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行政法之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视野中的国际法治

国际行政法是针对跨国行政活动和国际治理中的国际行政合作关系作出的规制和调整,是在传统国际法体系中出现的一个新兴分支领域,其逻辑起点和理论根基是全球治理的提出。全球治理中善治标准的实现需要引入行政法等一系列工具,因而全球治理的提出与行政法有着与生俱来、不可分离的关联性,行政法构成全球治理的微观基础。全球治理的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行政行为来加以理解和分析,即规则制定、冲突利益间的行政裁决,以及其他形式规制性和行政性的决定和管理。目前,一个规范等级逐渐鲜明的"国际行政法"体系正在产生并逐步形成,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当中。     

全球治理：结构与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治理这一术语开始广泛传播,然而无论是其价值诉求还是政治主张都面临着太多争议。本文对全球治理的结构、过程、合法性和原动力进行理论总结,并对全球治理的规则和机制进行了相关分析。本文认为,全球治理的原动力在于适当地赋予非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合法性,以及普通公民对普遍价值和世界主义的学习能力。     

全球治理机制的发展与中国的参与

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催生了全球治理,也推动了各类治理机制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全球治理机制呈现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不平衡性、治理对象的多样化与跨国性、治理规制的规范性与"柔"性、治理效果的有限性与滞后性等特点。就其未来发展来看,全球治理机制逐渐显现出治理议题广泛化、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机制民主化等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引导治理机制走向完善。本文认为,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过程中既要坚持民主平等、权责统一、合作共赢的原则,又要对自身的角色有明确的定位并适时转变,以更加积极、稳健、自信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发展与变革。     

全球治理、联合国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

在全球化的时代,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以承担起全球治理的使命.这些改革给中国带来新的挑战.中国需要对政府的角色重新定位,更新主权观念,培育国内成熟的公民社会,推动世界公民意识的形成,以适应全球治理时代的国际形势,发挥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应有的作用.参与全球治理也会对国内的政治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时代的中国县域法治发展

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县域法治不仅在区域法治体系而且在国家法治发展进程中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构成了国家法治体系的基础性环节。县域法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家法治体系的效能,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法治现代化进程的总体格局。在当代中国国家政权体系中,县级政权构成了国家政权结构的基本单元和基础,县域政治是整个国家政治运作的基层枢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中,无论是县域国家权力机关制度建设,还是县域政府治理变革,抑或县域法治社会的成长,都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县域法治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活力。党的十九大对推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县域基层的具体实践作出了战略部署,为新时代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县域法治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全球海洋法治视角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包含和平、安全、发展、合作、可持续等要素的理念,在法治层面上体现为维护海上安全、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等全人类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方面的共同利益。进入21世纪,全球海洋治理赤字加剧,面对传统海洋治理体系日益面临碎片化和霸权主义等重大挑战,中国针对性地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球海洋法治的视角看,中国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依托,从建章立制、推进合作、塑造共识三个维度对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问题提出实践解决方案,为将政治愿景转化为法律行动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引。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落实,需要推进全球海洋法治的建设进程。     

领导者作用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

为什么一些国家选择在气候治理中承担领导者角色,而另一些国家没有?大国领导对于气候治理的国际集体行动意味着什么?本文认为,传统集体行动理论没有突出、甚至忽视了领导者的作用,也缺乏对领导者提供选择性激励的利益分析。而领导者通过自利型的非中性制度设计,在推动集体行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霸权稳定论命题的理论再思考,本文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重新发现了领导者作用对于集体行动理论的意义,并以此框架分析了欧盟、美国、中国等主要博弈方在气候议题上发挥的作用,并展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方向。     

试析影响中国法治权威树立的因素

中国在实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法治权威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这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宪法制定、修改和实施中,立法执法以及司法过程中,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因素影响着法治权威的树立。     

论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功能

村规民约凭借其内生性和灵活性,紧密契合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化解矛盾纠纷、维持社会秩序和辅助国家法律实施的积极作用。村规民约的法治化使之与国家法律形成良性互动,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应有的法治功能。实践中,村规民约存在制定程序不规范、文本内容个性化、操作性不强、执行保障力度不够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其法治功能的发挥。增强村规民约制定程序的规范化水平,强化文本内容针对性、实用性及执行保障力度,确保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中法治功能的实现。     

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环境研讨分析会综述

2005年4月22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育部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课题组、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环境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新楼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国防大学、中央党校、中央外事办公室、中国社科院、中国军科院、光明日报、太平洋学报、中国经济时报、世界知识杂志社、国际先驱导报、参考消息报、国际政治研究等单位的多位知名学者、专家出席了会议,并围绕当前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及发展趋势分析、当前的安全环境与发展趋势分析、中国的地缘战略及对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现将本次会议讨论…     

论当代中国大战略选择的和平性--一种基于战略文化的考量

本文从文化、特别是战略文化的视角,结合中国战略文化传统,旨在对中国崛起方式选择过程中的和平主义取向的文化根源进行理论说明。进而通过比较中西战略文化的不同,对于中外学者在该问题上歧见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最后,本文对于中西双方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问题,提出了个人的一些学术层次上的建议。     

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和平发展”战略条款

"和平发展"乃是"二战"结束之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普遍问题。自1949年新中国建国伊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确认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宪法历经数次与时俱进的修改,"和平发展"战略实施模式也屡经历部宪法的制定和实施而有所调整。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历部宪法的条款及其背后的深刻含义,指出"和平发展"虽然仍未明确写入宪法,但是始终蕴含于宪法之中。本文认为,只有在适当时候,将"和平权"载入宪法,修订一部"和平宪法",才是为我国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最优方案。     

试论“以德治国”方略的历史沿革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辨、理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评析甄别传统道德与传统美德的功过,科学界定社会主义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的异同等,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以德治国"的方略,全面理解"先进文化"的蕴含,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 ;大国崛起必然触及国际秩序建构 ,中国必须就如何建立国际秩序提出自己的见解 ;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 ,应从区域秩序着手 ,同时强调以完善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基本规则为着眼点 ,逐步加强在国际秩序建设的议程创设能力 ,成为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可预期的国际秩序塑造者。     

战略边疆与中国和平发展

战略边疆指的是一国影响力所能实际控制的战略空间。在国际政治中,战略边疆具有特殊的效能,例如维护国家战略通道安全、拓展国家海外利益等。本文认为,中国在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也应该高举发展、和平、合作的旗帜,依据国家实力、利益分布等因素构造自己的战略边疆。     

关于"反恐时代"美国全球战略风向问题

经历“9·1 1”的巨大冲击及逐步展开的反恐战略 ,美国全球战略实质发生“阶段性变型”。本文将探讨把反恐作为压倒一切的“新生使命”的布什政府 ,其全球战略的风向及反恐战略与全球战略二者的互动态势。     

论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两难困境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全球化带来资本、货物、服务、人员在国际范围内的频繁流动,也带来了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相互冲突与碰撞。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发展呈现出了融合和冲突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取向,西方文化借助其在全球化中的优势借以广泛传播,处于全球化劣势中的后发展国家在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中有益成分的同时,又面临着抵制腐朽文化的侵蚀,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独立性的任务。     

刍论全球化态势下的中国传媒攻略

全球化表现为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化和文化传播的全球共享性。在全球化态势下,中国媒介要崛起于世界媒介之林,应从守势转为攻势,积极地向国际媒介市场迈进。宥于我国媒介资金短缺与实力不强的现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全面分析自身的优势与劣势,苦练内功,加紧媒介“内容”的操练,争取有突破性的进展;同时注重媒介品牌的建塑与延伸,制定全局性的谋划方略,体现中国媒介品牌的独特个性和价值。这是当前努力的基本方向,也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高度概括了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新型国家关系的本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为确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本质的新型国家关系提供现实可能性。坚持和丰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是中国和平发展理论的基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中国实施和平发展战略的大背景: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相互依存的深度,大国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制约了霸权主义,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国际合作机制正在发展,一些新的安全观念正在形成并被广泛接受。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有利于促进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