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人价值取向异动及其评析

晚明是一个反传统的时代,许多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表现出相尚以利、治生为本的功利取向;率性而行、好货好色的道德取向;主情尚真、独抒灵性的审美取向;退避自守、适世悠然的政治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反映了晚明士人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有助于士人独立人格的建立,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也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晚明士人的价值取向也存在着逃避社会责任与追求个人绝对自由和享受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晚明士人社会历史主体意识的缺失。     

论晚明士人的颓废生活审美风格——以晚明士人任侈生活为中心

晚明社会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欲望合理化的理论赋予晚明士人崇奢任侈生活的合法性.晚明士人躲避传统儒家以雅正为依归的政教合一的审美风格,表现出“去崇高化”的以华为美、以奇为美的怪诞化颓废审美风格.此种颓废生活审美风格以士人为表率,视中国主流审美文化所压抑的“丑怪”为美之追求,不仅表现出晚明士人独特的审美个性,而且日益播散形成晚明社会性的审美风尚.此种审美风格以消极的方式不断瓦解社会压抑的可能,追求个体性的自由,从而具有个性解放的现代意义.     

晚明士人豪情美学的文化透视

“豪”作为晚明语境下的士人情关之理想,既积淀着特定社会的文化底蕴,也负载着晚明士人的审美理想,因此探讨晚明士人豪之情美,其要义有三：一是揭示尚豪之心理契因;二是辨析尚豪之美学涵义;三是梳理尚豪之美学境界。     

"道统"与"政统"张力中的依附和超越——从冯从吾论"讲学"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士人所代表的"道统"与君王所代表的"政统"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士人竭力维护道统的尊严,使之摆脱对"政统"的依附,成为独立的精神力量.冯从吾在晚明提出以讲学"独行其道",体现了晚明士人面对"政统"的压迫,其政治意识发生转变,期望以"内圣之学"挺立道统.儒家"内圣之学"是道统超越政统的内在依据;而确立士人群体独立的生存方式,是超越的现实条件.     

曹学佺与万历丁酉科举案关系考论

晚明诗坛著名诗人曹学佺因卷入万历丁酉科举案而仕途受挫,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曹学佺坐丁酉科举案被贬谪一事,《万历野获编》等文献著录时有牴牾,通过考察曹学佺与丁酉科举案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考辨丁酉科举案相关事件及文献的真伪情实,试图再现晚明士人生存状态之一隅。     

张献翼:狂颓于万历年间——兼论明中叶以降士人任诞习气

晚明名士张献翼,与同时期诸多名流来往密切,事迹见于众多笔记文集,是明中叶以降狷狂士人的代表人物,但至今无人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梳理相关诗文集、传记、笔记等史料,可以发见,张献翼之狂颓,既有个性层面的狂叛特质,也有早年科举不第的心理阴影,还有晚明士人习气的熏染,更是对社会的一种消极反抗。     

论晚明士人的生死观

晚明是一个"病树前头万木春"的特殊的历史时期,晚明士人对生死问题的探讨源自士人内心对人性自由的渴求与文化限制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痛苦感。晚明士人把对死亡的恐惧内化为提升生活品质的动力,而把对生死的反思外化为摆脱陈规陋习的不羁之举。这种生死智慧的物化形式是在两个层面上同时进行的:死亡态度的个体化,生活态度的自我性。     

论晚明士大夫的狂狷之风

在异军突起的商品经济和“心学”的影响下,晚明士大夫勇敢地冲破传统理学的束缚,或率性而行、直抒胸臆;或追求精神超脱与隐逸自由,掀起了一股个性解放的狂狷之风。这种变化使晚明的文学创作大放异彩,对士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当时的社会风尚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颠覆与建构:晚明情观的再检讨--以宋懋澄创作为个案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时期之一,其魅力在于对个体情感的全面张扬。于晚明诗坛居重要地位的松江文士宋懋澄的创作即为这一时期个性解放的典范,他与各类女性的真诚交往和倾心相恋,体现了晚明时期独特的情观,也体现出一代文人对传统两性观念有意识的颠覆。固然他所代表的晚明士人所努力塑造的“情种”形象,其本质与士人的文化理想并非相悖,在相当程度上他们仍然致力于追求“情”与生命之“业”的统一。     

论晚明士人自放生活的颓废审美风格

晚明社会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特殊原因,士人主体选择自放生活以期躲避宰制儒家所要求的崇高精神与人格的压抑,表现出颓废社会审美风格。晚明士人无论是狂行、狂言等以狂为美的自放生活,还是服妖、逃官以怪为美的怪诞之举,都表征着此种颓废社会审美风格的怪诞化特征。     

刘勰“宗经”思想探析

＂经＂是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所撰之书籍的通称,历代学者对＂经＂的解释主要有四种：五常说、专名说、通名说、文言说。刘勰本质上是一个儒生,他所宗的＂经＂是对汉人五常说的继承和发展。刘勰主张宗经的用意主要是为了纠正当时＂讹滥＂的空洞文风,以＂经＂义思想充入文章,营造一种辞采、风骨兼备的文学;此外,他宗经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与前人和时人相比,刘勰的宗经思想更进一步,也更为合理。刘勰的宗经思想在当时不被人所重视,但却对后世的文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清议性质与汉代乡里清议略析

“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多用来指代士人的公平论政或泛指社会合理舆论.先秦时期,我国即有清议传统存在,开明君主为取得政清民和之目的,往往借此体察民情.汉代发扬了清议传统,在乡邑间、士人群体间、名士个人间,皆存在清议现象,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更是影响巨大而深远.汉代统治者在用人制度上实行的“察举制”尤为重视乡里清议的作用.乡里清议的对象既有布衣平民,又有没落官宦之后或经明行修之士.而乡里清议的内容则注重孝悌、德行和才识.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乡里清议亦渐显其弊.     

地理考察与边疆叙事——以胡传《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为中心

清末关注边疆地理的学者之一,胡传东北考察行程及其在台经历,前人瞩目已多,而1887年胡传对海南黎峒的考察,则未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在黎峒考察期间,胡传以日记体方式详尽记载了这个行程。胡传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触到西方的地理学知识,加之此次行程抱有明确的目的,因此胡传海南黎峒考察日记中所折射出的外来者视角、对地理事实的关注以及私人叙事等,均值得深入研究。     

王昶交游考:以“吴中七子”为代表

清代著名学者王昶,早年入紫阳书院,与钱大昕、王鸣盛、赵升之、曹仁虎、吴企晋、黄文莲并称"吴中七子",彼此之间文酒诗会,相互唱和,相互砥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王昶与"吴中七子"其他成员之间的交游活动,展现了乾嘉时期文人士子的文采交流史,对王昶的全面研究具有极高价值。     

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魏晋士人的隐逸之风与当时的时局有直接的关系 ,并受到社会思潮玄学的影响 ,也与士人的性格有关。魏晋士人隐逸不仅人数多 ,而且隐逸方式多样。此时有三种隐逸 :山林之隐、朝隐、田园之隐。不同的隐逸方式表现了士人不同的品格和追求。真正的隐逸其实是难做到的。山林之隐需忍受艰苦的生活 ,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下来 ;朝隐则将出世与入仕相结合 ,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得隐逸的清高 ,一些人以朝隐标榜“高雅”;一些人则以朝隐避祸保身 ,朝隐者算不上隐士。陶渊明隐居田园 ,淡薄名利 ,返朴归真 ,以其高洁的人格成为古代隐士的榜样。     

从“君子不器”看孔子所论“仁”与“礼”的关系

“君子不器”是《论语》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但孔子并没有做出更多的解释和阐发,后人多认为此条是对君子修养方面的要求。本文从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礼”关系分析入手,集中论述“器”与“不器”实为孔子“以仁释礼”、“仪礼相重”的又一具体阐发。     

被分割的纽带:现代西方工人阶级认同感的缺失

工人运动是西方社会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也十分重视对于工人运动的研究。然而,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并没有按照学者们的设想而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工人运动逐渐由激进转为保守。促使工人运动发生如此转化的重要原因在于工人阶级认同感遭到社会各种机制的分割,这些社会机制包括民族主义、部门分割及生产过程中的"制造同意"、国家对社会运动的调控等。汤普森、安德森、曼和布洛维等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过阐述,这些阐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也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工人运动的重新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发展。     

别立"当代学者·文人散文"新宗 ——论李洁非散文

学者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了学者散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是当代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有学者和散文研究专家陆续已对学者散文做过精准的定义和研究。学者的学识和涵养,都会令学者写作散文能够在散文文体和散文艺术本性上更加孜孜以求。学者散文即便表面上看似无法可依、率性自由,骨子里其实对散文的样式、文体、边界等方面都有着自觉不自觉的艺术追求。学者作为知识分子,如果能将知识者的精神追求与文体创造相融合,就自然会拓宽当代散文写作样式、文体和独特的文化精神价值。李洁非以“文人散文·漂泊者·阅读史与写作史”“批评家随笔:一个人的文学史与批评史”“自由无碍散文观与‘袖手清谈’‘豆腐滋味’”的学者、批评家和文人散文创作心态与写作理念,别立“当代学者?文人散文”新宗。     

西北回族社会组织进程演进轨迹考论

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社会组织的不断演进史。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其社会组织的形成、发展与完善同样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进步轨迹。就西北回族而言,其社会组织进程化演进轨迹包括以下四个紧密相连的历史阶段：一是唐宋时期回族之聚合,二是蒙元时代回族社会组织之形成,三是明清时期回族社会组织之发展,四是民国时期回族社会组织之新特征。本文拟就上述四个方面对西北回族社会组织进程演进轨迹做一些考论,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浅议唐代门阀制度对文人生活和创作的影响

门阀制度在唐代逐渐解体,士族阶级受到压抑;但其在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婚姻爱情生活中影响更大。原因主要在于世俗观念的影响、寒门士子的前途压力和法律的明文规定。这些因素不但影响和调控了唐代文人的婚姻爱情生活,而且深刻地体现和反映到有关的文艺创作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