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孔孟义利观本来面目──兼论市场经济下对儒家义利观的批判与继承

义利关系与社会财富分配直接相关,在社会生产关系转型时期总是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我国学术界多认为“孔孟主张义利对立,尚义排利”,这是对孔孟极大的误解。从孔孟的言论和行动看,他们“重义而不轻利”,“尚义而不排利”。儒家义利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过了两次蜕变,这是孔孟义利观被误解的主要原因。为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的义利观,必须区分儒家义利观的精华和糟粕,批判地继承孔孟义利观中的合理因素。     

先秦传统义利观浅析

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是经济伦理的核心。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义利观”一直推崇“贵义贱利”；然而，梳理先秦诸子“义利观”可以看出先秦各家并非都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即使儒家也要具体分析，还要看到其时代演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的义利观

义利观是孔子思想及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孔子“重义轻利”,认为“君子义以为质”,主张在处理义利二者关系时,强调以义制利,以义生利,二者不可兼得时,要以舍生来取义,但是孔子并没有以义否定利,他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且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很重视民利。     

试论孔孟义利观及其现代启示

关于义利关系 ,孔孟提出了“重义兼利”的主张 ,他们“重义而不轻利”、“尚义而不排利”。后世之所以误解为“孔孟主张义利对立 ,尚义排利” ,主要是因为孔孟义利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蜕变 ,造成了后人的误解。现在我国社会转型中价值观出现了一些偏差 ,为了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义利观 ,必须区分儒家义利观的精华与糟粕 ,继承孔孟义利观中的合理因素 ,树立“重义兼利”的新观念 ,继承“尚义”的传统美德 ,倡导“见利思义”的儒商风范     

老子的“自然性”道德与义利观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义、利问题向来为思想家们所重视。自先秦以来,围绕义、利关系发生过几次义利之辩。就老子的义利思想来看,由于作为其立论基础的"道"、"德"有别于儒家道德的人伦性,具有鲜明的自然性特点,因此,老子的义利观在路数上就显示出与孔子很大的不同。笼统地认为老子"义利俱轻",否定义和利,乃是忽略了老子道德的自然性这样一个立论基础,是以孔子及其儒家强调人伦性的义利观标准去衡量老子的结果。     

论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义利问题,是道德价值论的基本问题.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儒家义利观有着丰富而复杂的蕴涵."以义制利"、"义以为上"是儒家义利观贯彻始终的思想,同时也是其积极合理的内核.这一基本精神对铸造和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传统美德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在当代社会亦具有重要价值.     

厚德载物当利不让——从传统观念上看社会主义价值导向

我国历史上"义利之争"历久不衰,传统儒家的义利观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具有严重的局限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义利观,应当是坚持义利统一,鼓励人们建功取利,并以实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价值目标.     

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积极意义

先秦儒家在义利关系方面基本的价值取向是重义轻利,但并不绝对反对求利,因此主张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先秦儒家义利观本身包含着积极、合理的因素,弘扬这种见利思义的重义优良传统．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强廉政建设,净化社会风气均有积极意义。     

孔子的义利观及其影响

道德的根本问题是义利观的问题。孔子认为"义"首先包含道义,其次应包含义务。孔子认为"义"是人行动的最高规范,是维持君、臣、民关系的法宝。孔子认为"利"虽然人人需求,但应当"利民惠民我不贪利"。在孔子的义利观中,"义"和"利"是对立的概念,他褒"义"贬"利",同时又认为"义"和"利"是辩证统一的。孔子的义利观在历史上留下了积极的影响。我们应当重温孔子的义利观及其影响,辩证地处理"义"和"利"的矛盾,行"义"以达其"利",争取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     

儒家义利观的现代化转变

儒家义利观的现代化转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其转变实质是传统义利观的社会主义化，即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坚持传统中重义不轻利、以义驭利的义利统一原则，把儒家义利观改造为社会主义义利观。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念及其历史启示

义利关系问题是思想界的古老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关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深深影响着现代社会,孔子集前人义利学说之大成,把义利关系提高到伦理道德学的高度,树起了“先义后利”的思想旗帜。孔子强调义,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但并不排斥和否定利,只是十分注重求利的手段和途径。孔子的这一思想为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所继承和发挥,并深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层,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儒家的义利思想造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但由于后儒的偏颇理解,也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韩非义利观简论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先秦诸子的大辩论中,就包括了各种义利观的交锋。其中,韩非以其尖锐、深刻、透辟的见解独树一帜,值得研究。一在韩非之前,对义利关系发表过权威性见解的学派,当推儒、墨、法几家。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是主张重义轻利的。孔丘就主张:“见利思义”,“子罕言利”,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孟轲也主张“何必曰利”,认为     

冯友兰"新理学"义利观及其当代意义略论

冯友兰在"新理学"哲学体系中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更重要的是他极大地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墨家功利主义及其历史命运

墨家义利观与先秦诸子有所不同。儒家主张贵义轻利 ,法家主张唯利无义 ,墨家则贵义也重利。其所言之利又主要指天下之利 ,其合理意义不言而喻。但墨家功利主义是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的 ,不可避免地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 ,随着墨家的衰亡其功利主义思想也一并衰落下去。     

对先秦儒家义利观现代价值的辩证认识

义与利的关系,是当前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先秦儒家义利观与我们现在理解的传统义利观是有区别的,其思想内容与基本主张的主导面是合理的,对当前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是必须赋予它以新的内容,使之与时代需要相对接。     

"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先秦儒家道德教育心理思想初探

先秦儒家学派主张学生道德品质教育是一个完整的心理过程,他们对此虽未作系统论述,但依据其主要言论及其知行观,可以看出他们将道德教育心理过程大致划分为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等四个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基本要素或环节。先秦儒家学派道德教育心理过程思想,即便在现代社会仍给予人们许多有益的启迪。     

孔子义利观的真实意蕴及其现代启示

在对孔子义利思想既往的考察中,人们普遍认为孔子在义利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重义轻利。其实,孔子并非是只要义而否定利,而是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以义制利。正确理解和客观阐释孔子的义利观,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应明确利是义的前提和基础,把人民之利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人们的求利行为,树立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新型义利观。     

为政以德: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标志

"为政以德"是孔子所提出的关于治理国政的基本方针,是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鲜明标志.孔子及其儒家认为,"为政以德"是对为政者起码的道德要求,在处理政务、治理国家方面,为政者必须遵从一定的道德准则,并重视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从"为政以德"的基本原则出发,儒家倡导德治、仁政,反对暴政、苛政.在德治与刑罚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主张德主刑辅,认为在治理国政中道德与刑罚虽然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德治是根本,刑罚只能是"辅治之法".儒家在政治上不但倡导"德政",而且还主张"以德导民",要求为政者注意社会道德教化,并把道德教化视为治国之本.正确把握孔子及其儒家为政以德的思想,对于全面理解孔子及其儒家的政治思想、道德理论以及整个思想体系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先秦儒墨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义利观的中心思想是重义轻利,墨家则提出"贵义兴利"的观点.儒墨两家对义利观问题的认识有区别也有共同之处,两家观点对构建当今和谐社会,形成弘扬社会主义义利观,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