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客观义务的法理解读

检察官客观义务既是抽象的法概念,也是规定功能的概念,检察官客观义务是法律义务,与法律规范的关系紧密,是检察官服从法律规范、不为不法行为的义务。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内涵是协助法官发现真实、守护法律、保持中立的义务,其价值取向是公正,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论“上命下从”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

“上命下从”是检察一体化的应有之义, 意味着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检察长对检察官享有指令权, 能以命令的形式要求检察机关或检察官实施一定行为。而在客观义务面前, “法律的守护人”是检察官角色的集中体现, 客观公正应成为检察官的不懈追求。当“上命下从”遭遇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之时, 应受到如下的限制:“上命下从”不仅应以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为边界, 不能抹杀下级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 而且还应该避免检察官行政人化。     

论检察官的中立性

检察官中立作为司法中立的应有之义,是在世界法冶文明基础上产生的,在一些国家法律和司法制度中都有体现,而且又是与客观义务联系在一起的.我国检察机关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又是司法机关,应当具有检察官中立理念.但是制度的缺陷和研究的乏力,检察官中立未能在立法和司法中很好体现,由此造成检察官角色的模糊.为推进依法治国,确保司法公正,应当强化检察官中立性研究,破除认识误区,进而推动立法和司法,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市民社会视野中的检察权——以公信力为核心探索和谐社会对检察权的新要求

传统上我国的检察理论研究者往往是从国家权力的层面,在宪政结构的范围内对检察权进行自上而下的审视.本文从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从权力承受者的角度,自下而上地去关注检察权的现在以及未来,进而以社会伦理观念为依据,从检察官的客观公正义务,检察权行使的公开性、及时性,检察机关执法理念应注重民主理念的填充、司法信用原则的恪守、应体现公序良俗等方面,构建我国检察权的公信力体系.     

论新刑诉法庭审模式

新刑诉法通过强化庭审法官主导地位、恢复卷宗移送方式和边缘化辩护职能等方式,朝着审问模式回归,然而在庭审制度上确向控辩模式演变。进退之间使人对法官能否保持中立、检察官能否履行客观义、辩护人能否有效辩护产生质疑。应避免法官庭前预断、建立判决理由论证制度来确保法官中立;构建证据展示制度、赋予检察官变更指控权、建立违反客观义务的制裁措施来明确检察官客观义务;扩大指定辩护范围、提升辩护能力、建立无效辩护制度,促进辩护律师尽职尽责来注重有效辩护,进而完善新刑诉法确立的庭审模式。     

论社会公正评价的三个维度

平等与自由、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是评价和衡量社会公正的三个重要维度。平等与自由相统一是社会公正的核心,公平与效率相协调是社会公正的关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是社会公正的保障。从这三个维度出发,可以较全面、客观、准确地评价和衡量社会的公正性,可以防止在社会公正认识问题上的偏颇或缺失。努力实现平等与自由相统一、公平与效率相协调、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符合社会公正建设的内在规律,是社会公正建设的必由之路。     

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的正当性

在我国死刑复核程序改革与完善中，关于检察机关是否应当介入死刑复核程序这一问题在学界和实务界仍存在争议。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控诉犯罪、监督诉讼的双重职能，应该介入死刑复核程序，这是由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和追求的价值决定的，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能以及检察官履行客观义务的必然要求，是构建死刑适用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保障机制的需要，是国家尊重人权的应有之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错案防治研究

近年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适用比率不断提升,在提升诉讼效率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一项新事物,仍在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需要理性地看到认罪认罚案件中存在着控辩协商不对等、控方在程序适用和起诉裁量上并不完全自由、被告认罪也并非完全自由、办案中的“口供情结”有所“反弹”等风险隐患,需要进一步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取向、检察官客观公正立场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应当明确动态平衡的价值取向、坚持证明标准不降低、完善检察官客观公正立场的保障措施及提高律师的有效辩护能力等,以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防范错案风险的水平。     

我国侦诉关系模式之反思与重构

刑事诉讼中侦诉关系的模式是刑事诉讼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科学构建这一关系,对于国家刑事司法权的有效运作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在保持侦诉之间密切联系的同时,既能保证检察官从公诉的角度履行侦查的领导、监控职能,以准确、客观、公正地追诉犯罪,又能充分发挥警察从维护社会治安和控制犯罪的角度积极主动地进行侦查,以满足侦查效率的要求,是处理侦诉关系的关键所在。     

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官的角色错位及纠偏

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扭曲导致了检察官在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中存在角色错位问题。检察官在审前程序中是客观中立的国家法律监督者,在审判程序中却转变为与辩护方积极平等对抗的控诉者。这种角色错位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受到限制,案件事实无法得到全面发现等。解决检察官角色错位问题,首先要以当事人主义作为未来刑事司法改革的宏观模式选择;在此基础上,通过在审前程序中引入司法官和加强律师辩护权利实现检察官角色的转变。     

私法理念与行政法的契合

在传统理论中私法与公法是截然对立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 ,公法与私法的相互融合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私法理念包括平等理念、公平理念、自由意志理念、诚信理念以及义务、责任理念。这些理念在行政法中的引入会使行政法更加符合人性 ,会促进行政相对人参与意识的提高 ,会充分限制行政权力的滥用。     

加强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研究

近年来,检察官职业道德素养不断提高,但也出现了少数检察官执法不公、执法不严、违法办案、为检不廉,有的甚至贪赃枉法、索贿受贿、参与黑社会性质犯罪等。据统计,2012年因违法违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检察人员有124人。剖析其原因,职业道德失衡是重要内因之一。因此,加强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研究,对提升检察官职业道德修养,增强执法公信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道德视域中的法律运行

法律运行作为法之创制、展开和实现的逻辑进程,离不开社会伦理道德的审视和导向,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之应然。这种合道德性的法律运行主要表现为:在立法环节,法不仅要符合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而且要追求与社会主导道德以及与广大民众心理和情感的契合;在司法活动中,不仅要求司法工作者追求司法公正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而且应特别关注当下我国社会全面转型时期司法之“应然”;在守法环节,广大公民不仅应关注行为的合法性和履行法律义务,而且还应追求自觉的守法境界和积极主张自身的法定权利。     

蓬莱19-3溢油事件中渔民环境抗争的路径分析

基于行动者的角色扮演及其互动关系,本文比较分析了蓬莱19-3溢油事件中渔民环境抗争的理想路径与现实路径.研究发现,在理想路径中,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权责裁定者,以国家海洋局和地方海事法院等为代表的公诉方的公正是渔民维权实现的核心;但在现实路径中,责任方的强势自我认定和公诉方的执法角色失位是渔民环境抗争受阻的双重阻碍.渔民环境抗争实现的理想路径构建,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确保公诉方公正执法、责任方依法履责和中立方客观中立相关的制度法规及其社会环境.     

困境与出路:附条件不起诉适用实证分析

附条件不起诉作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重要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处遇措施,在实践中应具有较高适用率。通过对东北地区检察机关实施新刑诉法的实证调研发现,附条件不起诉在实践中存在适用率低、适用对象特定、相对不起诉侵蚀附条件不起诉等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源于部分检察官司法理念落后、知识储备不足、司法体制障碍、人员配置紧张等因素。有必要强化专题法律培训,纠正检察官认识误区,消除司法体制障碍,引入社会专业机构,降低检察官工作负荷,以有效提高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率。     

亲告罪救济机制的反思与重构——从比较法的角度切入

刑法告诉才处理案件中的自诉机制在实践中往往会发生障碍,公权力在何种情况下介入方为合适就成为理论和实务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作者通过对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和大陆法系各国立法例的分析认为,一方面应当拓宽此类案件的追诉途径,另一方面则应当分别不同情况由检察机关协助自诉,或者在保障被害人意愿的前提下求诸公诉程序.     

域外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

域外检察官自诞生之日起,便处于不被社会信任的尴尬境地。200余年来,检察官为争取社会的信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通过恪守中立原则、推行阳光检务、加强伦理建设、完善考核机制等措施,以＂公正＂＂公开＂＂公德＂＂功绩＂提升执法公信力。我国检察机关要提升执法公信力,需要进一步解决检察官的角色定位、检察权的独立性与检察一体化的关系、检察官的权能及考核考评机制等问题。     

城市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中的环境正义问题

生活垃圾快速增长是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与挑战,垃圾填埋场等末端处置设施从选址建设直至运营封场,一直伴随着有关邻避现象和环境正义的争论。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进的生活垃圾分类实践进一步将生活垃圾相关议题从末端设施影响拓展至居民源头分类,各环节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权利和义务界定成为学界和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本文辨析了环境正义的内涵,剖析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在垃圾管理各环节和各责任主体间的相互联系,基于"权利-义务"相统一视角探讨生活垃圾管理的全过程,对其中各环节及关键因素进行识别,提出了城市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中的环境正义。研究发现,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过程中的环境正义影响因素由多维度确定,各因素对环境正义的影响作用由环节、相关方、空间尺度等定义;相关环境正义概念应由传统邻避设施引发的环境风险分配延伸至源头分类、次级分拣和末端处置等垃圾管理的全过程;由关注政府和社会公众间的权责争议拓展至居民、物业、居委会和政府间环境义务配置及环境权利让渡的综合调控。研究以环境正义概念为基础构建的垃圾管理全过程视角,可为剖析环境权利、环境义务与垃圾管理各环节中不同责任主体间的相互联系提供参考。     

论野生动物资源的物权法调整

偏重于公法调整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难以适应野生动物保护的新形势,但关于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是否应引入私法调整之机制,法学界素有争议。借鉴德国、俄罗斯二国皆运用民法强化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做法,本文从公益与私益关系之协调、经济运行规律、权利自治等方面论述了我国野生动物物权法调整的必要性,从野生动物资源的特定性与直接支配性方面论述了我国野生动物物权法调整的可行性,建议未来民法典总则关于野生动物应作出一般性的规定,以增强相关权利人的生态保护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