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现代派文学

六十年代,台湾文坛的主流是现代派。现代派主要由两部份人组成,一部份来自社会,尤多来自军队,一部份来自学院。前者以《现代诗》、《蓝星》、《创世纪》三诗社为代表,提倡“横的移植”,反对“纵的继承”,后者则以《笔汇》、《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为主要阵地。现代派主要作家,小说方面有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等     

台湾的乡土派文学

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与现代派分庭抗礼的是乡土派文学。由尉天聪、陈映真等创办的《文学季刊》,对六十年代文学的现代主义和现实感的丧失进行了批评,并表现出描写台湾现实的志向。其理论与吴浊流、钟肇政等人的创作相呼应。到了七十年代,乡土派成为文坛主流。乡土派作品从台湾本土人民的现实生活出家,以台湾现实生活为题材,以民族主义为统帅,主张文学的民族性与社会性。主要作家还有王拓、李乔、黄天     

中国新诗的“现代”潮流

现代主义作为中国新诗的一种艺术方式 ,由于文学对于社会使命的过多承载 ,一直处于边缘和支流的地位。但艺术发展的审美要求 ,又使具有独特审美方式的现代主义诗歌表现出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它一方面作为一种艺术因素 ,渗透在作为主流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之中 ;另一方面又在中国历史进程的某些“间隙” ,形成三次跳跃性的发展。第一次从二十年代李金发肇始 ,经过三四十年代的戴望舒、西南联大校园诗群到“九叶派” ,为现代诗走向成熟塑形 ;第二次是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 ,这是一次由诗和美术发端而广及文学艺术各门类的完整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 ;第三次是八十年代由朦胧诗发难而呈现出多样形态艺术发展 ,在进入后现代中与台湾、香港、澳门年青一代诗人汇合。曲折的发展呈现出现代诗在中国的特殊运动形态 ,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化改造。     

歧义纷呈的“漩涡”：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生成与流变

1930年代,围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出现了两个创作群体,即“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这两支队伍在人员构成和创作风格上多有交叉重叠。经由30年代文学场的合力构造,尤其是左翼阶级话语的反向定义,它们逐渐被典范化为与现实主义判然二分的形式主义流派,并在此后峻急的政治形势下淡出文学舞台。80年代学界以“现代派”的名义重新发掘“新感觉派”,将其追认为文学史上首个现代主义流派。至此,30年代诗歌领域的“现代派”和小说领域的“新感觉派”成员合流,形成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现代派”。在新时期为这一流派清理历史浮尘和正名重建的过程中,或受制于历史遗留观念的影响,或出于意识形态站位的需要,其初始内蕴有时也可能发生位移,形成新的遮蔽。     

论香港文学的发展及其特性

香港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近代香港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现代香港新文学和中国内地的文学连成一片,并不具有鲜明的本上特色;1949年以后的当代香港文学则逐渐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在纷繁驳杂的发展中形成本身的个性与特色。它既有别于大陆的文学,又有别于台湾的文学,也有别于海外华文文学。它所起到的汇集、融合、沟通、桥梁的作用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大河中的一条支脉,它的本土性与海外华文文学的“本土性”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新时期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争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 ,中国文坛围绕西方现代派文学展开了激烈论战。对西方现代派文学 ,有人肯定 ,有人否定 ;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倾向 ,有人反对 ,有人礼赞。其实 ,西方现代派文学是作家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 ,它从一个层面深化了对人自身及其处境的认识与理解。中国对西方现代派的借鉴与模仿亦是艺术发展的必然。纵观这次讨论 ,可以看出 ,思想在争鸣中解放 ,观念在争鸣中更新 ,文学批评正从僵化单一的政治评判模式步入自由开放的多元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学衡派”进行了重新探讨,并在一个新的历史层面确立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文章指出,“学衡派”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思想派别,它与形形色色的所谓新文学“逆流”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之间,真正的差异是对文学创作实践中文学传统修养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文章还指出,“学衡派”竭力强调文学观的全面、宏观与公正,这确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也不应简单认同当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皇皇高论,而应充分认识到“学衡派”思想体系的若干不完善性     

七月派“人本思想”与世界文学因素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由于长期被划为左翼文学之“异者”,其独特价值迄今被淡而化之.七月派作家群体是左翼文学的一支,但在左翼文学独尊文坛的时候又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七月派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人本思想”,其精神资源与19世纪西方文学密切相关.七月派赋予了中国左翼文学一个开放性视野和超越的品格.研究七月派文学不仅需要现当代的文学视域,更需要世界文学的视域.     

现代派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现代派文学研究中的冷与热问题。如果从19世纪80年代发源于法国,并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象征主义算起的话,现代派文学已经走过一个多世纪的路程了。从现代派文学诞生之日起,欧、美人就对它极为关注,对它的研究从来没有中断。然而,这门学科在我国却处于忽冷忽热的状态。由于社会意识形态不同、中国民族心理的排他性,和“四人帮”长期闭关锁国等原因,直到1980年,即现代派文学发生近一个世纪,现代派文学还没有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多年以来,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课     

理性与秩序:新月派的文学观及其意义

新月派的文学观一向被视为浪漫主义,这种相沿成习的看法其实并不确切。作为一个较为松散的文学群体,反叛浪漫、抨击感伤才是“新月”之所以成“派”的凝聚点和粘合剂。新月同人一致的文学理想是以理节情、追求秩序与规范,表现出明显的古典主义特征,在激烈变革的现代中国文学中显得格外醒目。新月派的文学观具有向传统的文化精神和审美趣味回归的倾向,同时又契合了世界现代文学放逐抒情趋于客观、克制的发展态势,对当时激进的主流文学起着制衡作用。     

现代文学的历史起源：不同观点及其话语系统——蒙古族现代文学历史分期的若干问题研究

蒙古族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起源和发展脉络既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和地域特征。学界围绕蒙古族现代文学的历史起源及其发展阶段等问题曾有过不同的观点,并采用“政治统领与文学书写”“社会变迁与文学发展”“国家文学与民族文学”等框架对其进行阐释。现代文学发展史是一种内在元素与外在环境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演化过程,考察蒙古族现代文学的历史起源和发展阶段要充分考虑文学现代精神及发展规律、社会背景及传播媒介等诸多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     

何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几年前,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结束了“五四”新文学、中国新文学、“五四”白话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诸多概念同时用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混杂.这种替代反映的是文学研究的精确化,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必然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任何概念的产生,各负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不可错位而生,也不可长存不灭.在“五四”时期或稍后产生的新文学、白话文学等概念,正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发生重大转变的投影.用新与白话作界定,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新质”,不如此,新旧文学不能区分.50年代,把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称作中国现代文学,那是要确定一个界限,来称谓建国后的文学,这自然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没有现代,何来当代.顺理成章,现代以前而被称作近代,近代之上,又有一个古代,也就构成了文学发展史.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不在“五四”时期提出,也不在50年代提     

“中国化”的现代派

中国的“新感觉派”曾经被认为是无批判地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消极影响,有着“非中国化”的缺点,受到尖锐的批评。本文试从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点与文学深层结构的分析中,说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进一步说明中国的新感觉派是“中国化”的现代派。     

西方现代派文艺剖析

每一种文学流派、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以特定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作为直接原因的,西方现代派也不例外。关于现代派的起迄时间,在西方并无定论,如果从欧洲最早的表现主义戏剧、斯特林贝格的《去大马士革》(1897—1904)算起,到今天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是现代派发展的全盛期(西方有人把五十年代     

海峡两岸文学关系一瞥(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台湾海峡两岸的文学，都是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有着共同的母体渊源和血缘关系。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之间的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密切关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台湾新文学兴起以后，随着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学的各种条件的变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回顾和探讨白湾新文学诞生以后，与大陆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相互联系、交流和影响．这对于认识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不可分割的源流关系，促进它们之间新关系的建立，推动其共同繁荣发展，都将是有益的。大陆“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五四”新思潮、新文学的兴起，对台湾…     

台湾文学的共相与殊相

读了台湾评论家叶石涛先生发表于《自立晚报》的《总是听到老调》,深感惊讶、失望和遗憾! 叶先生针对1992年《台湾文学选刊》第一期发表的一组笔谈,在尚未读到《台湾文学史》(上卷)的情况下。就把“使用汉文去创作的台湾文学铁定是中国文学的一环”的正确论断讥为“老调”,并以“双重性质民族结构”,否定台湾同胞具有“中国意识”。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过去,叶先生并非这样看问题。在《台湾文学的悲情·<台湾文学史>的展望》(1990年1月台湾派色文化出版社出版)中,叶先生说:“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民族血统,一个传统     

世纪末浪潮——近十年台湾文学走向

自７０年代末的乡土文学论战后走过了２０年历程的台湾文学,和整个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一起,即将跨入２１世纪。笔者虽非预言家,但从本世纪最后２０年、特别是近年来台湾文学的变化看,或许也能试着勾勒出台湾文学在跨越世纪时,其发展的大致轮廓和趋向。首先从政治层面看,“政治文学”的崛起是近２０年台湾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它使台湾文学赫然增加其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在８０年代以前的“威权时代”,台湾虽然有反映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作品,但实际上并没有以国民党专制统治为直接批判对象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文学”。８０年代后,所…     

九十年代台湾文学思潮概要

一、历史和时政：政治文学的发展轨迹解严、强人消逝、反对党建立、“统”“独”议题摆上桌面……80年代的台湾经历了政治上变动最为激烈、快速的年代，相应地，也成为“政治文学”空前繁荣的年代。进入叨年代后，“解严”所释放的政治能量已渐衰减，政治“抓征”现象有所沉淀，“政治文学’咱然也有着相应的潮起潮落，但80年代所开启的一些议题或主题，则延续下来且有进一步深化的趋势。“统”与“独”仍是叨年代台湾文坛不能回避的议题。其中较集中、明显的对抗有：1995年间台大教师陈昭瑛得到陈映真、王晓波、林书畅等呼应的、与若干具有…     

"精神派"与"物质派"的抵牾——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精神至上和非物质主义倾向

“救赎真理的衰落和文学文化的兴起”,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性”现象。“精神派”和“物质派”的抵牾从深层来说代表着现代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冲突,是“现代性”自身的固有矛盾的体现。“精神派”的精神至上倾向,彰显了人的主观意志,扩大了文学对于历史的影响力,也使社会诸领域的变革带上了“泛文学”的色彩。     

“人生派”文学的历史沉浮与当代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生派文学一直呈持续发展态势,以往论为人生文学,只关注五四这一块是不完整的。事实上,从五四到三四十年代,人生派文学都有强劲表现,且不断趋于成熟,显示其无可漠视的价值。由于人生派文学是接受欧洲文学思潮形成的,关注人、关注人生又是一个相当宽泛的话题,所以人生派文学还有更拓展的内涵。它有两种最基本的形态:一种是注重社会性的人生派,带有显著时代民族特色和较强社会功利色彩;另一种是主张浑然的人生的艺术,有较大的宽泛性和包容性,从宽泛意义上讲,京派文学也可纳入泛称的人生派。人生派文学已逐渐积淀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种优良传统,但因其与艺术派、阶级文学的对立,在现代中国的特定时代语境中,它既有顺利发展的幸遇,也有曲折前行的历程,甚至还有夹缝中生存的尴尬。检视其历史遭遇,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有效继承这个传统的经验是不无益处的。在当下文学由于过重私人化写作而使文学的接受形势变得日益严峻的时候,从文学关注人生、人生也关注文学的历史和现实中,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