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选取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通过描述性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状况、政策满意度和市民化意愿进行分析,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政策满意度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高,女性较男性更愿意市民化,文化程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婚姻和年龄对市民化意愿无显著影响。户籍政策、就业政策、住房保障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对市民化意愿有影响呈现正相关状态,即政策满意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土地政策满意度对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1056位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工作、经济、制度、社会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通过卡方检验引入回归模型的14个影响因素中,土地处置方式、参加社保数量和月消费水平对市民化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城市融入次之,抚养子女数、交往对象有低显著影响,而月工资收入、参加培训次数、住房类型、社区参与和自我认同则没有对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797位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本文通过对全国797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统计方法,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遇到困难求助城市市民的数量、主要交往对象以及社区参与情况7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显著,其中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求助人数与社区参与情况与市民化的实现呈正相关,性别变量中男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比女性更大,主要交往对象越是以城市居民为主,越有利于其实现市民化。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角度提出了相应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进程的对策。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户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性别、月收入和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负面影响;是否接受过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工龄和当地经济水平对新生代市民化有一定影响;婚姻状况、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和配偶所在地是影响新生代衣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键因素。     

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以湖南省为例

本文以迁移心理学与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为指导,借助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参照点依赖、从众心理、风险偏好、动机、态度、相对剥夺感与公平感中,以城市人为参照点更易产生市民化意愿,从众心理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负向影响,公平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价值观解析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引导是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实践,也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文章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价值观的阶段性状况,剖析了其矛盾冲突特征,提出了通过利益调节、价值观引领机制建设等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现代转型的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安徽省280份调查数据

基于安徽省26个县280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身份认同、市民化意愿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市民身份的认同率普遍较低,市民化意愿弱,文化程度和社交情况与其身份认同关联度高。进一步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发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身份认同和对现状满意程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政府部门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维护其劳动权益,提高其整体满意度。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直接决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能力、竞争能力、生存和发展能力,对其市民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笔者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积累两个方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困境,探寻其突破市民化困境的出路。     

城市融合的代际传递、分化及影响因素——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基于福州地区的调查数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代际传递特征。同时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分化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个人特征、社会网络、经济状况、所在行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分化产生显著影响。基于此,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较高,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随迁子女受教育、稳定就业、农村土地退出、进城落户、房屋租住和社会保障政策;6个结构性核心变量对农民工市化政策总体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稳定就业政策影响最大,进城落户政策影响最小;除婚姻和子女是否随迁外,其他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均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和政府工作成员次之,性别影响较小。     

新生代农民工生计资本对回流式市民化影响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调研数据

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对生计资本的定义,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生计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发现:所调查范围内的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城镇化总体意愿较为强烈,其中人力资本中的年龄因素,自然资本中的耕地拥有量因素,物质资本中的房屋拥有量因素,金融资本中的年收入因素和社会资本中的市民朋友数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有着尤其显著的影响。     

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工问题非常重视,特别提出要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当前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其市民化的问题。因此,必须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和完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制度和政策措施。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建议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工问题非常重视,特别提出了要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当前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其市民化的问题,因此,必须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重大意义,必须充分认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和完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制度和政策措施。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知识图谱分析——基于2004-2018年CNKI核心期刊和CSSCI数据

农民工顺利市民化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性特征和内在要求。系统地梳理近十五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演进路径、热点和前沿,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人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和社会价值认识,为其深入研究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的思想与方法,利用Cite Space V软件对检索得到的917条源于CNKI的核心期刊和CSSCI数据库的文献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研究结果表明:近十五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热点涵盖了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与新型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主要的研究前沿集中在新型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基本公共服务与农民工市民化关系和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四个方面。     

异质性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对于推进我国快速城市化,扩大内需,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要意识到其在同质性的总体特征下具有不同的异质化特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要根据其主体不同的市民化愿望、能力以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循序渐进式推进。     

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希望自己留在城市,成为城市居民。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者,却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难以享受到市民待遇。本文主要是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和在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就如何解决这些困境提出合理的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障碍及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具备了市民化的条件。且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农民工总数的60％以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探讨,有利于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进一步认识以及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完善。     

协同治理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一环。基于协同治理的理论视角,在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和问题基础上,运用现代治理手段,提出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对策建议,全面推进各项制度协同发展,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政府与企业、政府与新闻媒体、政府与公民之间良性互动,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稳定有序发展。     

基于因子分析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综合评价

对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进行评价可以有效地掌握其进度。文章在梳理和理解市民化内涵的基础上,从农民工的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参与、心理认同等5个方面选取16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市民化评价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厦门、漳州两地农民工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整体较低,且各方面表现不一,由因子得分反映出农民工在居住条件、社会生活、心理认同三个方面的市民化程度相对比较高;但是在经济生活和政治参与方面市民化程度比较低。此外,通过列联表交叉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女性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总体上略高于男性农民工,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观念意识、就业取向等方面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极其强烈,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急迫性。但当前的制度阻隔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使得在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展开,制定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城市化战略,开拓农民工市民化新的政策空间,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提高农民工能力内核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