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渔业权与海域使用权的冲突及协调

《渔业法》和《海域使用管理法》分别规定了使用海域取得养殖证和海域使用权证的程序。在理论和实践上,通常的理解是:养殖证是行业许可证,是管"事"的;海域使用权证授予海域使用权,是确"权"的。这种"事权分离"的解释模式,为渔业和海洋行政部门都有权管理海域并征收海域使用金提供了借口,严重侵害了渔民的利益。在养殖问题上,《渔业法》与《海域使用管理法》冲突的本质是一种自然资源设定了两个分配模式,为正确处理二者冲突,应当在《海域使用管理法》中规定养殖使用海域依照《渔业法》规定办理。     

海域使用权制度价值浅析

同在陆域国土上创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样,海域使用权是我国在海域国土上创设的另外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海岸线为界,其调整范围覆盖了我国全部国土。海域使用权具有不可替代的制度价值,应该在我国的不动产物权体系中确定其法定物权的地位。     

论非法占用已出让海域行为的私权救济和公权管控的边界——兼论《海域使用管理法》第42条和第44条的适用情形

为了维护海域使用的秩序和保障海域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法规对非法占用海域行为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措施。但是,由于行政法规未明确区分非法占用海域行政处罚条件,导致执法机关在适用《海域使用管理法》第42条与第44条时出现了一些困惑或争议。笔者结合一个非法占用已设置海域使用权案例,深入分析非法占用已出让海域行为的私权救济和公权管控的边界以及《海域使用管理法》第42条和第44条的适用范围。     

《物权法》环境下海域使用权属管理统一体系构建初探

建立海域使用权属管理统一体系是《物权法》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海域使用现实的强烈需求。统一体系的建立有其立法和执法基础,也存在诸多障碍,构建统一体系的关键是明确海域使用权属管理主管部门,并理顺主管部门和职能部门的关系,建立海域使用权统一登记制度。     

《民法典》抵押转让规则对海域使用权抵押的适用逻辑及规范配置

海域使用权已在《民法典》用益物权章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在抵押权一章中,海域使用权也被明确列入可以抵押的财产范畴之内,由此抵押权存续期间,原则上作为抵押财产的海域使用权可以适用《民法典》中关于抵押财产转让的规则.然而,由于海域使用权抵押转让的过程包含抵押和转让两种流转方式,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海域使用权的抵押和转让均具有私权属性,且符合抵押财产转让的一般规则;按照《海域使用管理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海域使用权因具有使用和流转上的特殊性,其转让的条件尽显公权属性.为促进海域使用权二级交易市场的发展,满足现实的抵押融资需求,海域使用权的抵押转让应当在兼顾公权属性的基础上,尽量凸显私权属性,由此适应抵押市场的发展变化.     

木帆船时代三沙海域航海"定位"初探

木帆船时代,海南潭门与文昌渔民是三沙海域的主要开发者.他们经过千百年的实践总结并形成了纸质文献《更路簿》.但《更路簿》的使用离不开航海过程渔民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物候观察,以及人文习俗.木帆船时代,如果没有渔民世代累积和口头传承的物候定位,《更路簿》在耕海和贸易中的"导航"功用就不可能实现.物候定位与《更路簿》、"斗台风"等构成了海南渔民开发三沙海域的主要航海技艺.海南渔民开发三沙海域的航海技艺是三沙历史文化的灵魂.     

论南极海域的法律地位

以1959年《南极条约》为核心的南极条约体系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重叠适用于南极海域时产生了权利义务的碰撞与冲突。在"南极条约区域"内,基于《南极条约》确立的主权冻结原则以及《体系》建立的南极环境保护价值导向,任何形式的海域主权要求都缺乏基本的法律与政治基础,因而是非法和无效的。南极条约体系不仅否定了主权要求国基于"双焦点主义"而提出的海域主权要求,而且限制了各国依《海洋法公约》享有的公海与"国际海底区域"权利;在"南极条约区域"外,岛屿主权国延伸至"南极条约区域"内的合法的外大陆架权利及专属经济区权利与《体系》的冲突,则因南极地区特殊的地缘状况与政治法律安排而得以缓冲和兼容。作为"非主权要求国"与南极事务大国,我国应警惕个别国家试图瓜分南极海域并将其据为己有的战略企图,坚决反对主权要求国对南极大陆附属海域任何形式的主权要求,积极推动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成员国对南极海洋事务的集体决策权与管辖权,努力维护我国在南极海域的合法权益。     

因公益提前收回海域使用权及补偿法律问题

随着全国沿海城市“征海”现象的逐年增加,海域使用权因公益提前收回及补偿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对因公益提前收回海域使用权及补偿仅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在此方面的规定也较少。针对实践中出现的因公益提前收回海域使用权的突出问题,以个案分析与理论梳理相结合的方式,对因公益提前收回海域使用权的性质、限制及补偿机制等展开研究。     

论我国海域有偿使用制度

海域是重要的国有资源性资产,其使用管理必须实现有法可依.海域法明确规定我国海域实行有偿使用制度,这一制度的诞生具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保护资源和国有资产等方面的必需性,也有其理论和实践的可行性,随着制度的进一步实施,对思想观念、经济可持续发展、管理手段等方面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海域使用权法律性质辨析

法学界对海域使用权过于单一的法学分析视角导致了其理论认识上的片面与争议。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海域使用权具有产权性质,承载着私益与公益的双重价值,经济与环保的双重功能,以此为基础可推导出海域使用权在法律上兼具公权与私权的双重属性。在法律实践中通过权利行使的公益限制、保障权利人经济利益、合理使用海域使用金等措施,有助于实现海域使用权的双重价值与功能的统一。     

我国旅游资源经营权转让中的制度安排研究

转让旅游资源经营权已成为当前我国许多景区管理和经营改革过程中引入企业化经营的一种制度创新模式,目前在旅游资源经营权转让问题上存在一些政策的禁区和理论的障碍。通过对经营权转让存在问题的分析,认为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旅游景区(点)经营权转让中制度安排的重点是各利益主体的责、权、利制度安排。同时应用重复博弈中的重复剔除占优策略均衡模型,论证了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旅游景区经营者为了长期的经济效益,必将采取保护景区生态环境的战略。     

偏远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问题研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研究的重要课题。我国现有立法已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具有典型的二元性特征。作为研究偏远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的基本路径,流转行为的二元性理论主要围绕流转行为的类型学研究和基本冲突及其法律解决来展开。     

宪法视野下的海权保护

西方海权理论带有浓重的海洋霸权色彩.中国海权是海洋主权、海洋权利和制海权的统一,具有自卫性和有限性.我国海权的法律保护存在宪法关注缺失、立法相对滞后及体系不平衡等缺陷.宪法保护海权有其必要性,解决海岛海洋争端和提升我国海洋执法的正当性均需宪法提供明确的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为海权入宪提供了契机,海权的宪法保护路径在于增设涉海条款直接保护海权、授权普通法律间接保护海权.     

从“冲之鸟”问题看中日海权之争

近几年来,中日海权纠纷不断,海权之争的背后其实是巨大的利益之争.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对于中日之间关于"冲之鸟"的海洋法律地位不同主张进行分析、论证并得出"冲之鸟"不可能是岛屿,而仅是岩礁的结论.与此同时,日本所主张在海洋法中其享有专属经济区的地位自然也难以成立."冲之鸟"虽小,但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日海权纠纷如何妥善解决将是两国共同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中日海权纠纷正确态度只能是通过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本着公平的原则对话予以解决.我国在海权争议中必须本着原则和灵活相结合的原则,从符合国家长期战略利益角度出发,冷静地正确对待争议,以寻求合理的解决之策.     

张謇“渔权即海权”渔业思想的探索与实践

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他有感于德、日侵渔,由渔权受损而迫感海权旁落,于清末提出“护渔权,张海权”,“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等渔业思想,并通过筹办渔业公司、宣示渔界海图、倡办水产教育、推行渔政管理、制定渔业法规等五个富有典型意义的实践,诠释其渔业思想。综合张謇的渔业思想,其核心可以概括为“渔权即海权”。他不仅率先揭示渔权与海权之间的关联,而且提出以渔界厘定海权边界之思想,避免了空谈海权,却不知其边界的窠臼。     

论中国食物权保障的法律体系及其完善

食物权是人人享有的获得适足食物的权利。我国当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宪法、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在内的食物权保障的法律体系,其内容涉及到食物生产和流通、食品安全、食物在文化上的可接受性、自然灾害的食物保障以及社会弱者的食物权保障。尽管这些法律对中国食物权保障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问题。我国应该将食物权明确规定为宪法权利,制定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制订营养立法,并在灾害法律中明确规定国家的食物保障义务。     

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立法实践与发展趋势

从《宪法》、《土地管理法》、《民法通则》、《土地承包经营法》、《农业法》到《物权法》,我国围绕土地使用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探索和立法实践,逐步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用益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立法目标经历了从确保农民＂温饱＂向促进农民＂发展＂的转变过程,通过农民的生存保障确保农村稳定和确保全国粮食基本战略目标的实现。我国农村经济的未来发展状况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呈现出由有期限权利向无期限权利发展,由非商品性权利向商品性权利发展,由非融资性权利向融资性权利发展,由身份性权利向契约性权利发展的趋势。     

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转型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基础,亦促使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处于不断变迁之中。以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来分析农村社会秩序的生成,探讨社会转型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进而提出在转型进程中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与完善的对策建议：加强农村组织建设,推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推动法律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基本准则;更新管理理念,推动以权利保障与民生建设为导向的社会管理机制建设;增强风险管理意识,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体系中的危机应对机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