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黔中王门大师李渭“毋意为宗”的心学思想研究

李渭从叩问“本心”到“毋意为宗”(毋意为功),把成为“圣人(仁)”当作人生最高的追求,走出了求仁、学仁、识仁、为仁、归仁的为学路径,其心学思想可以归纳为必为圣人、求仁为宗、毋意为功、先行为用、中和为境五个部分。以“毋意”统摄求仁、学仁、识仁、为仁、归仁,认为“毋意,千古圣贤学脉”,“识此之谓识仁,闻此之谓闻道”,故“毋意为宗”的工夫论是李渭最具特色的心学思想。本文从李渭的人格理想、道德本体、体认工夫、致用境界等方面对其心学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     

汉代丧赠刍议

生和死是人类面临的两个重要课题。在中国古代，人们对此已有认识，荀子的“敬始慎终”说，《吕氏春秋》的《贵生篇》即是有关“生”方面的阐述。而对于“死”，古人更为重视，在《诗经·国风》中就有“凡民之丧，匍匐救之”的朴素思想。及至西周时期，统治者专门制定了一套丧葬礼仪来处理人生最后一站──“死”。到汉代，围绕处理“死”的问题，除丧葬制度的发展更趋隆重外，厚葬风俗亦随之盛行起来，与此有关的丧赠也发展起来。本文拟从赙赠、葬具和葬地、厚葬与丧赠三个方面探讨汉代的丧赠。一、赙赠赙赠包括两方面内容：（－）官赙；（…     

宋代文学的雅俗变化及成因

宋代文学以雅为尚,与“雅儒”精神相关。“雅”的内涵包括语言的雅洁,作品政治内涵的“正”,具有特殊的民族意义。宋代文学在以雅为宗的同时,又呈雅俗结合的变化,经济发达,城市繁荣,市民文化消费促使了俗文学的发展;其接受效应影响了雅文学作者的创作思想,使之转向了雅俗结合。宋代文人既能接受俗文学,又有意于改造传统雅文学,努力探讨雅俗结合的创作道路。     

商代时期丧葬习俗

商代时期的丧葬习俗，主要表现在隆丧、厚葬。它在中国古代厚葬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厚葬史上出现的第一次高潮。本文将对商代时期厚葬的成因及内容予以论述。厚葬原因　　在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中，厚葬一直占有着主导地位。厚葬，是一种习俗，一种现象，是丧葬礼制的具体表现，也是当时统治者通过倡导隆丧厚葬达到他们统治人民的目的。　　商代统治者尊鬼敬神，以鬼神之名施政。有《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里所指的“鬼”与当时人们的灵魂信仰有关，表明商代统治者对鬼神是十分迷信和虔诚的…     

宋代浙西、江东地区水利田的开发

一、开发的基本手段及其作用按地势的高下,宋代浙西、江东地区的田地可分为高地和低地二类。两宋之交,江浙两淮一带的著名农学家陈旉指出:“夫山川原隰江湖薮泽,其高下之势既异,则寒燠肥瘠各不同。大率高地多寒……且易以旱干。下地多肥饶,易以渰浸”。以苏州为例,该地常熟以北,昆山以东之田,在宋代“皆谓之高田”。常熟以南,昆山冈身以西,“其地低下,皆谓之水田。高田者,常欲水,……故常患旱也。……水田者,常患     

试论韩愈的“道”

一、韩愈“道”的具体内容《原道》是韩愈儒学复兴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佛老相对立的“道”和“道统”说,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和伦理观念。文章一开头就对“道”的内容作了解释:“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他把孔孟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触为一体,作为“仁”的含义,从而指出,实行以“博爱为基本内容的“仁”,使一切言行符合现实的需要,就是“义”;“义”是“仁”的具体表现,由这种“仁”与“义”再进一步修行,就是“道”。一本正经的强调仁义道     

宋代浙江事功学派述评

宋代学术文化空前繁荣,书院林立,讲学之风盛行,通过讲学,形成许多学派,学派之间相互交流竞争,从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思想、观点。北宋时期便有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二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等等。南宋以来,学派更是众多,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朱学、陆学和在浙江地区形成的浙学。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二者皆注重于心性义理的研究,而浙学则在言性命义理的同时,“必究     

“利用”以“厚生”:张申府儒学观的现代价值取向

张申府的儒学观并没有单纯地停留于对传统文化的解读，而是赋予其积极的现代价值取向。张申府认为，科学所关注的工具理性带给人们的是物质世界的满足，而民主所代表的则是人更深层次精神世界的需求，两者的核心精神皆在于理性。而理性是与孔子儒学的核心思想“仁”相契合的，理性是“仁”之外化，科学与民主亦是“仁”之现代性表征，其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在于人，即都建立在对人的关注与关怀之上，可说是对“仁者，人也”最为生动的现代诠释。而这也正是张申府所极力推动儒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有益尝试。     

永贞“革新”与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及韩愈

发生在中唐顺宗时期的王叔文、韦执谊的短期执政,一直被当代史学界美化为“革新”,然依据史实,王、韦的所谓“革新”,实则有名无实,其政治眼光既缺乏远见,执政粗莽,且个人品质亦甚低下,其“暴起”领事,失败在不旋踵之间,是意料中事。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固锐于进取,但终因遇人不淑,且个人较少把持,年少轻狂、未识几微,一味盲从,终为其所累。柳一贬不起,郁郁而终;刘虽获永年,仕进道途亦从此一蹶不振。皆令人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则是浓厚的王、韦“情结”和或激愤、或感伤的色彩。中唐另一文人韩愈因撰写《顺宗实录》,对王、韦新政及刘、柳多所批评,又长期被视作政治上的保守派。“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社会学”;明乎此,我们方可对刘柳作品作出深刻解读,对韩愈《顺宗实录》作出正确评价。     

浅谈高句丽民族的厚葬习俗

文献记载高句丽民族有厚葬之风,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印证。高句丽民族的厚葬习俗不仅体现在贵族身上,其普通民众死后也是竭尽家财以随葬,这反映了高句丽厚葬习俗的普遍性。     

论陈确的性理哲学思想

陈确(1604—1677)字乾初,浙江海宁人,曾受业于江南名儒刘宗周。他是明末清初一位进步的思想家,公开站出来否定《大学》,怀疑《中庸》,同官方所倡导的宋明理学唱反调,还从实际出发,反对鬼神迷信和节烈,厚葬,宣传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这些举动招来的是非难与攻击,但他没有折服,晚年得“风疾”,病困十余年而卒。陈确的主要著作有《大学辨》、《瞽言》、《葬书》等,过去在社会中流传很少。性理哲学思想是陈确思想中较有特色的一部分,故专门予以论述。     

绍兴会稽与禹无涉——兼论於越源流

浙江绍兴城南会稽山,传因夏禹朝会天下诸侯计功行赏于此而得名。会稽,据说还是大禹治水之处和葬地;而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史书中也说是“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的夏后帝少康庶子之苗裔。追根溯源,诚如是说乎?本文拟对此管窥所见。一大凡先秦古籍载记有关会稽者,多说是大禹朝会诸侯于此,或只说会稽是大禹的葬地,但尚未见确指会稽就在绍兴。如《竹书纪年·夏后纪》:“(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国语·鲁语下》:“背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戳之”;又《韩非子·释邪》:“昔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氏后至,而禹斩之”;《墨子》云:“禹葬会稽,农裘三领,桐棺三寸”;又《吕氏春秋·安死》:“禹葬会稽,不烦人徒”是也。旋至西汉,不但会稽山之得     

试论叶适经济思想的社会基础

叶适是南宋永嘉事功学派的集大成者。关于他的经济思想已有若干论述,本文拟将其放置宋朝整个社会背景中作一粗略探讨。 两税法问世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田制和相沿成习的限制兼并政策到宋代逐步衰弱。宋代统治者曾公开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让石守信等拥兵权臣“市田宅以遗子孙”,“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①标志着宋王朝纵容、放任地主大肆兼并土地以及“不抑兼并”政策的确立。此外,宋朝“许民辟士,州县无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②表面上利于小农,实际上手无分文的赤贫小农束手无策,而为地主…     

时讯快递

安徽省严禁“以罚代葬”、“以罚代化”安徽省民政厅为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全省殡葬管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日前,发出关于大力推进殡葬改革,严禁“以罚代葬”和“以罚代化”的通知。通知要求: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充分认识“以罚代葬”和“以罚代化”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要严格执行殡葬改革政策法规,不得擅自超标     

先秦儒家政治思想及其当代文化价值——先秦儒家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之十一

先秦儒家以“仁”为本的政治思想 ,其核心是为政者自身具有极高的道德修养 ,并且推己及人 ,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 ,再加上外在“礼”的约束 ,使社会各等级各司其职 ,井然有序 ,百姓安居乐业 ,从而实现自身长治久安的统治。这种“君轻民贵”、推行仁政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孔子的仁学与“心学”

古今学者对孔子之于“心学”的开创之功,一向注意甚少而论述乏人。事实上,孔子之仁学,本与心学不二,《论语》《孟子》中所见孔子论“心”诸说,早已为后儒埋下建构心学之种子。本文从“仁”与“心”的即离关系、《孟子》所载孔子“论心四句”的心学价值、孔子忠恕之道的心学内涵、孔子“用心”说及其余绪四端加以论析,认为孔子论“心”,乃有显、隐二端,显者出之以“仁”,隐者证之以“恕”,二者本同而末异,殊途而同归,对于后世心学之本体论、认识论、修养工夫论之建立,实有先导发轫之功。     

“仁”是个体爱人精神之充塞

本文对当前学界提出的“仁”是“人的理想人格化”的观点提出商榷。指出其对“仁”之本义并非“爱人”的四个依据均不能成立,其提出的“仁”是人的理想人格化的定义,由于“理想”涵义的空泛和“人格”超越孔子论“仁”的道德范畴,故包容性大而失当,未能揭示孔子论“仁”之本义。孔子之“仁”,乃个体爱人精神充塞所达之境界,它是爱人原则与人的生命存在的统一,是内在爱人精神与外显人伦事功的统一,是道德追求与道德境界的统一。     

北朝天水赵氏宦居与乡里变迁

十六国时期,天水赵氏因仕宦后秦形成“京兆—天水”的“双家形态”。随着后秦衰亡,赵逸、赵温、赵迁三支分别进入赫连夏、仇池和江左,后又皆入仕北魏。在北魏,赵逸、赵温二支皆宦居京师,但分别葬于洛阳和天水,呈现出不同的乡里认同;赵迁一支,随仕宦而居,却归葬于家族在后秦开创的京兆小陵原祖茔。北朝后期,赵逸一支宦居北齐京城邺城,但以洛阳为乡里;赵迁一支,因仕宦西魏、北周,回归京兆乡里;赵温子孙在乡里认同上,则呈现出京城与天水的分歧。北朝天水赵氏的个案研究显示,北朝士族因仕宦而迁徙乃至移居京城可能已较普遍。     

儒家责任伦理的内涵及当代价值

传统儒家以“天人合一”思想为主线,在血缘亲情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仁”、“爱”和“孝悌”为核心,以“仁、义、礼、智、信”为外在规范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的责任伦理观。儒家的责任观包括“仁民爱物”的人类行为责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夫和妻顺的家庭责任,“内圣外王”的政治责任及“心忧天下”的社会责任。儒家责任理论在当代对培养仁爱精神,强化道德修养;塑造理想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树立忧患意识,增强民族责任等方面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周瑜形象的演化

一据《三国志》记载,历史上的周瑜是一个忠心耿耿、智勇双全、气度恢宏的军事家。他外形英俊威武,内心忠诚事主,矢志不移;他有过人的政治远见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勇冠三军,擒邓龙,战曹仁,“跨马(扌乐)阵”,不避矢石。他重友多情,慷慨好施,曾“推道南大宅以舍策”,与孙权、鲁肃情同手足;他“性度恢廓”,“雅量高致”,能“折节容下”,因此程普等新老将领皆对他赞不绝口。他多才多艺,精于音乐,时人誉之:“曲有误,周郎顾”。孙策称之为“英(亻隽)异才”,孙权赞之曰:“公瑾雄烈,胆略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