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成本及其财政分担机制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而"农民工市民化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本文选择宁波这一外来务工人员流入大市作为典型城市,在总结宁波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具体实践的基础上,确定农民工和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水平及其差距;通过测算存量农民工和增量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及财政投入,从逐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完善现行财政体制等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城市政府等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知识图谱分析——基于2004-2018年CNKI核心期刊和CSSCI数据

农民工顺利市民化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性特征和内在要求。系统地梳理近十五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演进路径、热点和前沿,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人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和社会价值认识,为其深入研究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的思想与方法,利用Cite Space V软件对检索得到的917条源于CNKI的核心期刊和CSSCI数据库的文献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研究结果表明:近十五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热点涵盖了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与新型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主要的研究前沿集中在新型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基本公共服务与农民工市民化关系和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四个方面。     

重庆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模型构建及测算

重庆市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农民工问题突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进行测算，通过分析认为应当加快构建政府、企业、社会、个人“四位一体”的成本分担机制并提出一些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住房供给成本研究——以广东省佛山市为例

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农民工"居者有其屋"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条件和主要特征。本文通过抽样调查,并结合有关部门的数据资料,在参考国外相关标准的基础上,测算了佛山市保障性住房供给成本。该成本如全部由地方政府负担,就佛山目前的财力而言,面临较大的压力。为此本文建议,分层分类、渐进式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住房问题,并建立多主体分担、多形式供给的住房供给模式。     

人力资本视角下吉林省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分析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也将随之推进。在了解吉林省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行为的基础上,认为其市民化能力是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因此对吉林省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结论是人力资本因素是影响市民化能力的最主要因素。对此,从人力资本视角提出提高吉林省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以促进其市民化的对策。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思考

抛开社会因素,就农民工个人而言,市民化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市民化意愿,二是市民化能力。前者是主观条件,后者是客观条件并且是最核心的条件。市民化能力是指农民工跨越市民化门槛(即市民化成本)的能力,主要反映的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农民工收入和市民化成本是决定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两大因素,因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必须从这两处着力:一是多渠道增加农民工收入——通过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通过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以提高农民工财产性收入。二是多途径降低市民化成本——通过完善户籍、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以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入户、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养老等成本;通过创新维权机制,以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与收益：研究评述与理论框架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存在成本,收益也不容忽视。在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后,才能更加合理地分摊市民化的成本,推进高质高效的市民化。首先,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成本分摊机制等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其次,首次总结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关系中的两大矛盾：农民工个人福利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不一致的矛盾、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同期不匹配的矛盾,并构建了一个以矛盾为导向的分摊成本与收益的理论框架。最后,分析了以往文献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新常态下农民工市民化的挑战及其应对

新常态下，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挑战表现在三个方面：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存在放缓倾向、农民工市民化稳定性存在减弱倾向与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提升难度存在增加倾向。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提供匹配供给与需求的就业信息服务、降低农民工城市生活成本可有效应对新常态下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挑战，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全面发展。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将农民工市民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工资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分区域看,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通过加快农业现代化、加快农村现代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等作用渠道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河南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变动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是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后能够与城镇居民同等地享受公共服务,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城镇化进程。本文通过对河南省中小城市进行调研,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影响因素, 在度量分地区、分类型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的家庭消费效应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

使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以家庭为基本研究单位,通过把城镇常住人口家庭划分为普通城市居民家庭、农民工市民化家庭和农民工家庭,以避免直接用农民工家庭与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差量衡量农民工市民化消费效应的估计偏误,试图更加准确地估计农民工市民化的家庭消费效应并检验社会保障的作用。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提高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并且农民工市民化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比普通城市居民家庭高;农民工市民化还能降低家庭生存型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逐步改善消费结构;并且农民工市民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是一次性的,它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家庭消费改善和教育水平与就业能力提高—总收入增加—家庭消费进一步提升,持续地推动家庭消费的增加,按现有速度测算,如果将我国1亿农民工家庭全部市民化,每年至少新增国内消费约5万亿。     

基于因子分析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综合评价

对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进行评价可以有效地掌握其进度。文章在梳理和理解市民化内涵的基础上,从农民工的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参与、心理认同等5个方面选取16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市民化评价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厦门、漳州两地农民工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整体较低,且各方面表现不一,由因子得分反映出农民工在居住条件、社会生活、心理认同三个方面的市民化程度相对比较高;但是在经济生活和政治参与方面市民化程度比较低。此外,通过列联表交叉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女性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总体上略高于男性农民工,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论中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学界关于农民工课题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之一,其发展程度直接关涉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从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入手,指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推进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一系列对策。     

市民化率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测度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不可回避、首当其冲的任务。以福建为例,旨在理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情况,测度市民化率,反映真实城镇化水平;测算市民化公共成本,确定城镇化所需资金量,从成本视角阐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缓慢最本质的症结;提出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综述

通过对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的文献分析,总结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以及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最后指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     

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资本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要经历三个步骤:从事非农职业、在城市定居、融入城市生活,据此农民工实现向市民的转变至少要承担以下成本:一是城市最低生存成本,二是转移成本,三是对更好生活预期的补偿成本.只有在有能力支付这些成本并取得一定的收益后,农民工才有机会真正留在城市,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因此,可以说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是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基础.而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能力又是由其所具有的城市生活资本所决定的.城市生活资本包括权利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农民工的权利资本来源于现行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分析农民工城市生活能力的宏观制度环境条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是个体获得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致性因素,也是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重要指标.     

超声空化处理对冷金属过渡焊接过程的影响

基于 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 201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从社会排斥角度研究居住隔离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居住隔离显著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居住隔离程度越高,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越低,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在新生代农民工和在大型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群体中更为明显。居住隔离通过影响城镇社会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间接影响个体城镇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适应状况,进而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抑制作用。本研究为有效解决人口半城镇化问题和推进农民工有序市民化提供重要政策借鉴。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模式主要包括投资入户、购房落户、人才引进、土地换社保和积分入户等模式。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可能,但是仍存在很多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仍然面临着较高的＂准入门槛＂,市民化成本较高;镶嵌在户口中的各种社会福利尚未被完全剥离,弱化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很多城市户籍改革的出发点是吸引更多的资本、人才和技术,弱化了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降低城市落户门槛、剥离户口中附着的各种社会福利、改革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是未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基于农民工市民化特征的城市化战略研究

城市化是市民化的载体,市民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内容.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呈现出了市民化成本的"高价化"、市民化进程的"二元化"、市民化结果的"半市民化"等特征.基于这些特征分析,在坚持多元城市化协同发展战略的前提下,以大中城市为核心组建城市集团,以小城镇优化升级为重点发展县域经济,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内容发展具有集聚效应的非正规经济部门,以制度创新为保障优化制度环境,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

农民工养老保险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市民化需求和能力,实现农民工完全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和融入城市.农民工市民化取向的相对独立型、直接扩面型和仿城型三种主要养老保险模式都没有处理好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应将就业稳定的农民工直接纳入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将就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分两种情况区别对待,建立农民工过渡性个人账户养老保险,推进农民工养老保险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