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的回响--论《史记》游侠精神在元杂剧中的嬗变

元杂剧作家理想中的游侠和司马迁笔下的游侠相比,豪侠精神在萎缩,而儒士精神在增长;换个性在萎缩,社会性在增长.元杂剧作家更称赏服从仁义礼智、有儒家治世精神的游侠.这种变化是元代遗民情绪的折射,也受到了宋代理学精神的深刻影响,还体现了元代文人既对现实不满、又要维护封建秩序的矛盾心态.     

短暂而绚丽的元代湖南诗文

元代杂剧和散曲的兴盛,给元代文学带来新异的色彩,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但诗歌和散文在元代,特别是在地处南方腹地的湖南并没有失去其“正宗”地位,它仍然是广大知识阶层表达思想情感、人生追求、审美趣味的主要文学形式。宋代的湖南诗文存在学者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与湖南发达的书院教育分不开。元代也同样如此。由于政府的提倡,湖南的书院教育在元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湖南产生了冯子振、欧阳玄、陈泰、李祁和胡天游等学者型的诗文作家,其盛况较之整个北、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一世之雄”冯…     

20世纪元代诗文批评研究概述

一般认为 ,元代文学批评沉寂 ,没有出现大的批评家 ,也没有出现伟大的文学批评著作 ,由此研究者对元代的文学批评较少涉猎。但元代毕竟是一个百年王朝 ,它的文学批评毕竟要有一定成就 ,在这百年中 ,文学思潮无疑在发展演进。所以 ,从 2 0世纪初 ,就有学者对元代的文学批评给予了一定关注 ,到世纪末 ,这一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本文对 2 0世纪百年中的元代诗文批评研究作一宏观的回顾和梳理 ,以期有助于这一研究的推进     

“西北子弟”与元代文坛格局

在元代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西北子弟"文人群体的出现,使得元代在中国文学史上独领风骚,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服膺接受,多元与多种信仰包容并举,在元代游历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展示不同的诗文风貌和特质,呈现元代文坛所独有的突出的特点。西域粗犷、奔放的地域文化特点使元代文学别开生面,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西域作家群和汉族作家共同创作了元代诗文的繁荣,形成了元代文化和文学的多元性。     

刘时中《小山乐府跋》探考

元代是散曲创作繁荣的时代。元代立国时间仅有九十多年,而留存下来的散曲作品却有四千三百余首。作家有名可录者也有一百六、七十人。数量虽然不能与唐诗、宋诗相比,但也蔚然可观。尤其是元代散曲开拓了中国古代韵文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点更是功不可没。然而,由于元代文学史料的缺乏,客观上给元代散曲研究造成了不少实际困难,成为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在中国文论史上,诗论多而曲论少。近期重新发见并且引起人们重视的刘时中《小山乐府跋》,作为当时曲坛作家对当时散曲创作的评论,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元代曲论提供了全新的史料。本文对这篇跋文略     

《朱子语类》副词“大故”探析

本文认为“大故”主要用作程度副词,也可以表示推测语气;然后探讨了“大故”产生与消亡的过程,说明“大故”的使用是《朱子语类》有特色的一种语法现象,主要出现于宋代,元代以“大古”等形式出现,它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作者语言风格的因素,也有语言自身的因素,由于语言竞争,现代汉语“大故”趋于消失。     

宋代文学研究的突破——《宋代文学通论》读后

宋代文学就其总体的成就来说,与唐代文学相比毫不逊色,宋代文学研究近年来虽也取得了不少进展,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著作和大型的文献资料集成,如程千帆领衔编著的《两宋文学史》和其他几种宋代的分体文学史,王水照对苏试和宋代散文的系列研究,莫砺锋、张宏生对江西诗派和江湖诗派的研究,以及《全宋诗》、《全宋文》等的编纂,但其总体成果和总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不相称的。即使从宋代文学研究的自身格局来说,也存在着一些失衡和空白之处,如时代上的重北宋而轻南宋,文体上的重词而轻诗文,课题上的重大作家而轻中小作家等等。这种情况,促使宋代文学研究者必须调整研究观念,更新视角。开拓思路,以斯有新的突破。新近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正是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一个可喜的成果。     

宋史研究会学术讨论述要

宋史研究会于一九八○年十月六日至十一日在上海师范学院召开。这是建国以来断代史研究的第一个学会的成立大会,也是一次宋史学术讨论的盛会。会议内容丰富多采,涉及到宋史研究的各个领域:有的探讨宋代社会经济制度问题,有的探讨宋代政治法律制度问题,有的研究宋代民族关系问题,有的研究宋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问题,有的讨论宋代历史人物评价,还有的是关于史籍校勘和史事考证,等等。现择要综述于下:     

论元代福建的人口问题

元代是福建人口发展的转折时代。元以前,福建历代人口都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唯独在元代出现停滞的局面。其原因是由于战争、灾荒、瘟疫等因素。一、有关元代的统计数字研究关于元代福建人口数字的辨正。元代福建人口统计留下的数字有二类,一是《元史》第62卷地理志的数字,一是福建方志上的数字。一般地说,正史的记载比方志准确,但是,在福建省户口方面,（元史·地理志》出了一个大错误。据其记载：元代福州路人口数为799,694户、3,875,127人／元代的福州路相当于宋代福州的辖地,而元史记载的户口竟比家代高七八倍,它不仅超过元…     

论元曲中的蒙古族作家

一、元代蒙古族的杂剧作家元代出现了大批的优秀杂剧作家和剧本,钟嗣成《录鬼薄》著录元杂剧四百五十八种,朱权《太和正音谱》著录五百三十五种,《元史类编》云当时文人才士辈所撰杂剧,计五百四十九种,皆“精审于字之阴阳,(音员)之平仄,可以被管弦,协律吕”.这其中既有汉族作家、也有色目作家,同时有蒙古族作家,《录鬼簿续编》所记之杨景贤,即蒙古人.该书《杨景贤传》云:“名暹,后改名讷,号汝斋,故元蒙古氏.因从姐夫杨镇抚,人以杨姓称之.善琶琵,好戏谑,乐府出人头地,锦阵花营,悠悠乐志,与余交五十年.永乐初,与舜民一般遇宠,后卒于金陵.”     

概述甘肃行政区划历史沿革

甘肃是我国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据解放以来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至少在十多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从事原始的生产劳动。但甘肃之名,在历史上出现较晚。宋代西夏曾有甘肃军司(驻甘州,今张掖县)之名。作为行政区划名称,元代始有甘肃省的建制。为了追溯甘肃省辖区范围内行政区划建制的渊源,本文在叙述元代以前甘肃的行政区划沿革时,仍沿用甘肃之名。     

元代杂剧中“说参请”的源流与影响

现存元杂剧中的“佛教剧”,远继唐代的讲经、变文,近承宋代的说经、说参请,以独特的戏剧艺术表演参禅悟道,教化大众.由相关剧作,可以见出宋代说参请的直接影响；元代的佛教剧也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研究宋代说参请的资料.     

元代屯田若干问题探讨

在元代经济史中,屯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早在蒙古萍国时期,蒙古社会经济中就已出现屯田。当时,尽管屯田在设置地区、规模、数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为蒙古族进入广大农业地区以后巩固和完善自己的统治,以及元代屯田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忽必烈当政不久,元朝正式建立,屯田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兴盛起来。元代屯田有着特殊的组织系统,各个系统又有着不同的特征,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明代成化、弘治年间翰林院作家追随宋代诗歌略论

在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间,翰林院馆阁文学创作出现了宗宋的现象,在翻写宋人诗文、学习宋人诗歌创作的多种体裁等各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追摩宋代馆阁作家的意识,尤其在以在宋代流行的集句诗的创作上,翰林院作家都明显地体现出宗宋的倾向。     

华夷一体与元代文学的真情俗趣

元王朝由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肇建,文学接受主体出现了新变：在蒙元统治者喜好倡导之下,俗文化、俗文学有了广泛的市场。从文学创作主体看,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文士大量涌现。贯云石、兰楚芳等异族曲家不避俚俗,以真挚的情感描写爱情闺怨,且常常注重对于女性身体的感官描写。少数民族士人操笔之杂剧,以及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杂剧,多婚恋题材。诗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雅文学,民族作家也将崇真贵俗的审美理想融入其中;华夷一体的文化环境影响下,元代香艳题材的诗歌创作繁盛一时。“真情俗趣”或可称之为横摄于诸文体间,元代文学整体的精神样貌。这一现象蕴含元代作家以“民族气质”为中介的多元文化交融,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柳永思想评价刍议

在宋代著名词人中,柳永是一个争论较大的作家。自有宋一代始,世人对他的评价就毁誉不一,有的称颂他为“名宦”,有的却斥骂他为“无行”文人;有的说他“傲睨王侯”,“厌薄宦情”,有的却说他“薄于操行”……这种争论历经千年,一直延续至今。建国以后,随着理论界政治气候的变化,对他的毁誉也是时起时落,或上或下,这种起落上下大大影响了对柳永研究的深入,也影响到对他的词作出正确的评价。评论一个作家,首先必须了解他的时代和他的思想,否则,我们就很难对他的作品作出比较准确的评价。长期以来,对柳永的评价褒贬不一,对柳永词的研究很少开拓,我们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忽视了他的时代特征,对他的思想缺乏正确的理解。为了正确评价柳永和他的词,本文想结合宋代的社会风尚,对柳永思想评价中的两个流行的观点,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并对柳永的思想作一个初步的探索。     

方言俗语成为元杂剧 戏剧语言之原因初探

元代杂剧,作为一代文学的里程碑,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华,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短短百十年间,知名的作家就有二百多人,更有那么多不知名的作家;已知的剧本有六百多种,不知名而散佚的不知凡几。剧本广泛流传,专业剧团和业余剧团争相演出,倾城空巷,吸引了广大观众。杂剧已成为元代独步文坛的一种文艺新形式。我们认为,这种空前盛况的出现,除了当时的社会条件以及杂剧内容反映了现实生活、群众愿望,杂剧形式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元杂剧中的语言运用,也即王国维先生所说“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这种“新言语”就是与“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的传统正宗文学大相径庭的方言俗语。     

论元代文人的雅俗双栖创作

元代出现文人雅俗双栖创作现象,双栖创作类型主要有诗文词兼散曲、诗文词兼杂剧、诗文词兼曲(杂剧散曲)等三大类.以双栖文人的诗歌和散曲作品为例,其内容、风格主要有两大类型.其一,内容、风格相近.典型的如侯克中,侯克中的散曲内容是其乡思羁愁感怀诗的情感总汇.其二,内容、风格迥异.最典型的是徐琰,其诗文受正统儒教影响,庄重严肃.但其散曲,尤其咏妓之作,却是趣味低俗.通观认识雅俗双栖作家不同文体创作的差异及联系,有助于突破元代文学不同文体研究相互割裂的现状,既是客观认识元代丈人的需要,也是准确认识元代文坛的需要.     

综百家之说开一代风气--戴表元的理学与文学

戴表元是元代著名学者、诗文作家和文论家,在宋元之际南方文人中,戴表元是能够以较为冷静客观的态度,从文化的、文学的角度反思亡宋、思考当代的一位。他的学术思想是自由的、开放的,兼综百家,不名一家,这为他的文学理论批评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基础,这使他在文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并形成了一定影响。他的诗文成就,也博得了后人的称赏,具有较高的价值。他在元代诗文史特别是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元代戏曲中的“城市文化”元素

元代戏曲作家擅长以城市为观照视角展开叙事,在城市景观与生活场景的描述中,展示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由此构成元代戏剧内容现实性与世俗性两大特征。城市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与矛盾冲突的普遍性,成为戏曲作家创设新颖、多样戏剧冲突的丰富资源。运用市井语言刻画个性鲜明的市井人物,也是元代戏曲作家取得非凡成就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