从事其事业，甚或不可能满足其最为基本的需求。”——哈耶克。同时，哈耶克指出：“所谓社会秩序，在本质上便意味着个人的行动是由成功的预见所指导的，这亦即是说人们不仅可以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而且还能够极有信心地预见到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的合作。”可见在一定社会时期必然存在一种引导人们如何行事的稳定的、合理的社会秩序。     

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的维系与离析

本文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的“维系”是指各种社会力量设法维持联合家庭、直系家庭的存在;而“离析”则反其道而行之。“维系“与“离析”一直是传统社会作用于家庭形态的两种基本力量,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彼此的强弱程度互异。传统社会中的政府、宗族是维系大家庭的主要力量。他们通过保持家庭财产的完整、严肃家内管理秩序、伦理道德倡导、表彰典型大家庭等方式来达到这一自的。然而,中国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对大家庭的主要分化力量,同时,政府的苛政、伦理道德的约束力的减弱趋势以及各个家庭具体经济状况的变化也不断侵蚀着联合家庭、直系家庭的存在基础,核心家庭在整个传统社会中的比例呈愈益扩大之势,并最终成为主流家庭形态。     

小叙事：当下文学叙事的一大本质特征

20世纪的公共哲学认为，政府行政的最大目的在于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机关”，公共行政最重要的性质也在于提供服务。在这种理念指导下，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进行行政改革，即从单纯的管理型行政向以满足公民和社会需求为宗旨的服务型行政转变。在中国，政府行政改革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宏观背景和中国自身发展的特殊性，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入世的特殊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其实质是政府重新定位自身，重新确立与公民、社会的伦理关系，最终确立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行政伦理精神，重建社会的行政伦理秩序。     

城市存量土地更新的动力机制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城市面临着空间资源有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的问题。城市存量土地更新成为优化城市发展格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论文阐述了城市存量土地的内涵,分析了城市存量土地类型与基本特征,构建了“权力—资本—民生”三大驱动力交互作用影响的更新动力分析框架,重点分析讨论了居住类存量土地的“政府+社会”协作更新机制、产业类存量土地的“政府+市场”协作更新机制、公共设施类存量土地的政府主导更新机制、公共空间类存量土地的政府主导更新机制以及历史文化类存量土地的多方协作更新机制等五种更新驱动作用机制,以期为城市存量土地更新制度设计与治理优化路径制定提供依据,更好地推动城市更新的协同、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无声的“暴力”(英文)

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家庭“冷暴力”这一社会问题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2006年第6期《中国社会导刊》报道,在城市一些家庭,暴力形式不再仅仅局限于拳脚相加,还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夫妻双方在产生矛盾时,漠不关心对方、将语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停止或敷衍性生活、懒于做一切家务工作等。这种被称为“冷暴力”的家庭问题,近年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家庭中逐步增多。家庭“冷暴力”大都出现在知识分子家庭或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那么,家庭“冷暴力”究竟是什样子?身受其苦的当事人心理感受又如何?     

乡土中国“礼治秩序”浅析

在讨论“礼治秩序”的问题时，人们常常从“传统文化之思考”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及其根源，而当古今中外的概念和观念交汇在一起时，极易引起混淆。并由此产生一些误解，礼治、法治、人治这三个概念就是如此。对此三个概念的辨析与厘清，是本文讨论乡土中国“礼治秩序”的第一项工作。     

中国微型社区建设研究报告

众所周知,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城市的“单位体制”开始松动,“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渐露倪端,人口流动愈加频繁,广大居民的生活需求不断上升,民主意识和参与愿望越来越强。所有这一切,一方面冲破了传统社区结构和管理体制的樊篱,另一方面又呼唤着建立与社会变革相适应的城市社会结构尤其是城市微型社区结构。     

珠海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展望

珠海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特征 （一）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动 珠海是国内较早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城市之一，其发展的重要特点就是“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地推动”。珠海市农村社会工作也不例外，“政府主导”的痕迹很明显。珠海市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开启于民政部门的7个“农村社会工作试点项目”，第一期投入的260万元经费也全部源于政府购买服务经费。     

“南昌三桥”年票制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当今,公路、桥梁等等作为城市建设中一种典型的准公共产品,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出行方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准公共产品的合理供给却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文中主要围绕江西省“南昌三桥”定制年票收取路桥费用、政府在提供路桥维护,建设等方面资金短缺矛盾。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了当前“南昌三桥”年票制实施后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制度建设等等问题,旨在有效地提高政府工程投资效益和建设管理水平。     

城市治理、城市经营与城市政府管理制度创新

一、“城市经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管理与治理的一种创新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府管理改革，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省、市等地方政府的改革进程，不仅与经济体制的转轨相适应，或者由后者所推动，或者由后者启动，而且由于实行开放的方针，也必然接受国际政府改革思潮之影响，吸取先进经验，以利于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经济全球化趋势中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为我国城市政府提出了新课题：一个开放型的城市政府应该如何管理城市？“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我国各个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的政府加速引进国际城市管理的经…     

超市偷窃现状直击

作为一种新型的商业销售组织，超市进入中国百姓的生活不过是近二十年来的事。但是，这二十年，特别是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几乎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中都已有了它的身影。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超市更是遍地开花。超市出现的同时，也带来了伴生的社会现象，其中就包括超市偷窃。偷窃这种久远的社会现象，当其出现在新型的以“开架销售”为特征的超市中时，     

“合作主义”理论的中心问题

“合作主义”理论的中心问题张静合作主义是一种关于社会结构性的冲突及秩序的学说，近年来，它在学术界受到日益普遍的关注。本文评述了合作主义的基本关注点、一般模式及其两种次级类型，并介绍了国外学者运用这一理论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的尝试。本文认为合作主义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