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农民离村与社会影响述论

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农民离村现象严重,影响社会发展至巨。沉重的苛税是农民离村的首因;次则为马家军阀抓兵拉夫;此外天灾频繁、外货涌入和战祸频仍也是重要因素。斯时农民离村后的主要谋生方式是进入城市做工、住家、逃难和求学,部分转入它村继续垦荒,或转入土匪的行列。农民离村加剧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增添了城市生存压力,使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但离村者向故土回馈资金和技术,又通过创办杂志积极传播新思潮,对促生甘宁青社会向近代化进发起到了一定作用。     

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回族经济开发的特点

民国时期,随着甘宁青社会的变迁,回族的经济开发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商业领域,还涉及农林牧业、工矿交通业、金融业等.这一时期回族经济开发的主要特点有:地方性与民族性;回族所处的政治环境与社会地位对甘宁青地区经济开发的制约;回族经商传统是经济开发的独特方式;回族经济开发的程度低、局限性大.这时,回族经济开发的功能从对本民族的发展作用、区域经济的开发作用,已扩大到对甘宁青社会的近代化有所影响.     

民国时期甘宁青的羊毛市场

羊毛出口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这些出口的羊毛大多来自西北的甘宁青地区。甘宁青地区面积广袤,牧业发达,其羊毛出口量占近代中国羊毛总出口量的一半以上。随着羊毛贸易的日渐繁荣,甘宁青地区各级羊毛市场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由于三级市场、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构成的市场结构的多层次性和功能的发挥,并在与中转市场、出口市场紧密联系下,甘宁青地区的羊毛生产和外销得以顺利地进行。     

元代甘宁青地区的民族杂居与民族融合

元代是甘宁青地区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元王朝将该地区的西夏遗民以各种形式大量内迁促其融入汉族的同时,又有大量的汉人、蒙古人、畏兀儿人、西域人迁入这一地区,使该地区形成了多民族杂居共处的新格局。由于长期而密切的族际交往,该地区出现了民族融合的新局面。     

近代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研究述评

甘宁青地区作为地处中国西北腹地的一个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其民族关系问题直接或间接影响近代西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从晚清民国开始其研究便备受国内外政界、学界的关注,时至今日,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总结,指出在该领域研究中仍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今后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欠发达地区新农村社会治安问题探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和政府在近阶段的重大历史任务，而维护好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社会治安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的保障。当前，应充分认识到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治安建设的重要性，在充分研究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治安现状的基础上，切实加强欠发达地区新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完善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发展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论国民政府时期甘宁青的边疆教育

国民政府推行边疆教育的政策顺应了历史潮流,将教育的现代化推向了边疆民族地区,对边疆的开发、国防的巩固具有积极意义。多种因素促使国民政府在甘宁青等地推行边疆教育,在推行的过程中体现出了因地制宜、注重实用性等特点。边疆教育的推行对甘宁青地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左宗棠的甘宁青回族政策探析——以防范、隔离和民族同化为考察点

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结束后,左宗棠为了加强对甘宁青地区回族的管理,采取了防范、隔离和民族同化的政策。从政策本身来看,防范和隔离具有强制性,要求就抚回民严格遵守;而民族同化政策,作为一项长远规划,体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这一民族政策的推行,一方面维持了战后一个较长时段的社会稳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甘宁青地区回族的发展。     

甘宁青民族地区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研究

甘宁青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地区,民族关系问题、民族宗教问题十分复杂.近几年,这一地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往往涉及面广、影响大、控制难,其背后常常隐藏着与民族宗教相关的社会矛盾.同时,因其产生时间和区域的不确定性,以及产生原因的复杂性,对当地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甘宁青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建设要根据当地民族、宗教问题的区域特点,结合现阶段甘宁青地区社会发展中容易出现的社会问题和存在的社会矛盾,建立起一套有针对性的涉及信息收集与分析、预警方案制定、预警方案实施、事件的处理与善后等一系列措施,并设立相应的机构组织协调,调动和利用所有社会力量和资源,让国家机关和社会良性互动,共同防范、处理社会矛盾的体制与机制,提升社会危机管理能力,以有效地预防、回应、化解和消弭各种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社会危机,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     

甘宁青历史饥荒统计规律研究

本文采用等级式量化方法，以年为时间单位，以饥荒区域大小为基本依据，将上古至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饥荒史料转化为量化数据，然后运用统计学方法对之进行了频次分析、阶段分析和周期分析，发现了甘宁青地区历史饥荒的一些统计规律。本文所使用的方法对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的统计规律具有一定意义。     

甘宁青“穆斯林民族走廊”研究

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在甘宁青形成南北、东西两条带状分布带,即“银平穆斯林民族走廊”“河湟穆斯林民族走廊”。两条“穆斯林民族走廊”中的穆斯林各民族,在中国西北民族居住地理分布格局和经济地理格局中,均处于中间或交界地带,在各民族之间、各种文化之间发挥某种特殊的桥梁纽带作用。两条“穆斯林民族走廊”中的回、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由于相对集中聚居的缘故,其文化保持较为完整,民族性、宗教性表现突出。     

近代甘宁青官方垄断性皮毛贸易的形成与开展

近代甘宁青地区的皮毛贸易从性质上可大体上分为民间自由经营和官方垄断性贸易两个不同阶段。20世纪30、40年代在诸马军事集团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甘宁青皮毛贸易由民间商人自由经营的民间贸易转变为官僚资本控制下的垄断性贸易，此时期皮毛贸易不仅在贸易趋势上发生变化，而且在贸易市场、路线及交易额诸方面均与前期有着很大区别。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农业生产技术在甘宁青地区的初步推广

抗战爆发后,大后方的农业生产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长期抗战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代农业生产技术首次在甘宁青地区得到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推广和实践,主要表现在棉花优良品种的引进,近代化学农药、农业机械的引进及园艺作物的推广和引进三个方面。但是,这种服从于军事战略的农业开发,带来的是对农业开发成果涸泽而渔式地掠夺,战后由于政府战略重心的转移,加之中央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使得这些推广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和社会影响有所降低。     

清末至民国年间甘宁青地区皮筏子钩沉

清末至民国年间,作为甘宁青地区水上交通一项重要工具的皮筏子,曾在黄河等水系航运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便利了西北地区原本落后的水上交通,活跃了地区间的经贸往来,并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中国相士群体探析

民国时期,相士群体人数激增并逐渐分为两派——书房派与江湖派,其中江湖派人数占绝大多数,主要来源有盲人、失业破产者以及落魄读书人。这些人迫于生计,将骗术与相术结合,收入情况亦视其手法高低而有差距。行走江湖的相士们谈相的场所主要集中于家里、旅馆、街头、庙会、茶馆等人群聚集之地。此外,民国时期的女相士较以往更多,看相的手法五花八门,时人对其评论亦可谓毁誉参半。     

民国时期国际妇女节功能探析

1924年,国际妇女节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标志性节日。受政治环境和国共两党妇女政策的影响,妇女节庆祝在中国呈现两种迥然不同的面貌。节日的庆祝,将广大妇女团结起来,以群体面貌参与社会生活,增强了妇女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同时,作为节日,妇女节也成为政党进行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     

近代甘宁青的皮筏运输——以羊毛贸易为中心的考察

皮筏是西北甘宁青黄河上游地区特有的、具有时代特点的运输工具，分为牛皮和羊皮两种材质。近代以来．随着甘宁青地区羊毛的大量出口，以长途航运为主的皮筏运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在近代甘宁青地区羊毛出口贸易中，由于运输速度和价格的原因，当时2／3以上的羊毛是通过皮筏运往包头，再由包头转运到天津口岸出口的。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提出与发展

我们党和国家在正确分析新时期社会治安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基础上,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作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大治安决策。综合治理方针提出后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尤其现阶段,在综合治理的总体框架之下,我们的社会治安管理和社会治安控制逐步走上科学化、现代化的道路。     

民国时期安徽卫生行政体系探析

民国时期,安徽政治处于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卫生行政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安徽省政府的领导下,卫生行政对现代化作出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民国时期安徽政治环境变化多端,卫生行政的发展是一个曲折又上升的过程。曲折中向前发展的安徽卫生行政体系对民国时期安徽医疗卫生事业的实践与发展、疾病防控及大多数民众身体健康的保障起到了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渠江流域自然灾害探析

自然灾害关乎大众民生,影响着政治安定和社会发展.民国时期四川东北渠江流域的旱灾、水灾等发生较为频繁,发生范围广,危害严重.灾害给渠江流域内人民生命、社会生产造成极大损失.由于渠江流域特殊的地形因素,加之民国政府的腐败,渠江防洪工程缺乏,水利建设较为滞后,防灾救灾效果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