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社会的法治基础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两个学科,在近半个世纪里不相往来,现在正重新关注对方。为落实“和谐世界”这一新的外交战略理念,为应对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国际问题,两个学科的合作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中国社会科学》和《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两个编辑部于2006年12月9-10日在北京召开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科合作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余位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学者汇聚一堂,展开热烈的讨论。本组专题,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王逸舟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锋教授、厦门大学法学院刘志云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张胜军教授和厦门大学法学院古祖雪教授的五篇文章,反映了本次会议的部分成果。     

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大敌。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不仅仅是资源和财富的匮乏,更是因人类社会的结构、功能和机制不完善、不健全而滋生的一个肿瘤。“贫困”究竟是什么?“社会排斥”又是什么?它与“贫困”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在社会政策领域运用“社会排斥”的概念?这都是中国的社会政策研究人员所关心的问题。为此我们从对“贫困”概念的最基本的解释入手,探讨一下20世纪以来对于贫困概念解释的发展变化。然后,再来看看在国际社会政策研究领域,是怎样从对“贫困”的研究中派生出“社会排斥”的概念来的。     

国家、市场与社会政策: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的反思与前瞻

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界定国家、市场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角色,是社会政策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以此为视角考察新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大致可将其分为三大阶段,即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时期、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及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将国家视为社会政策的唯一主体,完全排斥市场的作用;在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国家大幅度退出社会福利领域,市场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注重借鉴当代国际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强调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基本职责,同时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注重发挥社会、社区、家庭乃至个人等各方面的力量,以实现国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新世纪初以来,在实施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建设等重大战略举措的背景下,这种新型社会政策已经曙光初现,但其发展完善仍然任重道远。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的发展历程与启示

“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都是源于西方的概念。它们就像一对兄弟,为解决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而生。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它们走过的发展道路值得我们深思:是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导致的社会政策的变化,从而使其传承机制———社会工作也随之发生变化。为此我们以一般认定的社会工作的六个发展阶段为线索,通过对各个时期社会、经济的大环境及社会政策变化的描述,探索这些变化与社会工作发展的关系,并试图从中找出中国社会工作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位置及发展途径。     

后TRIPS时代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变革与国际关系的演变——以WTO多哈回合谈判为中心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两个学科,在近半个世纪里不相往来,现在正重新关注对方。为落实“和谐世界”这一新的外交战略理念,为应对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国际问题,两个学科的合作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中国社会科学》和《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两个编辑部于2006年12月9-10日在北京召开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科合作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余位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学者汇聚一堂,展开热烈的讨论。本组专题,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王逸舟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锋教授、厦门大学法学院刘志云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张胜军教授和厦门大学法学院古祖雪教授的五篇文章,反映了本次会议的部分成果。     

论有效社会政策的社会基础

社会政策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作为其有效制定、运行的基础,因为社会政策是嵌入于社会之中的.因此,必须对社会进行构建.公民社会可以捍卫公民的权利,能动社会则是抵抗市场对社会的侵袭,这两种“社会”形式共同构成了有效社会政策的社会基础.在当下中国,不仅需要保卫社会,也需要生产社会,更要警惕政府对社会的不当干预.     

社会政策发展的国际趋势及我国社会政策的转型

过去几十年中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社会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并且是导致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各国社会政策改革的主要因素之一 ,而我国的社会政策转型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本文在分析全球化时代社会政策发展国际趋势的基础上 ,重点分析了在过去 2 0年 ,尤其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政策转型的特点及原因。本文认为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的社会政策发生了重要的转型 ,在其价值目标、运行机制、体制特点和福利水平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化。导致这一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压力。加入WTO以后 ,我国的社会政策将更多地受到全球化因素的影响。在全球化时代 ,各国社会政策的困境只有通过各国在全球范围的共同努力才能有效解决     

重塑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的关系——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前沿切入点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两个学科,在近半个世纪里不相往来,现在正重新关注对方。为落实“和谐世界”这一新的外交战略理念,为应对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国际问题,两个学科的合作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中国社会科学》和《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两个编辑部于2006年12月9—10日在北京召开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科合作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余位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学者汇聚一堂,展开热烈的讨论。本组专题,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王逸舟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锋教授、厦门大学法学院刘志云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张胜军教授和厦门大学法学院古祖雪教授的五篇文章,反映了本次会议的部分成果。     

复合相互依赖: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发展路径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两个学科,在近半个世纪里不相往来,现在正重新关注对方。为落实“和谐世界”这一新的外交战略理念,为应对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国际问题,两个学科的合作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中国社会科学》和《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两个编辑部于2006年12月9-10日在北京召开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科合作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余位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学者汇聚一堂,展开热烈的讨论。本组专题,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王逸舟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锋教授、厦门大学法学院刘志云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张胜军教授和厦门大学法学院古祖雪教授的五篇文章,反映了本次会议的部分成果。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法律主义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两个学科,在近半个世纪里不相往来,现在正重新关注对方。为落实“和谐世界”这一新的外交战略理念,为应对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国际问题,两个学科的合作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中国社会科学》和《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两个编辑部于2006年12月9-10日在北京召开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科合作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余位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学者汇聚一堂,展开热烈的讨论。本组专题,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王逸舟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锋教授、厦门大学法学院刘志云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张胜军教授和厦门大学法学院古祖雪教授的五篇文章,反映了本次会议的部分成果。     

论中国社会政策成长的阶段

本文提出,观察中国社会政策的成长,不能依据它的某些外在条件,而要看它本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形成情况。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政策是依附于经济政策的。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得到落实以来,社会政策才逐步处于与经济政策相互并立、协调发展的地位。在经过一个较长的并立阶段以后,社会政策有望处于主导地位,那将是社会政策成长的更高阶段。     

全球经济竞争与社会政策发展——兼析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社会政策面临的问题

分析经济全球化趋势将会给中国国内社会政策带来的影响,必须从全球范围内去探寻,尤其是在过去20年中导致中国国内社会政策转型的根源;然而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扩大和加深,这又将给我国社会政策发展带来新的影响和挑战,面对这一切我们该如何应对?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在未来社会政策的发展模式上做出新的反应;在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社会政策的研究及政府的政策行动都不得不突破国界,从国际和全球的层面上去理解中国社会政策中的问题,并在国际层面上采取相应的行动。     

作为社会治理的社会政策实施：技术理性与政治实践的结合

社会政策是政府为解决特定社会问题而制定的短期与长期措施,它既具有修复性,也具有发展性,前者促成了社会系统功能与秩序的恢复,而后者则可能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制定与落实社会政策的力度,围绕建设和谐社会与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服务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要从理论上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政策实践中的制度设计、行动逻辑及限制,重点需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理解有效的社会政策实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第二,社会政策实施中的技术理性与政策实践对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影响;第三,探讨在当前深化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加强社会政策实施的主要制度创新以及社会组织发展和政策落实的实践机制。     

社会整合理念:一份政策研究议程

最近 1 0年 ,“社会整合”这个概念通过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和高峰会议的召开而逐渐形成。本文意在回顾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过去 ,人们常常从福利主义角度来看待社会整合 ,强调要帮助弱势群体 ,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与“正常”社会融合在一起。而最近 1 0年 ,人们对这个概念加以重新定义 ,把社会的体质和构成社会的所有群体的关系摆到了突出位置 :也就是说 ,这个概念的重心由原来只突出个别群体 ,转变为更全面地认识形成弱势群体的各种社会力量。概念重心的转移对于社会政策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另外 ,本文还对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 (UNDESA)社会政策与发展司社会整合处的主要活动进行了总结。社会整合处隶属联合国秘书处 ,主要负责与特定社会群体状况相关的政策和活动 ,这些群体包括青年、老人、残疾人和陷于冲突的家庭和个人。     

中国社会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支持政策

弱势群体在其基本的群体特征上具有经济上的低收入性、生活质量上的低层次性、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和心理上的高敏感性。现阶段中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既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 ,也不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并且已经构成了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能否有效地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和社会支持问题 ,不仅事关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而且也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实现长期高效有序的发展。因此 ,只有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 ,既要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护 ,又要能够有效发挥社区服务和“第三部门”的积极作用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问题 ,从而化解政治风险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发展     

资产社会政策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重构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近二十年来取得很大成就,其改革走向与世界趋势大体吻合。我们改革了过去国家承担一切责任的“高福利”制度,重新强调个人责任,例如引入个人缴费,建立养老金个人账户,医疗个人账户,住房公积金等等。“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成为中国社会保险的基本模式。这些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其实也是围绕着个人资产进行的。不过,多年来我们并没有从资产社会政策角度对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进行过研究。因此,吸收国际社科界处于前沿的学术成果,从资产社会政策的视角考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重大转型及其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集中表现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的形成和实践上。这种理论同剩余型模式与制度型模式的区别在于,它促进了“生产性的”、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干预。发展型社会政策结合经济议题,力图通过协调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来改善所有人的福利。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若干实际的社会投资策略和资产建设策略,实现社会政策从以消费和再分配为导向的服务转向提高受助者能力、扩大经济参与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干预方法,这使发展型社会政策明显有别于福利领域的其他方法。中国正力图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处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反思时期,社会政策的作用凸现。怎样在“社会转型”与“全球化”双重叠加的背景下,发挥社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正的功能,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点政策议题。发展型社会政策对中国的启示意义是:(1)要重新重视和确立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主导角色;(2)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安排上要具备长远性、战略性眼光。     

学海短波

由《哲学研究》、《世界哲学》、《人文杂志》、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哲学界的学术走向与当代哲学前沿问题’理论研讨会”于 2 0 0 4年 5月 10— 13日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 ,来自北京、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四川、陕西、吉林、黑龙江、广东等省市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河北学刊》编辑部应邀派代表参加。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文艺理论的边界’学术研讨会”于 2 0 0 4年 5月 16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来自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山东、河北等省市的三十…     

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

已在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实施长达三十年的强制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是否应当调整．自今年以来成为一个热点话题．特别是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期间更是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2008年3月2日．十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吴建民宣布中国在考虑调整人口政策,而国家计生委官员却说要长期坚持现行政策不动摇,中共十七大报告则强调“科学发展观”要“以人为本”。这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将产生什么影响？计划生育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本刊就此问题约请了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先生撰写了《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反思和抉择》一文;2008年4月25日,本刊特约记者又就此问题对民间人口与生育问题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t、《大国空巢——走入迷途的中国计划生育》作者易富贤博士进行了书面采访。 计划生育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众多家庭、个人的大问题．本期刊登两位先生的文章,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并欢迎读者投稿,各种观点展开讨论。     

论共产主义道德的社会物质基础

去年有一段时间,有人责备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提倡共产主义道德,是犯了“超越历史阶段”的“左倾错误”,是所谓“理想主义”。去年,我曾以《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政策》为题。作了些回答。(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年第五期)现在,我再就共产主义道德的社会物质基础问题,谈点粗浅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