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意识形态构建——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研究视角

社会政策要托底是新常态背景下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主要发展思路,托底是基本,发展是要求。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意识形态构建是提高社会政策能力的基础和前提,是包括夯实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基础、明确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价值导向、转变传统社会政策实施理念、增进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群众融入性的复杂过程。后现代时期的社会建构主义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有其独特的方法论、认识论以及实践论基础,能够为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意识形态构建提供嵌入性的理论启示,对托底发展型社会政策意识形态的构建意义重大。     

发展型社会政策及其在中国的建构

一、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内涵 最早的社会政策定义源于1873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政策学会,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把社会政策定义为"运用立法和行政的手段,调节财产所得和劳动所得之间分配不均的问题"[1](P93).此后,随着产业革命的爆发,工业化的加速,福利国家、福利政策的提出,社会政策的内涵及外延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两种有代表性的定义.第一种是英、美学术界的定义,认为社会政策是政府为了直接满足公民的社会需求或福利而制定的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健康、公共服务、住房政策、教育政策等.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马歇尔教授将社会政策界定为与政府有关的政策,这些政策涉及向公民提供服务或收入的行动,其核心由社会保险、公共救助、健康和福利、住房政策等构成.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的低保救助制度构建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发挥满足城市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也存在着“低保养懒汉”、“一保永逸”等诸多弊端.本文从发展型社会政策这一全新的视角出发,对现行的低保救助制度进行深入的分析,对发展型低保救助制度的政策目标进行重构,提出建立和完善发展型低保救助制度的政策建议.     

科学发展观与“两型社会”的构建

"两型社会"的构建是要形成有利于能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切实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这种发展思路,是在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以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为指导思想,针对发展过程中的难题而探索的一种可能的发展模式.     

发展型社会政策对我国社会政策建设的启示

文章在梳理了有关西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观点及政策实践后,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为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并对重构新的社会发展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发展型社会政策与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

当前关于新农村建设有三种主导范式,分别是"内需一转移"论、"组织-市场"论和"文化-秩序"论,三种范式持有各自的理论框架和政策主张,但是也存在着共同的不足,具体表现为经济取向与社会取向的分离、"本位"之争与行动主体一元化、发展与保护的脱节.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融合、以"社会投资型国家"取代"福利国家"、多元主体的制度化途径,对目前主导范式的缺陷有重要的弥补和修正作用.以发展型社会政策来指导我国新农村建设,可以探寻出一条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新思路.     

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重大转型及其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集中表现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的形成和实践上。这种理论同剩余型模式与制度型模式的区别在于,它促进了“生产性的”、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干预。发展型社会政策结合经济议题,力图通过协调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来改善所有人的福利。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若干实际的社会投资策略和资产建设策略,实现社会政策从以消费和再分配为导向的服务转向提高受助者能力、扩大经济参与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干预方法,这使发展型社会政策明显有别于福利领域的其他方法。中国正力图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处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反思时期,社会政策的作用凸现。怎样在“社会转型”与“全球化”双重叠加的背景下,发挥社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正的功能,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点政策议题。发展型社会政策对中国的启示意义是:(1)要重新重视和确立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主导角色;(2)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安排上要具备长远性、战略性眼光。     

数字经济时代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2.0

人类正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这对工业经济时代构建的社会政策体系提出了新挑战.数字技术替代劳动力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风险和"平台+个人"的新零工经济就业模式,动摇了传统社会政策基于稳定雇佣关系的前提假设.平台垄断、数字鸿沟加剧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不平等;而数字经济和全球化叠加对民族国家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的挑战,也削弱了国家实施再分配政策的财政基础.面对挑战,社会政策应更加注重发展的维度,强调对社会问题的上游干预.基于已有的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研究,文章提出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2.0的理念,其基本思路为:第一,重构三次分配体系,夯实社会福利体系的经济基础;第二,完善落实上游干预的机制;第三,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平等,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第四,实施发展型家庭政策,通过支持就业政策体系化和发展家庭社会工作,缓解工作家庭矛盾,促进劳动参与;第五,顺应生活方式社区化趋势,将社区打造为支持居民应对压力的后盾和开展经济活动的重要基地.     

发展型社会政策及其对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启示

发展型社会政策作为最近20年来社会政策界的弄潮儿,超越了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将社会政策与经济增长两者融合在了一起.它的目标的改变扭曲发展的状况,为此积极进行社会干预,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形成、个人和社区资产积累、就业等途径应用于实践当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文章最后认为,基于我国社会现实和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特征,将其应用于我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数字经济时代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2.0

人类正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这对工业经济时代构建的社会政策体系提出了新挑战.数字技术替代劳动力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风险和"平台+个人"的新零工经济就业模式,动摇了传统社会政策基于稳定雇佣关系的前提假设.平台垄断、数字鸿沟加剧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不平等;而数字经济和全球化叠加对民族国家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的挑战,也削弱了国家实施再分配政策的财政基础.面对挑战,社会政策应更加注重发展的维度,强调对社会问题的上游干预.基于已有的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研究,文章提出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2.0的理念,其基本思路为:第一,重构三次分配体系,夯实社会福利体系的经济基础;第二,完善落实上游干预的机制;第三,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平等,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第四,实施发展型家庭政策,通过支持就业政策体系化和发展家庭社会工作,缓解工作家庭矛盾,促进劳动参与;第五,顺应生活方式社区化趋势,将社区打造为支持居民应对压力的后盾和开展经济活动的重要基地.     

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

1990年代以来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西方福利国家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更重视对家庭的支持 ,从而在社会政策中注入了发展的成分。这一政策趋向给我们的启示是 :(1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 ,社会政策不只是社会稳定的工具 ,其更重要的作用是保证和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 ;(2 )社会政策不能局限于缺陷修补 ,而要以支持和满足社会成员的发展需要为出发点 ;(3 )社会政策只有建立在家庭功能及其需要之上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有效的帮助。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策赋予了家庭重要的社会保护责任 ,但对家庭的支持却非常有限 ,这是需要我们检讨的。     

“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笔谈

中国东方地区古代文明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东方文明指东部沿海文明 ,包括燕辽文化区海岱文化区和太湖文化区。这 3个文化区相对独立 ,自成文化体系 ,又相互影响 ,相互联系 ,对早期文明的产生途径和发展道路有很大影响。因此 ,中国东方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已经成为学术领域的热点 ,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我们组织这一组笔谈 ,以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推动。     

“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笔谈

历史已经表明 ,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当今世界 ,以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等为先导的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 ,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因此 ,深入探讨科学技术的发展逻辑 ,认真反思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 ,正确认识和预测科技革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而使科学技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 ,同时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 ,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为此 ,本刊特别约请几位学者撰写了下面这组文章 ,希望能引起读者更进一步的讨论。     

中国特色“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立法”时代的来临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环境、社会需要、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发生重大结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政策框架设计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议题应运而生,成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核心与主题,成为安定团结、社会管理的社会基础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前提,标志着中国社会政策时代的来临。与此同时,中国以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框架为主体的经济立法取得显著成绩,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制度框架,为依法治国和法制化建设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处境、改革开放政策方针、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社会结构转型、社会需要结构战略升级、社会现代化建设与高风险社会形成,尤其是中共发展哲学与执政理念的革命性转变,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宏伟战略目标,标志着中国立法重点与立法模式由经济立法转变为社会立法,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政策框架形成与社会立法时代的来临,标志着依法治国方略与法制化建设进入关键时刻,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与社会现代化的目标。     

发展型社会与成人高等教育

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历史的主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针的指引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也暴露了发展中的诸多新矛盾。中共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旨在解决这些新矛盾,而真正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是建设发展型社会。成人高等教育在建设发展型社会中,有重要作用。     

走向社会政策时代:从发展主义到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建设

构建一个相对完备的社会政策体系,是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的功能要求和逻辑结果,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社会政策时代的标志.改革开放后,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我国出台经济政策较多而少有社会政策.中共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指导下,我国实现了"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跨越",初步建立起一个"广覆盖、多层次、保基本、低水平"的社会政策体系雏型,但这一体系的应急性、二元化和碎片化特征严重影响了发展的可持续性.根据普遍性、制度统一和系统性原则,加快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是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当前,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的首要目标或主要困难,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笔谈

主持人语: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全球地位的上升,中国研究越来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1949年以来中国各个层面的变迁历史,更吸引了国内外许多研究者的兴趣。中国政府加快推动信息公开之后,各地档案馆大多按相关法律规定向公众开放了1978年以前的档案,这也     

“大国崛起与中国的选择”笔谈

关于“和平崛起”的讨论 ,关系到中国外交战略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和《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两个编辑部于 2 0 0 4年 5月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大国崛起与中国的选择”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单位的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以下笔谈 ,反映了本次研讨会的部分成果。     

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利益衡平机制

中国社会已进入利益博弈时代。各利益集团会出于自利性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为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必须构建社会利益衡平机制。     

应对经济新常态与发展型社会政策2.0版——以社会扶贫机制创新为例

经济新常态将会为社会政策带来新的挑战和创新机遇。以反贫困政策为例,为适应新常态,必须创新社会扶贫机制。新机制在理念上应当特别注重资源动员、提高效益、强根固本,因此要注重社会扶贫、扶贫措施精准化和提升贫困人口能力这三个方面。基于中国实践和日本"六次产业化"经验,文章提出的社会扶贫机制的基本框架突出了贫困群体能力的提升以及为提升这一能力所需要的扶助措施。为了创新机制的落实,需要在政策上注意社会动员、建立社会扶贫的调查系统、对企业参与扶贫提供税收优惠。社会扶贫创新的理论意义是:为社会政策的工具箱增添了经济性工具;也因此,它颠覆了社会政策非经济性的定性,从而将发展型社会政策推向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