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的高平商人研究——针对高平市康营村庙宇碑刻的考察

高平市康营村是一个具有晋商历史文化典型性的古村落,但是目前有关康营村的文献资料几乎是空白。针对高平市历史文化遗存普查发现,康营村现存庙宇中仍保留了六十多通明清以来的碑刻、匾额,以及遗址、构件、题记。通过对高平市康营村庙宇碑刻的考察,可以清晰地发现晚明清初时期晋商的阶段性特性,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明清以来高平商人的发展轨迹。     

村语中的汉语借词

村语与黎语同属一个语支,但与黎语比较,它的汉语借词较黎语多得多,除了有不少早期汉语借词外,还有一套汉字读音。村语的汉语借词与海南岛上的几种汉语方言读音有一定的差别,文中将村语汉语借词与儋州话、海南话、军话做了比较,认为村语汉语借词中村读汉词音和村读汉字音来源不同,村读汉词音来自古老的南方汉语方言,村读汉字音则来自比较古老的一种北方汉语方言。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能人治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村庄社会发展导向日益强烈,资源匮乏型地区的村治主体发生了新一轮的精英更替,能人治村广泛兴起。调研发现,能人治村是基层政权在强发展导向和发展诉求与弱发展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寻求出路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与后税费时期中西部地区的中农治村和发达地区的富人治村不同的是,能人治村具有发展性、社会性和行政性的特点。能人自身的资源禀赋、村社内部的信任资源与乡村互惠的关系结构构成了能人治村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但资源匮乏型地区的能人治村也带来了一些意外后果,表现为发展型村级债务的形成、基层微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村庄之间的分化加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准确定位村庄发展的目标,积极引导和规范村治主体的行为。     

韩国新乡村运动述论

20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针对工农业发展失衡、城乡矛盾加剧而发起了"新乡村运动",目标是推动农业转型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新乡村运动"具有明晰的思路,至今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取得了显着成效,使韩国在不长的时间内,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     

论“发展型村”

发展型村是中国农村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具有经济发展第一、经济权力与公共权力直接结合、乡镇干部与村干部合作等三方面的特征。发展型村对于经济发展虽有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乡村社会秩序的紊乱,摆脱发展型村困境的出路在于改变国家的经济发展主义导向。     

强健“领头雁”带好一班人 高淳大力加强村书记队伍建设

村书记是村领导班子的带头人、农村基层工作的“领头雁”．用好一个人．就能带好一班人、致富一个村。近年来．高淳把村书记作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龙头”来抓．有力促进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     

文化名村司前寨

位于连平忠信镇的司前村是一个革命老区村。近年来,县委、县政府推进名镇名村建设,把具有明显地方花灯文化特色的司前村规划为名村发展,使该村不仅在经济建设上卓有成效,还大力弘扬和传承了该村的吴氏家训文化和花灯文化。日前,记者走访了司前村。据了解,司前村围绕“强村富民”这一目标,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创造条件鼓励村民养殖“温氏鸡”,形成以养殖“温氏鸡”为主导的农业结构,提高村民收入。“现在我们村年人     

信息化时代的村治精英更替:机制与后果

近十余年来,伴随基层政权规范化建设的推进及信息技术的现代化,村治精英群体发生了大规模的更替。村治精英更替主要有两种机制:一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日益发达和普及;二是国家政权建设规范化的不断推进。政府在治理工作中主动采纳各种新型信息技术,并不断加强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渗透与控制。各种自上而下的业务工作需要现代型村治精英才能更好地对接。这倒逼传统型村治精英退出村治舞台,而掌握新型信息技术的现代型村治精英逐渐被吸纳进入村治舞台中。村治精英更替有利于提升村治精英的整体文化水平,促进基层治理的信息化、规范化。然而,村治精英更替同时带来了技术治理和行政控制的强化、治理成本增加以及乡村治理能力弱化等负面后果,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     

袁牧之与“电影村”

"电影村"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电影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以前很少涉及这一段史实。1950年袁牧之任中央电影局长期间,由捷克斯洛伐克专家拟订了"首都电影村建筑计划草案",后受到批评停建。1957年袁牧之为此写了检查报告。     

试论村民自治下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关系

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农村的贯彻实施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新问题,农村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现实问题.由于传统观念、规章制度的不健全等因素造成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之间关系复杂,不利于村民自治的发展,应针对造成双方矛盾的原因入手,达到化解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之间的冲突.     

农村卫生室收入情况调查与实证分析--以湖北省松滋市为例

村卫生室是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网底,承担着为农村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与疾病初级诊治的职责。村卫生室的收入情况直接影响到农村医生的收入水平与工作积极性。而村卫生室的收入受到村卫生室门诊人数、经营面积、村医人数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对湖北省松滋市259所村卫生室年收入情况进行实地调查,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影响村卫生室年收入的主要因素。     

民国时期农民离村的社会致因与社会救济

农民离村是民国时期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由于灾荒饥谨层出不穷、兵灾匪祸连年不断,加以人口与自然资源比例失调、土地兼并严重、失业现象广泛存在,成千上万的灾民与难民被迫离开农村。农民离村有的进入边疆地区,有的涌入城市,但更多的变成了无业游民。民国政府为了缓解农民离村造成的社会压力,主要采取了救济灾民、救济难民、安揖游民贫民以及移民垦殖等社会性救济措施。     

武当奇葩伍家沟──评我国鄂西北一个著名的民间故事村

1993年3月,以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刘守华和日本民俗学会会长野村纯一为首的中日民间文学考察团前往伍家沟村考察。1994年10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聘专家力。藤千代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部主任刘晔原组成的考察团又赴伍家沟村访问并采录故事。1995年11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协作,拍摄了一部关于伍家沟村的专题记录片,向世界各国发行。湖北丹江口市政府及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于1995年给伍家沟命名为"民间故事村",决定对其特殊文化生态给以保护。     

地方政府、农信社合作博弈下的信用村建设

信用村建设已经成为目前农村金融改革的新举措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地缓解农户贷款难的问题。文章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合作博弈模型,将地方政府和农信社作为博弈方,从合作博弈的角度分析了郁南信用村建设这一案例,认为：在信用村建设上,只有将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政府威信等优势与信用社的资金、专业人力资源等优势相结合,发挥各方的比较优势,才能更有效地促成信用村的创建,发挥信用村建设在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中的作用。     

两宋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村"

两宋时期的国家政权对于乡村治理体系的政治理念、制度设计以及具体措施,出台了许多新举措,其整体建制与总体沿革趋势不仅凸显出变革特点,而且情况日趋细密和复杂。其中,＂村＂的发展演变可视为其中的典型反映,＂村＂经历了一个逐渐褪去实有建制意义与实际职能的色彩,向地域标识意义的角色转化的过程。     

民族自治村成立中的多方力量博弈——兼论民族认同意识衰落的历史根源

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村的成立,实质上其背后暗含着诸如地方政府、底层精英、普通民族成员等各方力量的博弈。而且在以经济利益获取为核心的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即使是聚族而居的民族自治村中,民族认同在民族群体内部也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不断衰落。     

钓源古村的建筑文化特征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钓源村,以其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精致美观的装饰艺术、赣派民居的典型风格,体现了独特的建筑文化特征,成为我国江南古代村落建筑文化的缩影。     

争夺城市空间:“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制度分析——“城中村”改造中村集体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民族志观察

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张,让地处大城市边缘的传统村落被卷入城市后变成了"问题化"的"城中村"现象。从个案"城中村"改造更新的观察中发现,在处于强势位置的地方政府和弱势位置的村集体组织之间形成了一个争夺城市空间"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场域,导致地方政府主导推进的"城中村"改造更新过程举步维艰。追求市场理性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经济动力,"法人共同体"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组织基础,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短缺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正当性,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有利机会结构,"红头文件"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合法契约。概言之,村集体组织是一个理性的"法人共同体",村集体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从不平等的"单向依附型"变成了"双向交换型",地方政府直接用体制内的行政命令方式动员体制外基层社会组织来实现改造更新"城中村"的目标趋于"难产"。于是,尽管"正式权力正式行使"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村集体组织与地方政府诉求利益目标进行讨价还价的合法性策略,但村集体组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民利益代言人,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目标的理性行动者,这才是"城中村"改造更新项目趋于"难产"的根本原因。     

贞贞·教堂·霞村——论《我在霞村的时候》的隐喻性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部内涵丰富的文学作品,其中一些意象对主题的多重意义指向有着重要的暗示。本文通过分析探讨贞贞、教堂、霞村意象的深层寓意,对作品作出了更为贴近作家意图的解读。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贞贞隐喻了作者在新的命名中对女性的重新定义;教堂隐喻了女性艰难的救赎及出路;霞村则是“五四”启蒙任务未完成的中国社会的隐喻。     

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互动与民族关系发展——以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南浪村为例

跨界民族关系是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我国在民族和社会发展中必须重视和处理好的社会问题。南浪村所处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和跨界哈尼族的特殊性决定了处理好南浪村跨界民族关系的重要性。笔者运用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对南浪村跨界民族关系进行实地考察,在分析和总结当地跨界民族关系的现状及其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