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孤岛中一面鲜艳的旗帜——《每日译报》

一、前身《译报》初露锋芒《每日译报》的前身是《译报》，是党在上海孤岛时期坚持抗战宣传的成功尝试。“八·一三”抗战失败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孤岛”。日寇接收了原国民党设在租界的新闻检查所后，亦宣布对租界内的中国报刊实行新闻检查。绝大多数的抗日报刊，如《救亡日报》、《抗战》三日刊，《申报》、《大公报》、《立报》等，为保持国格、人格和报格，有的毅然停刊，以示抗议；有的迁往内地或香港。只有《新闻报》、《时报》等少数报纸，可耻地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日本侵略者在加大摧残中国抗日报刊的同时，也加强了自…     

唐才常与《湘学报》、《湘报》

《湘学报》、《湘报》是戊戌维新期间,湖南具有全国影响的两份重要报刊。唐才常作为这两份报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对《湘学报》、《湘报》成为湖南维新变法的重要舆论阵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由湖南学政江标发起、创刊于1897年4月22日的《湘学报》(原名《湘学新报》),作为以开化湖南风气,宣传维新变法为目的综合性理论刊物,是近代湖南最早的新式报刊。唐才常任《湘学报》主编,同时兼任“史学”、“时务”和“交涉”三个栏目的编辑、撰稿工作。唐才常借助这种新式宣传媒介,以笔为枪,大胆著文,大力鼓吹救亡,倡导变法,在当时的湖南思想界产…     

中国现代文学主题的三重变奏

李新宇在《学术月刊》1999年第 10期撰文指出 ,自 80年代中期以来 ,由于李泽厚“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题的影响 ,国内学人多以“双重变奏”的框架谈论现代文学。然而 ,“双重变奏”并不能准确地根据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 ,更难以清楚地揭示文学思潮矛盾运动的复杂状态。事实上 ,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不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而是由启蒙、救亡和翻身构成的三重变奏。由于历史的境遇 ,中国现代文学同时存在着三种核心意识 :人的意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三种意识分别产生了三个中心主题 :启蒙、救亡和翻身。三个主题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冲突 ,…     

五四救亡与启蒙关系我见

在近年来关于“五四”的著作中,李泽厚先生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随着近现代史的研究的深入,今天来重读这篇文章,或许我们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李文的主要内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并非政治而是文化,虽然这其中有政治的因素。“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并且,“启蒙并没有立刻被救亡所淹没,相反,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而声势大张”。但是,“个体反抗并无出路,群众理想的现实构建又失败…     

简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共识——群体观念

在近代启蒙思想中,如果说救亡意识是第一个突出的特征,那么群体观念就是另一个重要特征.关于“群”的观念,严复在1895年《国闻报》上发表《原强》一文,第一次提出“群学”观念.1898年,他又在《天演论》中更明确地介绍了进化论群学思想,这在当时严峻的民族危亡形势下,如同竞争观念一样,给了中国人极大的     

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时代主题

一、启蒙,一个在近代中国被救亡声浪淹没了的时代主题 戊戌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始发站。经历了西学初步洗礼的中国知识者,在他们的深层意识中已日益感到:撼醒麻木中的国民是在“物竞天择”的无情的自然法则面前走民族自救之路的第一步。但是,一张列强虎视耽耽的《时局图》,一种迫在眉睫的亡国无种的现实威胁,不容迟延地把他们牵引上了“公车上书”之途。虽然,在众多知识者的脑海里,同时翻腾着变制救亡与启蒙“新     

若干哲学、思想史问题讨论在长沙举行

1990年5月5日至8日,“若干哲学、思想史问题讨论会”在长沙召开。会议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武汉大学中文系、《当代思潮》杂志社、《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发起,黄楠森教授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学者、理论工作者40多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肯定了近年来理论界在许多领域研究取得的成绩。同时,对近年流行的“救亡压倒启蒙”论、“西体中用”论     

回忆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界

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左联的会员,“上海‘孤岛’时期文学调查计划”里提的好多书我都没有看到,我只能提一点我所知道的。 “八·一三”以后,就有《救亡日报》一类的刊物出现。田汉、曹聚仁、冰莹等常在上面写文章,     

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推荐书目及其文化解读

国学推荐书目在20世纪20年代的频频出现,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事件”。本文主要通过对胡适、梁启超、章太炎等开列的国学书目,以及《京报副刊》刊发的多种“青年必读书”书目(包括鲁迅交的“白卷”)的文化解读,在它们与国故整理、新式教育和启蒙救亡等问题的关联中,阐述国学推荐书目所具有的多义性和复杂性。     

历史的画卷 时代的警钟──纪念严复译《天演论》100周年

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役尤其是甲午战败，东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竞相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此历史背景下，严复翻译《天演论》的主旨在于唤起国人救亡图强，为中华民族兴衰安危敲起警钟。《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andEthics），严复经过思考，署《天演论》，其用意诚如清人吴法给序言：“天演者，西国格物家言也，其学以天择物竞二义，综万汇之本原，考动植之善耗，盲治者取焉。”即从“物变递增”之理，探索“质力聚散之义”，推之“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①。“天择物竞”作为动植物界自然选择的客观…     

严复对近代中国“富强之本”的探索和启示

上个世纪的晚清中国,如火屋漏舟。同是为着救国救亡,求富求强,严复却与 那些企图仅靠学习西方“声光化电”等富强之术来救国救亡、求富求强的人不同,与急于 将西方富强之政移植到中国以救国救亡,求富求强的人也不同。他认为,要救国救亡,求 富求强,“端的在民”。这就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淘练力智德全面发展的真国 民。力、智、德三者具备的真国民才是一国富强之本。     

“孤岛”上海的《鲁迅风》

<正> (一) “八·一三”战事爆发三个月,日寇占领了上海除租界而外的华区,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区之前,这片处于日伪顽、敌我友矛盾交错,但尚有空隙进行抗日活动的夹缝,被称为“孤岛”。在这特殊的时空中,党的新闻出版及爱国统一战线的新闻出版,在日伪的炸弹、枪口的弹压下,演出了一幕幕动人的活剧。期间,《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立报》已停刊,《救亡日报》已经撤离,只有《新闻报》、《时     

1934年《磐石杂志》"公教与爱国"专号的民族立场

《磐石杂志》为1930年代初期中国天主教会中的一份重要刊物,它由北京辅仁大学中华公教青年会支部创办,旨在介绍中西文化及宗教事业调查研究,兼及社会新闻。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引发中国天主教会内部爱国人士的民族感情和救亡热忱。《磐石杂志》1934年第2卷第5期“公教与爱国”专号的主要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教会中人士对“国难”的思考和认识。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抗战时期夏衍在桂林的办报活动研究

抗战时期,夏衍奉命主持桂林版的《救亡日报》工作,成效卓著：使停刊两个多月的《救亡日报》在桂林得以复刊;开创性地采用多元化的办报经营方式;对旧有版面加以革新,提升报纸的质量;充分利用办报的条件,最大限度地做好统战宣传等工作。     

评“救亡中断‘五四’启蒙精神”论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88年秋冬与1989年春夏之交,一些人以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为名,写文章,做报告,出《新启蒙》丛书,煞有介事地大讲“救亡中断了‘五四’启蒙运动”,致使“五四”反封建的斗争任务至今未完成,因而需要再来进行一次反封建的“新启蒙”运动。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带有很大的蛊惑性和欺骗性,有必要予以辨析,以澄清是非。     

严复的文化观和文学批评论

<正>严复,被鲁迅先生誉为“19世纪末中国感觉敏锐的人”。在新旧文化嬗变的年代,他“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在了解西方和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有辨识地吸取外来文化,以其译述和文化活动,冲击了我国封闭的文化思想意识;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社会政治改革的思想武器,对近现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想就严复的文化观及与其相关的文学批评论,谈一些看法。 一 在近代急遽的社会变革中,严复虽未直接参与现实的政治（或军事）斗争,但他以广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文化而成为近世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毛泽东同志誉之为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一样是“中国共产党未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早期的严复,是一位体察世事风云、关注国情的爱国主义者,甲午战争前后,严复怀着强烈的“自强保种”之心,奋笔直书,不仅撰写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论析时局的论文。而且更以执着之情,译述了《天演论》、《原富》、《法意》、《穆勒名学》、《群己权界论》等西方名著,意想通过西方资产阶段文化的真切介绍,寻求     

夏衍：我是一名记者

夏衍,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 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杰出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和电影艺术家。但夏衍曾对友人说过：“戏剧电影对我是业余创作,我的主业是记者。”对于他的记者生涯和新闻贡献,高汾在他的《夏衍和<救亡日报>》中评价道：“夏衍是个杰出的记者,在中国进步报刊史上的地位,可以与邹韬奋、范长江、胡愈之等人并列。”     

评张俊才、李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中,张俊才、李扬合作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主潮》)一书,堪称力作。该书的学术价值表现在诸多方面,但我更为看重的是充溢在全书中的“让历史与现实对话”的精神。 《主潮》一书依次论述了20世纪出现的如下七种文学主潮:世纪初的新民文学主潮、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主潮、30年代的革命文学主潮、40年代的救亡文学主潮、新中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