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乡情结产生的文化基础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而悠久的农业民族,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有着植根于农业人生的恋土情怀和家园观念。建立在农业文明之上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宗法精神,使关于家庭、宗族、国家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无所不在地渗透到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血缘观念、家庭意识早已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乡情乡思成为中华民族心理结构、感情倾向、文化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     

中国历史上的排行制与实名敬避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排行制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高度关注的重要论题和实证资料源,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广泛深远的意义。其基本的功能之一,是以同辈成员间的长幼顺序符号部分地或完全地取代人的实名。由周至唐,随着排行在人名称呼中独立副称意义的逐步增强,排行开始具备实名敬避功能;而宋代在谱类文献中以排行代替正式的名、字,并与专用的数字式辈行字相结合,发展成一种特殊的祖先人名避讳方式。面对严格的尊卑等级制度,对人名进行“数目字管理”,亦不失为一种合理、安全的选择。     

宗族制度控制与社会秩序——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的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性质各异,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作为控制主体,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其自身的合法性。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而长期存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宗族组织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稳定乡村社会的秩序。清代族权的政权化倾向使得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组织通过族权控制和宗族法控制,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北四行”联营集团浅析

中国近代商业银行业是在资本主义近代银行模式下诞生成长的，具有近代资本主义银行的一般规律。但中国近代商业银行又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孕育成熟的，所以又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北四行”①联营集团的发展轨迹，是中国近代商业银行沿革的代表，是整个近代中国银行业的缩影。通过对“北四行”联营集团的研究，可以把握中国近代银行的本质特征，认识我国近代社会经济的运行情况和特点。同时，研究“北四行”联营集团的特点，对建立社会主义金融市场体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集中与垄断的倾向资本主义银行与资本家设厂经商一样，目的是为获取利润…     

再组织化过程中的地缘关系——以地缘性商会的复兴和发展为视角

地缘关系无论在近代还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均构成了组织化的重要机制,它是同乡群体在异地生存中获得情感归属、建构身份认同、扩展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近二十年来,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建立的商会在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地缘性商会又具有其独特性质,既表现出中国社会重乡土乡亲的传统及由此而形成的凝聚力和信任感,同时这种族亲、乡缘意识中的"家庭主义"倾向也构成了制约商会发展的障碍性因素。突破地缘性商会中的"家庭主义"局限,对于其朝向现代意义的新型社会组织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传统家庭伦理的特征分析

传统的中国家庭孕育于华夏民族独特的生存土壤和文化环境,因而家庭伦理呈现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特征。首先,传统中国人以家族生活为活动范围,家族至上的群体意识成为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精神。其次,在等级服从的家长制家庭中,家内人际关系以与父的亲疏远近而依次排序,形成等级差序的人际格局。第三,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机制,为移孝作忠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现提供了社会结构的可能。最后,传统家庭伦理价值目标以“齐家”为本,因此,价值判断具有严格同一化倾向。     

命名的尴尬:当代文学史上的胡风派

胡风派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个案,但关于胡风派的命名、构成及其相应的精神内涵一直没有明确的界定。当代文学史上的胡风派不仅是一个具有同人倾向的文学群体,他们还代表了五四以后的一种文学追求和文学信仰,体现了一种相同的精神品格。胡风派虽然在1955年以后命运多舛、各自飘零,但这个群体实际上形散而神不散,他们历经劫难而不改初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考察胡风派经过炼狱的人生姿态和精神走向,对于深入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和文化大有裨益;探究胡风派文人的思想、经历、人格和精神坚守的深层原因,检阅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以此反思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和人格,对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整合与细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华北乡村社会研究

本文分析了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研究发展的过程及其特征与趋势。最初社会调查的观点集中于乡村社会的自我封闭和与国家对抗上;而20世纪引进宗族与士绅研究后,则倾向于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共存合作,强调士绅的中介作用;在新世纪初的整合研究中,则出现了"第三领域"、"文化网络"等多元理论。跨学科综合与研究对象细化必将成为今后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方向。     

公私观念与中国农民的双层认同--试论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行动逻辑

传统中国社会,国家权力无法直达乡村社会。为解决与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乡村社会创造了在家庭以上的功能性组织,从而形成了一个双重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其中的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超出家庭的宗族或者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维护功能性组织运转的基础是克服内部的分离力量,办法有二个,一是对搭便车的人进行惩罚,二是将组织力量内化到村民心中。一旦村庄或宗族变成“我们”的村庄或宗族,变成一个“私”的单位,这种认同就会极大地降低内部运作和组织成本,有效地满足村庄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需要。     

村民自治中农民权利主体地位的异化

用权利义务关系重新定位农民和国家的关系，确认和保护农民的权利主体地位，使其成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公民是实施村民自治的基本价值取向。而在实施村民自治体制的过程中却普遍存在偏离这一价值取向的情况，出现了各种侵害农民权利主体地位的行为，“自治”进而相应的表现出各种畸形状态。上述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历史上长期的依附关系及宗族意识的内化严重阻碍了农民主体意识的萌发；另一方面，将村民自治工具化、手段化的认识倾向则为各种侵害行为做了理论上的辩解。     

日本人姓名的历史、特征及动向

谈日本人姓名,首先要谈日本人氏姓的关系。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又要分清日本人的氏姓与中国人姓氏的差别。虽然“姓”和“氏”这两个汉字相同,但其概念不同,不能用中国人的姓氏来理解日本人的氏姓。中国人的姓是同一远祖的血缘集团的名称。氏是姓的分支。西周、春秋时期,氏为贵族的宗族标帜。三代以前,姓和氏分为二。三代以后,姓氏合而为     

当代中国宗族复兴研究:回顾与反思

作为当代中国一项日益突显的重大社会事实,宗族复兴吸引着诸多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共同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通过梳理既有的研究成果,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化、城市化与全球化等新社会情境当中,宗族不再是同质化和统一性的实体,而是由大量纷繁的边界跨越与流动所建构的共同体,应当尝试引入"想象社群"的观点,来与"宗族复兴"的议题相结合,从而推动宗族研究取得更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历史时期南海诸岛命名考析

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文献中即有对南海命名的记载,宋代以后,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民间对南海诸岛的命名更趋实用化。明清时期《更路簿》对南海诸岛名称有详细准确的记载。清末和民国时期政府对南海诸岛有新的命名,但渔民命名的岛屿多被重视,渔民习用地名与古籍记载地名有一定渊源关系,这种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传承历史文化遗产有着重要意义,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对近现代政府命名南海诸岛有着程度不一同的影响,更是当代南海诸岛标准命名的源泉,也证明了南海诸岛与中国大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运作逻辑——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宗族组织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大致经历了国家政权的压抑、默许的半合法性到许可的合法性的过程.清代的族权呈现出政权化倾向,徽州宗族组织合法地成为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微州宗族通过族权的政权化、集体记忆与文化权力的运作逻辑,维护了徽州乡村社会的合作与秩序.这三个方面的运作逻辑既可以独立穿透徽州宗族社会,又相互在内容上有所交叉和重叠,实质上都聚合于清代徽州不断扩大和泛化的宗族权力.     

自我命名与身份建构——非裔美国身份的形成

自大西洋奴隶贸易伊始,欧洲殖民者就已着手建构一套殖民话语,运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西方描述为先进、文明的社会,而非洲则被贴上落后、野蛮的标签,从而为海外殖民扩张提供思想上的论证。随着种族意识的觉醒,非裔群体开始与各种侮辱性的名称进行抗争,旨在实现自我命名的权力。最终,他们从注重先天生理特征转到关注社会文化因素,从一个被言说的客体转变为自我表述的主体。这种命名与被命名的过程映射出殖民与反殖民话语的消长,对非裔美国身份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晚清的词与物：晚清域外游记中的命名嬗变考察

晚清域外游记出现诸多对西方现代事物的“命名”，从“无名”的谜面式描述，到“有名”的词语指称，从颇具模糊性、想象性的自造词命名到客观精确的词语命名，命名活动既是一种词语运动，意味着明确指向现代事物的、多音节的现代汉语词汇纷纷登场，也是一种精神衍变，表征了命名者精神结构，以及社会总体意识的变迁。     

论现代文学中的债意识

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 ,较多地“发现”和表现了现代中国人的债意识。债意识作为一种历史使命感、社会家庭责任感 ,它在现代文学中主要表现为偿债意识、讨债意识、逃债意识 ;作为文学道德批判的一个独特领域 ,它使现代文学景观既灿烂辉煌而又新鲜夺目。     

克里普克的历史的因果命名理论评析

克里普克对专名词与摹状词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他的命名理论开辟了专名研究的新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但他的命名理论仍存在不完全性,因为这一理论无法说明专名的指称在传递中发生转移等三种情况。在专名问题上,摹状词理论和历史的因果命名理论是相互补充的。     

社会变迁中的宗族与基层政府：1950—1979对江西省古竹村的个案分析

中国是一个宗族传统厚重的国家，宗族曾是中国农村社会一种重要的治理组织形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由于宗族仪式重现和宗族功能的“显扬”，宗族研究又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建立以后中国乡村社会的宗族，大多数学者认为改革前是处于被打击、从而被瓦解之中，改革后宗族逐渐重建和复兴（黄树民，１９８９；冯尔康，１９９４；钱杭，１９９５；阮新邦、罗沛霖、贺玉英，１９９８）；但Potter夫妇（１９９０）、唐军（１９９６）、赵力涛（１９９９）的研究却表明另一种状况：宗族在改革前仍然存在，而且通过它塑…     

城乡居民的公平意识与阶层认同——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初步报告

本文依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三次CSS调查的数据分析,描述了中国城乡居民的公平意识的变动情况,以及公平意识与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调查显示,多数公众认可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公平的,但赞同此观点的比例有所下降;公众认为不同阶层的上升机会是平等的,且赞同此观点的比例有所上升。公众大多数认为勤奋拼搏和良好教育是事业成功的主要条件,持有这种成功观的比例有所上升;而相信成功靠家庭背景的比例则下降了。多数公众认同自己处在社会的中层及以上,而阶层认同越高的人越是倾向于肯定收入差距、机会平等,即越倾向于把成功归因为后天因素,公众的阶层认同与公平意识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公众肯定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所做的工作,高阶层认同者更多关注发展经济,低阶层认同者更多关注公共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