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农村职业群体在利益分化中的心态与行为倾向调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农民队伍发生了较大的分化。总的来看,分化循着两个方向同时进行:一是结构性的水平分化或职业分化,农民群体已从过去单一内涵的种养业劳动者分化为企业工人、个体工商劳动者、乡镇企业管理者等不同职业群体;二是地位性的垂直分化或利益分化。随着农民队伍分化为不同的职业群体,各群体在经济收入、职业地位、社会声望、政治地位、福利待遇、生活条件、文化参与机会等方面逐渐出现差异,正在形成具有不同特点和要求的各种利益阶层。人们对利益分化结果产生的心理反应和行为选择不仅影响到农村的社会分化和社会稳定,而且也成为评价现阶段农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     

职业视野下的农村社会分层——苏南H镇的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促进了农民的分化,其直接表现是农民从事职业的多样性和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差距的拉大。对苏南H镇的实地调查表明,农民阶层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融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密切相连。消解农民阶层化障碍的基本条件是：坚持改革开放,深化相应的政治社会体制改革;改变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状,扎实发展第三产业,有效汇聚人口,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彻底改革现存的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逐步实现城乡居民权利义务平等。     

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

使用一个1996年收集的全国抽样数据,并结合事件史分析方法(离散时间风险模型),本文探讨了1978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到底是哪些农民能够抓住机会实现经济上的成功并成为农村中的精英阶层。本研究具体检验了中国农村居民的精英职业地位获得是如何受到他们改革前或解放前的家庭背景影响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旧式精英(解放前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和新式精英(解放后再分配经济时期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家庭背景的农民,改革后进入非农职业的机率都比较高。第二,在不同历史阶段,精英职业获得模式是不同的。低风险性是导致改革早期新、旧精英的后代的选择趋同的主要原因,反映了他们在对社会经济发展走向无法清晰把握时的一种选择理性,而改革后期他们非农化道路的分野则充分体现了个体的社会行动是如何受其家庭背景(或精英文化因素)影响的。基于这些发现,作者提出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观点,指出除了当前学界讨论较多的权力和人力资本因素之外,文化因素也是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重要作用机制。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

作者认为,社会分层机制总是嵌入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并由规定着社会经济形态特征的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的。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生产资料并以行政性的委托—代理方式经营,人力资本产权残缺;这样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人力资本只能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结合,经营剩余以国家租金的形式存在;国家公共权力不但表现为索取剩余的租金权力,也表现为分配这些租金的再分配权力。再分配者在再分配过程中偏向自己而导致阶层分化。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情形下,公有资产的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委托—代理制度,以及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如此制度安排,决定了国家公共权力持续地但只是部分地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同时它还衍生成了权力精英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对生活机遇的分配产生着影响。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以这些动力基础为依据,作者构建了一个由十个阶层构成的框架,以呈现当前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轮廓。     

十年来我国各阶级、阶层结构演变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方式,改变了原有的所有制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各阶级阶层的权力和利益分配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研究它们的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对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发展,使改革顺利进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就所有制结构、阶级阶层结构、收入结构、文化结构及各阶级阶层内部结构变化作一些粗略分组和简要分析。     

南京：中等收入阶层悄然浮出水面

2004年初,笔者主持了南京市重点软科学课题“现代化进程中的南京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研究”,该研究选取了能够反映南京主体社会结构的六个典型阶层作为研究对象,包括:管理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个体私营企业主和下岗失业者阶层等六个阶层。研究采用等比分层抽样的方法,共发出问卷120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901份。调查显示,从整个南京市的角度看,管理者、知识分子和个体私营业主阶层可以作为社会的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中等收入阶层主体的特征财产拥有。南京市管理者、知识分子、个体私营业主阶层2003年平均年收入分别为:34231.7元,26950.2…     

代际分化与城乡分异:中西部二代农民的阶层分化逻辑

不同于一代农民"有分化无分层",当前中西部二代农民出现了阶层分化,代际分化与城乡分异构成其基本逻辑。其中,代际分化取代了人口分化成为农民分化的主导机制,城乡分异取代了村内竞争成为农民的阶层表达方式。随着二代农民主导的中间农民大量进城,城乡两套社会系统正在逐渐被一套阶层分化的逻辑统一起来,从二元走向整合;大量中间农民家庭正处于半城半乡的过渡阶段,进退不再是选择,而是成败与身份的标志;新的认同、阶层结构和社会秩序正在诞生。在农民家庭弹性城市化路径和刚性城市化需求并存的情况下,农村和中小城镇共同构成基层社会的缓冲区与稳定区,应一方面确保农村发挥基本保障作用,另一方面加强小城镇建设,让农民有村可回、有城可进。     

当前农民分化的一般特点

1.分化使农民具有了双重职业身份。随着农民的群体分化,使绝大部分农民具有了双重职业身份,既从事农业,又从事非农产业,或亦农亦工,或亦农亦商。据对河北省霸州市、永清县170个农户抽样调查,纯农户劳力66人,占调查户劳力总数的13.8％,86.2％处于兼业状态。 2.分化使农户变成了多元经营结构的家庭。农民的阶层分化使做为基本生产单位和     

社会关系、初职获得方式与职业流动

关系使用者是一个高度异质性的群体,区分不同类型的关系使用者对理解社会关系的作用机制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结果变量的效应非常重要。根据初职获得的方式,本研究将劳动者分成三个群体,即通过正式渠道(不使用关系)、正式渠道与关系相结合(正式+关系)以及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群体。使用2009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JSNET2009)数据,本文探讨了这三个劳动者群体的特征以及他们在职业流动和收入分层模式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使用正式+关系方式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和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劳动者群体的特征及其劳动力市场经历是截然不同的。首先,前者是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他们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以及质量最高的社会网络资本;而后者是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最低,而且社会网络资本的质量也是最差的。其次,后者比前者更可能换工作(离开初职)。第三,两个群体收入获得的决定因素方面也体现出显著的差异。     

对农业的促进或冲击:中国农民外出务工的村级研究

本文通过对四省八村的调查,认为土地的缺乏是促使农民外出务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一个充分甚至必要的条件;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不是外出务工的必要条件;是农业收入的相对低下,使农民日益倾向于非农职业,自愿放弃农业、外出务工以挣得高于农业的收入。     

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

本文提出了一个以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为基础的中国城市阶层地位划分的理论模式,进而建构了一个由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5阶层构成的阶层结构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阶层地位是制度化的、由资源占有关系所规定的社会位置;居于这些位置上的人们是这一阶层的成员,他们享有相应的生活机遇,甚至在主观上认同这一社会身份。对中产阶层的界定应置于社会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中产阶层地位是位于基本阶层地位之间的阶层地位。据作者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2003年中国全国综合调查"(CGSS2003)资料所作的分析显示,中国城市的社会上层占大约0.6%,中产上层占7.6%,中产下层占22.8%,技术工人及小职员占25.7%,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占43.4%;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是较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统计结果还显示,这一阶层框架对收入、家庭住房面积、阶层地位认同、幸福感等生活机遇和主观社会态度变量的方差的消减,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这些结果表明,作者所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而言,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及其对策

陆学艺、张厚仪在《经济日报》1989年12月12日撰文指出了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及应采取的对策。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① 改革十年来,全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1988年的545元,年增长7％。但是,不同阶层主要是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与其他农民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出现了分配不公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倾向——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

本文利用2013年CSS数据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消费倾向进行分析,发现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较高;但受收入约束,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将消费进一步区别为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之后,显示的趋势是: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生存性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新中产阶层与之相反,其生存性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发展性边际消费倾向却很高。由此可见,在顶层设计居民消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需要在生存性消费上瞄准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在发展性消费上瞄准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     

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

本文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 ,依据职业声望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 ,考查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状况。研究发现 ,在当前中国社会 ,决定人们声望地位的主要因素是教育、收入、权力、就业单位性质 ,以及是否从事受歧视职业 ;主导声望地位评价的标准是工业化社会的普遍主义价值 ;但同时 ,相互冲突的多元评价标准仍有可能存在。     

权力还是声望?——社会资本测量的争论与验证

在个体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定位法已成为国际上普遍接受的一种测量方法。该方法的核心特征是使用职业声望分数来计算个体社会网络中所蕴含的资源,其理论基础是声望的功能主义解释,即社会分工导致职业权力分化,由此导致了不同的职业声望。本研究从声望的社会承认逻辑出发,论述了社会分层中声望与权力的不一致性,并由此提出计算个体社会资本时,应测量网络中的权力资源而非声望资源。本研究基于北京、郑州和昆明三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的数据,重新编制了职业权力分数,并将其与职业声望分数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职业权力与职业声望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基于职业权力计算出来的社会资本无论在信度和效度方面都优于基于职业声望测算的结果。本研究的结果,对于中国社会资本的研究和社会分层研究均有一定启示。     

地方精英与农村社会重建——定县实验中的士绅与平教会冲突

民国时期地方社会精英进入了多元化时代,士绅和专业知识分子是两个重要群体。1933年河北定县成为县政建设实验县,当地士绅与主持实验县工作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之间的激烈冲突随之爆发。该类型社会冲突以士绅阶层的抱怨、污蔑、制造负面社会舆论为重要特征,反映了士绅阶层在农村社会和乡村建设中权力地位的边缘化。士绅阶层地位的没落,表面看来是平教会在乡村建设中刻意通过组织创新扶植农村青年参与乡村建设,致使士绅在农村社会权力结构中大权旁落,其结构性原因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士绅阶层在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下,经营高利贷活动,大量占有农村土地,与农民发生严重的经济利益冲突,致使社会负面评价增加;二是国家在县域单位推进现代化的意志受到士绅阶层的阻碍,平教会冷落士绅实际上代表了国家与地方社会在现代化问题上的角力。     

中等学历白领 高薪不是梦

在一般人眼中,中等学历者找个好工作不容易,更与"高薪"、"白领"等字眼无缘。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式各样的新职业不断涌现,很多低门槛的职业,其收入已经跨入了"白领高薪"阶层。"速录师"就是这其中发展最快、人气最旺的职业之一。在国外,速记速录技能是文秘人员必备的基本技能之一。在美国,速录从业人员达500万人,几乎100%的法庭使用速录人员进行现场记录;在日本,法庭、议会、商务会谈等场合也普遍使用速录技术;在德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英国、韩国等等世界上很多国家,速录技术都已经被普遍应用,而且速录师的薪酬很高,基本上都是按小时计价的。     

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性趣

我们是社会学家,因此我们研究一切性问题的时候,都会从社会阶层的视角来考察。我们把2000年、2006年和2010年三次调查中的文化程度、月收入、职业、调查地点的行政级别、调查年份这几个因素,使用聚灯分析的方法进行处理,就得到中国男人的低、中、高这样三个阶层,也得到女性的低阶层与高阶层。结果发现,不同阶层在性方面的差异实在很大。     

四县农民政治参与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行了伟大的经济体制改革,广大农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走在了前列。经济改革的成果是使广大农村从过去封闭的集体制经济状态逐步走向相对自主的市场经济状态。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集体和私营工业的出现与繁荣、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广大农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都是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成果。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农村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一些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出现,加快了这种变化的速度(陈吉元等,1993;陆学艺,1991;Ｏ’Ｂｒｉｅｎ,1994…     

农民工，不只是一个称谓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从出现的频率来看，除了“改革开放”一词之外，“农民工”可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这并不奇怪，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任何问题都必然与农民有关。农民虽然一直是中国的弱势阶层，但“农民”一词却在中国主流话语中高频率使用。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到晚清洋务运动以后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从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快速推进工业化、人民公社化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劳动力的大解放，都反映出中国农民作为社会变迁的最重要的力量，不断地在改写中国历史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