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责任在国家赔偿中的适用--扩大国家赔偿范围的一种可能途径

国家赔偿法是一个兼具公、私法属性的法律部门,民法规范是国家赔偿法的法律渊源之一,民事侵权责任在国家赔偿中有其适用的空间。同时,在国家赔偿中适用民事责任用以补救《国家赔偿法》法典的自身不足,也是当前条件下扩大国家赔偿范围的一种可能途径。     

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关系辨析

本文运用大量的民法材料和国际私法材料 ,对我国法学界流行的关于民事诉讼法与民法的关系为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认为应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分析具体的民事诉讼法与民法的关系 ,以便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充分发挥民事诉讼法与民法的各自功能。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理论基础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上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早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但其是否能成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学者们一直持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笔者在持赞同的观点同时,试谈一下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理论基础。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除其自身价值外,也是司法实践的需要。本文将从程序正义和诉讼效率两个方面...     

论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浙江叔侄强奸致死案为视角

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首次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该法欠缺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标准,赔偿义务机关和审判人员在处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缺乏现实的指引。以浙江叔侄强奸致死案为例,虽然最终精神损害赔偿以高达45万人民币的数额开创了历史先河,但对于这个结果,质疑的声音不绝于耳,主要集中在其合理性、合法性和科学性上。据此,我国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当在借鉴西方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上,遵循不低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原则、数额适当限制原则和法官自由裁量原则,以国家侵权行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来判断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当调整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落实责任追偿机制,在我国逐步建立并完善国家损害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分离与统一

民事主体是依据民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民事诉讼当事人是能以自己名义向法院起诉或者被诉,并受法院裁判约束的人。民法历史上经历了"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的变迁,自然人、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相继得到确认。但对于非法人组织、合伙等第三类主体,各国均一度出现了民事主体与诉讼当事人范围的某种程度的分离。在中国编撰民法典的过程中,应当吸取经验教训,确认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三元民事主体地位,以实现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的协同构建。     

宪法调控民法的路径与意义——以中德相关案例为基础

德国宪法法院用案例法的形式规定了宪法进入民事领域的四种情形:即当民事案件涉及民法一般条款;涉及普通法律无法规范的基本权利;现行民法无法适应现实生活;私主体权利实现需要国家积极作为等。这不仅从规范层面上解决了宪法第三人效力问题,更从实践层面上解决了宪法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衔接问题,同时也约束了民事法院法官的法律解释权。在我国,宪法与民法关系问题的讨论也分为规范和实践两个层面:在规范层面上,探讨宪法基本权利效力、宪法与民法在法律体系上的关系;在实践层面上,探讨民事立法中的宪法标准问题、民事司法中的宪法适用问题。宪法与民法在法律体系上的关系指导民事立法中宪法问题的解决,宪法基本权利效力指导民事司法中的宪法适用。以案例为基础,更能了解中国与德国在民事司法中宪法适用的差别,更能理解为何我国宪法并没有能真正调控民法,但在现实中,相关案件的审理却又呼唤宪法对民法的引导。     

《民法典》规定的非法人组织制度与三国民法中类似制度的关系梳理

《民法典》按第三市场主体的路径规定了非法人组织制度。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德国民法中的无权利能力社团和意大利法上的未受承认的社团与我国的非法人组织等值,实际上,它们和法国民法上的类似制度都是落实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的工具,为公民提供精神结社的法律框架,不同于《民法典》规定的非法人组织制度为公民提供经济结社的法律框架。《民法典》关于精神结社的规定体现在其关于非营利法人的规定中,内容偏少。在商品经济的民法观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影响下,我国民法理论和民事立法比较忽视民法具有保障公民精神结社的职能。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发端与传承

通常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发端于罗马法,是民法领域的帝王条款,负载法律的灵活性,并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依据。回溯历史,罗马法中诉讼法与实体法合体的本质以及罗马民事诉讼中反映出的具体诚实信用规则表明,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并非来自民法领域的扩张,而是同样肇始于罗马法,并随着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深入得以发现,在后世诸多国家的诉讼立法与司法中得以传承和发展。     

简析我国新民事诉讼法的特点

我国新民事诉讼法以民事诉讼法(试行)为基础而制定。本文通过对新民事诉讼法的整体分析,归纳出该法所具有的四个特点:注重适应我国实际需要;注重民事程序法与民事实体法之间的协调,注重扩大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并保障其权利的切实行使;注重保障人民法院依法行使民事审判权。     

论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与举证责任倒置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是双方当事人对争议的案件事实负有对等的证明责任 ,当事人对自己主张或否认的事实都有责任向法院提供证据。本属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因某种原因或法律的规定可以转移给另一方当事人。法院对举证人的举证依法定的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调查收集证据     

民事诉讼法学教学若干问题探讨

民事诉讼法学教材方面存在内容陈旧、内容安排不合理、教材内容与现行法律规定不符等问题 ,因此提出教材应符合新颖性、准确性和科学性的要求 ;案例教学中对案例的选取要严格 ,案例教学要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 ,案例的运用要讲究技巧 ,方能收到预期效果 ;教学中要善于将讲授内容与民事实体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     

人格与人格权立法模式探讨

人格权与人格不同,人格权不再是主体制度的一部分;人格权与财产权不同,人格权不可能归入财产权;人格权与人格权请求权能不同,人格权的“广义内容”不可能仅限于侵权法上的规定.民法上人格权制度的立法模式,应分为四个层次:民法的基本原则构成人格伦理价值的法治基础;民法的主体制度是实现主体人格伦理价值权利化的逻辑前提;人格权与主体制度分离并建构独立的权利体系和制度规则;对人格权的救济应采用“退出式”与“割让式”救济路径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论用人单位侵权责任的统一与分立————基于法人侵权责任与雇佣人侵权责任的关系视角

我国关于用人单位侵权责任的制度安排经历了从“单一”到“分拆”再到“统一”的历史演进过程。《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1款“统一式”的立法进路打破了所有制形式的限制,也顺应了国际发展潮流。然而,简单划一的“用人单位-工作人员”主体模型呈现出复杂的责任样态,既不能在法律逻辑上周延自洽,又不符合民商法发展的现实需求,故应当将法人侵权责任从用人单位侵权责任中分立出去,借鉴公司法中的先进制度,建构起新型的法人侵权责任。法人对其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并非基于传统的雇佣关系,而是两者之间的代理关系与代表关系。在代理关系中,科层制的组织关系替代了雇佣关系和控制关系,成为了新的职务联结标准;在代表关系中,代表人的行为被视为公司行为,公司为此承担侵权责任。     

论物权救济模式的选择及其依据

物权救济模式的选择,不仅仅是把物权救济方式规定在物权编还是侵权责任编的问题,还涉及丰富的、深层次的法理。侵权责任取代物权请求权的模式,会导致物权的追及效力虚化,在出卖他人之物、拾得遗失物、漂流物场合都会面临着尴尬;占有制度会面临着二难境况;侵权责任取代物权请求权的方案,为了修补自身的漏洞不惜大面积地重新界定既有的民法概念、修正既有的民法制度及其理论,结果还是捉襟见肘。总之,它只有缺点,没有任何优点,应予弃之不用。我国民法通则的既有规定并非物权立法必须沿用的充分理由,物权请求权模式在解决个别问题时显现出来的局限性,同时也是侵权责任模式解决它们时的局限性。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继受法律及其学说的国度,继受国、变革国的传统、习惯往往是需要破除的,改变的。就是说,传统、习惯在这种情况下大多不是界定法律概念、确定法律模式的标准。     

证券民事侵权诉讼前置程序研究

对最高法院设立前置程序的理由进行了分析,认为设置前置程序的真正理由是通过减少案件数量来减轻法院的压力,并指出了前置程序可能带来的3个问题:1.将绝大多数虚假陈述案件拒于法院门外;2.即使虚假陈述案件已受理,还可能被终结诉讼;3.行政处罚决定书在民事侵权诉讼中的作用将产生争议。由此建议最高法院尽快废除前置程序。     

规制滥用诉权行为的场域选择

滥用诉权行为的性质具备双重性,即是不正当诉讼行为,又是一般性民事侵权行为,因此,规制滥用诉权行为应在民事诉讼法和民法的双重场域中进行,既应确立民事诉讼的诚信原则,还应建立规制滥用诉权行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     

论与国际空间站相关的侵权的法律适用——以欧洲空间局成员国为视角

国际空间站活动导致的侵权法律适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国际空间站的欧洲成员国而言,现有的国际公法框架无法解决所有与侵权相关的问题,而国际私法层面的《罗马条例Ⅱ》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见,外空活动商业化背景下的国际空间站活动需要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相结合来予以调整。     

论民事诉讼中损害额认定制度之构建

根据证明责任法则,损害的发生以及损害大小的证明均应由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存在的原告承担。依此,如果损害事实的发生得以证明,而损害大小难以证明或不能证明,则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得不到支持。但这种判决显然不妥当,为此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损害额认定制度,赋予法官裁量权以解决该难题。目前,我国《侵权责任法》等已经确立了法官酌定损害赔偿额制度,但仍缺乏程序法上的相应支撑。因此,有必要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确立损害额认定制度,以实现实质公平。     

法教义学视角下信用利益之损害赔偿责任研究

信用利益侵权损害赔偿已成为实务中的多发问题,现行民法对此却未设明文。通过对比观察我国司法实务判决可知,法院在对待信用利益侵权纠纷上存在较大分歧,且现有的以名誉权、姓名权、一般人格权为裁判依据的信用利益保护路径难以实现对信用利益的妥当保护。因此,有必要从请求权基础、责任构成要件、损害赔偿范围等方面重构信用利益之侵权责任。在现行实证法体系下,以《侵权责任法》第2条2款规定作为信用利益保护之请求权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逐一检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从而确定损害赔偿范围,可资为信用利益保护的最佳进路。     

试论民事诉讼中诉对当事人的价值--兼谈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一个视角

从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角度看,诉对当事人的价值有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之分,其产生基础在于与之相对应的财产中心正义观和主体中心正义观.当事人之诉除了追求实体价值之外,还注重追求程序价值.对此,在民事诉讼法改革的道路上,应当以诉的价值为一个独立视角,紧密关注诉对当事人的价值如何实现的问题,谨慎设计对诉的处理程序,并在法律制度上予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