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千秋太史公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论《庄子》之“奇”对司马迁“爱奇”的沾溉

以比较的方法,探究《庄子》之奇对司马迁之爱奇的影响和沾溉。《庄子》以奇寓意是司马迁用爱奇以表达一家之言的先声;《庄子》的奇人、奇事为司马迁爱奇以记奇人、奇事提供了借鉴;《庄子》之奇的浪漫特色是司马迁爱奇所表现出浪漫性的启导。     

论《史记》"虽背《春秋》之义"

鲁迅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 ,盛赞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这个评语 ,精湛切要 ,得到广泛认同和传诵。但史迁之著 ,在动机、效果、笔法诸方面 ,都涉及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只有正确地分析和解决这些矛盾 ,才能有效地探求《史记》的著述目的和“一家之言”的确切内涵。而要探究这个问题 ,鲁迅所云“虽背《春秋》之义”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本文试以《春秋》笔法为参照 ,稽诸前修时贤所论 ,对《史记》作一个特定角度的再考察     

《史记》“尚让”思想探究

中华民族"反争尚让"的思想由来已久.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通过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整合,以史传心,"成一家之言",形成了系统的"尚让"思想.在诸多让名、让利、让位、让生、让国,乃至让天下的史事中,体现着太史公追求的人人自律、崇礼贵让的道德理想,和"天下为公"、礼让为国的政治理想.其"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的社会理想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逍遥游》“汾水之阳”辨

《庄子·逍遥游》是庄周的代表作。由于庄周行文达意执以“无言之教”,《庄子》歧义历来多多,文中关于“汾水之阳”的注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历代学者习惯于从地理概念上去求真,去疏证、推论“汾水之阳”为“古尧都”或“藐姑射山”,但察之差为毫厘;愈辨析愈多矛盾,愈细究愈无所适从。如果转换读书角度,从庄周逻辑去读《庄子》,据此理解到“无言之教”乃是启迪,而不拘泥“真”、“实”,却着眼“义”、“理”,对举神人与尧、藐姑射山与汾水之阳,那么,“汾水之阳”指代尧的结论就可以得出,上下行文读来也就通畅了。     

“小姑始扶床”辨释

现行版《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有＂小姑始扶床＂一句。＂扶床＂的释义众说纷纭,出现许多牵强之解,将＂小姑＂的年龄解为十岁左右。从典籍用例来看,＂扶床＂一词已见于南朝佛经,是文化交流引起＂床＂的形制改变后出现的。＂扶床＂有三个义项：本义为扶着床,引申专指儿童扶床站立或学步,进而泛指儿童年幼,经历了一个词义演变的过程。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版本及成书情况来看,原本可能无此句,＂小姑始扶床＂当源自顾况《弃妇词》。不能将＂扶床＂的＂小姑＂理解为十岁左右,＂扶床＂实指其年幼。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主要是就探求治道而言的，其核心内容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天人”、“古今”两个方面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司马迁继承了孔子著《春秋》以道义的传统，通过撰史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满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各种政治理论；并与历史上寻求治道者相区别，提出自已的卓越见解。     

论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前后的思想演进

司马迁著成千古传世之作《史记》,其原因前人已经作过许多探讨,太史公自己的《报任安书》更是早已剖明心迹。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图从现有材料出发,挖掘人所未发,列论人所未论,对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前后的思想历程进行一次梳理,找到其思想演进的深刻原因,最终说明《史记》正是太史公思想历经磨难“蚌病成珠”的结果。     

李陵之祸与司马迁的人生之歌

李陵之祸促成了司马迁对历史和人生的重新思考,他忍辱负重,追步前贤,把个人的痛苦化入了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领悟,形成了其绚丽多彩、光芒竞天的人格精神。从而展现司马迁居辱不屈的人生斗志、重于泰山的人生价值、至诚相交的人间真情和人道主义的理想境界。     

司马迁“文质之辨”析义——以董仲舒“文质之辨”为对比

司马迁"文质之辨"是其"三王之道"的核心。他运用与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相似的术语、思路和表达方式,表达了其内涵和意义均迥然有别于董氏的"文质之辨"观点,在此之中,显示了他与汉公羊家在治政见解上的基本分歧。     

论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

司马迁对天下大势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天下大势,是指天时、地利与人和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历史态势及其发展潮流,司马迁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角度对战争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式叙写。他用天象灾异影射天下形势,天命(天道)观与三五之变观是他天时观的两翼。司马迁广博的地理知识使他写地利时得心应手,他不仅重视地形,而且注重地势在战争中的作用,他甚至是地势决定论者。遗烈余烈体现出优秀民族精神持久而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是人和的一种特殊形态。司马迁对天下大势成竹在胸,他叙写错综复杂的战争历史时显得高屋建瓴、宏阔深邃。     

从古书体例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对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总体评价,因将司马迁与其父的思想混为一谈而颇受指摘。晚近学者以为,《史记》中表现了道家思想倾向,故有班说。但这种解释较为笼统。本文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太史公自序》承载着《史记》叙录的功能,并且是一篇以司马迁和司马谈为主要人物的合传。《论六家要指》一文具有“经说”体的结构特征,极有可能是司马氏父子的合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论六家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它反映了汉初思想的总体状况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对《史记》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起点。所以,从古书体例来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用在司马迁身上,不失为一个正确而又精当的论断。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史记》“动+之+名”结构分析

"动+之+名"结构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结构。文章以《史记》中出现的"夺+之+名"和"为+之+名"结构为例,以充分的理由证明前人研究中通过变换分析和古人的注释来证明"之"="其"的观点是不成立的,从而证明整个结构是双宾语结构。     

政行简易 礼让为国——论司马迁的“争”、“让”思想

《史记》一书中,反对争利,倡导谦让,不只是个体修身处世的问题,而是与天下"治平之道"紧密相连。无论在材料取舍、体例安排,还是人物评判等方面,都贯穿着司马迁政行简易、礼让为国的主张。禅让天下的最高政治理想,谦让简易之政的现实施行,犯颜直谏、举贤纳言的君臣之道等方面的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政治观念,构建成司马迁的"争"、"让"思想体系。今天,我们当借鉴这些闪光的思想,寻求通向和平幸福的康庄大道,方不负太史公"述往事,思来者"的深心。     

“参考文献”之辨

“参考文献”作为学术期刊编辑学中的一个“关键词” ,其所指是否明确 ,含义是否精当 ,是编辑改稿和作者写作时的一个关节点。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参考文献”的准确标示 ,才是规范执行中真正的问题所在。而这个问题 ,在缺乏现代学术规范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写作领域 ,显得尤为突出。因此 ,其辨析也就成为建立学术规范的前提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辨

司马迁与李陵“素非相善”，为开扩武帝胸怀而言及李陵事件，并没有为李陵投降辩护和开脱罪责，他是因“诬上”而被处刑的。李陵之祸后，他又遭受了为李陵投降辩护和开脱罪贵的冤枉。我们应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司马迁讨个公道。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与《史记》写作

在“论考之行事”中 ,司马迁以“六经”为依据 ,关注着历史风云。“六经”作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基本原则 ,与“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有机结合 ,是司马迁把握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价值尺度。由于《史记》带有厚今薄古的倾向 ,因此 ,这一原则又贯穿于司马迁对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之中     

吉再的气节争议与《高丽史》中的“辛王之辨”

李氏朝鲜史学家围绕《牛山答问》展开的对高丽士人吉再的气节争议,因“辛朝”问题,牵涉到《高丽史》中的“辛王之辨”。这一辩论表现为两种史学观念的交锋,即认同官修史书的人与反对官方叙事者的争论。追溯“辛王之辨”的形成可知,它是政权鼎革的产物,是以权臣李成桂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利用宫廷伦理危机,在高丽末期发起的一场禑、昌二王为“异姓”之王的舆论斗争,并最终形成《高丽史》的官方叙事。客观认识“辛王之辨”,对把握高丽末期士人的言行出处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