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传统词学视野中的词情论

民国以来传统词学视野中的词情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情"作为词作生发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词情表现特征与要求的论说,三是对"情"与其他创作因素关系的探讨。其中,第二个维面主要包括词情表现含蓄蕴藉与真实自然要求之论;第三个维面主要包括词作"情"与"景""意""辞"关系之论。上述几个维面继续多向度地展开了古典词情之论,标示出了传统词情论的有效延伸与发扬光大。     

入乎情，出乎境：江顺诒《词学集成》“词境”观构建

江顺诒《词学集成》经由宗山校雠，首次将词境单列一卷汇集诸家词论，并以案语加以评论，初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词境”观。江顺诒“词境”观的构建主要分为三个层面：一是“词境”初始阶段，以“情”胜，表现为情物共感；二是“词境”的外化，语意高妙，以“气”胜，指出向上一路；三是词之至境，以“格”胜，达到无迹可求的最高艺术境界。     

论李清照的词学思想

词“别是一家”说,是李清照词学思想的重点。词“别是一家”说与苏轼的以诗为词、苏门学士的词学本色论有着内在的联系。“别是一家”的主要内涵如下:一是强调谐音合律;二是重“情致”、“典重”,崇尚“文雅”的词情;三是讲究“故实”、“铺叙”,追求艺术表现的完美。“别是一家”说是对词“自是花中第一流”整体美的追求,它丰富与发展了花间以来的词学本色论,形成了明晰的理论体系。     

两宋词论尊雅观中的情志纠偏

在两宋词论尊雅观中,“雅”是一种审美追求,“诗”是一种文体参照,且都要求音协、字雅、才高、意新、以推尊词体为宗旨,等等.然而“情志”问题作为人性深层次的矛盾,是倡雅词论者首先要协调的问题.大体而言：北宋词论尊“雅”观侧重于纠“情”之偏执,其中本色之雅论者主情致、讲气象,而诗化之雅论者主性情、讲气格,以“志”统情;南宋词论尊“雅”观不仅纠“情”之偏执,而且纠“志”之偏执,使以“志”统情,最终达到理论上的“情”“志”和谐.     

杨慎《词品》述论

在明代词学史上,杨慎是一位举足轻重的词学家.他在《词品》中对词调名的考证、对词作的校勘与辑佚,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对词作中生僻意象的求源考释,有助于人们准确地鉴赏词作的意义;其词体起源论、词体风格论以及词体主情说在词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词品》是研究明代词学史以及中国词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李清照的《词论》及其后期词创作

对李清照的《词论》历来毁誉不一。从《词论》文本来看 ,她强调词“别是一家”,也就是说 ,她认为词与诗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的音乐性。她的词正是其理论指导的产物 ,尤其是后期词在折射深广社会内涵的同时 ,更注重音乐性 ,与《词论》相印证 ,努力实践着她的词的创作宗旨。     

陈廷焯的词学创作论

陈廷焯的词学创作论,主要体现在这样四个方面:一是词作体性论,体现为着力辨析词与诗、曲体性之异;二是词作情感论,体现为标树"情"为词作生发之本,并阐说到词情表现含蓄蕴藉与真实自然之求;三是词作兴会论,体现为反复标举"兴"为词作的本质要素,并论说到"兴"与主体情感表现的相承相生关系;四是词作意境论,体现为对诗词两体境界表现予以深入的比照,并充实与张扬了词境表现的沉郁深致之求.上述四个方面,从不同侧面呈现出了陈廷焯对古典词学创作论发展的贡献.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气论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气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气"作为词作审美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词气审荚表现特征的探讨,三是从词的创造角度对"气"的多方面考察.从这三方面展开的词气之论,使古典词气论在多雏面上得到了拓展、充实与深化.     

明清词学转关视阈下的宋荦词学思想研究

清代是词学的复兴时期,无论是词的创作还是词论都呈现出繁荣的局面,而清初则是清词中兴的重要过渡期。这一时期的宋荦,人常目之为诗人,其实他也是一个词人,而且他的词学思想也颇为丰富,比如词源“三百篇”论,“填词非小物”的推尊词体论,词的体性论,以及力主醇雅等思想,羽翼浙西,领袖中州,在明清词学转关中具有重要意义。     

祭词词:清代词人的身份认同与词学演进

祭词词即祭祀词神之词,是清代中期以后才出现的一类词作,其创作非常鲜明地受到祭诗诗的影响。祭词词主要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创作,分别是道光元年吴中词人戈载、朱绶等人的祭词词唱和、道光二十六年雷葆廉发起的祭词图题咏、光绪二十三年王鹏运与其弟等人的祭词词唱和。此外,在祭祀词人生日和修建词人祠庙时也有祭词词作品。祭词词大都写于岁末,所祭词神或为自然神,或为人格神。祭词词在渴求词神庇佑,表达自哀自悼之情时,将词人人格与“君子固穷”等传统士大夫品格联系起来,表现了词人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包括自我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文体身份认同三个层面。从词学观念的演进来看,祭词词的作者有意识地凸显了“词人”形象的自我营造;同时,祭词词作家也表达了对词体的认识与尊崇,他们或体认词的音乐属性,或强调词的精神品质,或认同词的创作难度,对于词体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均有较为深入的思考,从而彰显了祭词词在词学史上的独特意义。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源论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源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词为＂诗余＂之论,二是词为＂倚声＂之论,三是词为＂诗余＂与＂倚声＂相结合之论。在第一个维面,其主要包括三条线索：一是从总体上阐说词源于诗体,二是分论词源于风骚之体,三是分论词源于唐人近体诗;在第二个维面,其主要包括两条线索：一是侧重从音调渊承上论说词源于乐府之体,二是侧重从体制渊承上论说词源于乐府之体。上述几个维面,共构出了我国古典词源论的主体空间。     

中国传统词学视野中的“明词”之论

我国传统词学视野中的“明词”之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明词总体性否定的判评,二是对明词衰亡的多元分析探讨,三是对词亡于明的消解与纠偏之论。其中,在第二个维面,人们主要从词曲相混、自度曲律、委靡软俗、意格不高等方面对明词之弊予以论说;在第三个维面,况周颐、赵尊岳从较为辩证的角度论说明词不足与值得肯定之处,显示出超越于时代的卓越识见。传统词学对“明词”的批评,从一个独特视点展开与深化了对古典词史演变发展的认识,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古典词学中诗词体性之辨的承衍

我国古典词学中诗词体性之辨的承衍主要体现在两条线索中:一是偏于辨分诗词体性之异论的承衍,二是偏于辨说诗词体性之通论的承衍。上述两条线索从不同的维面上展开了诗词体性之论,为后人全面深入地认识词作体性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辨识。     

中国古代词体文学批评的发展及其审美特征

词体文学批评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独具民族特色的批评形态。它发端于宋代,承传于元明,繁盛于清代,具有审美性、感悟性、组合性等审美特征,在文学批评史上既有理论批评的价值,也富于文学审美的意义。     

简论早期文人词的贡献与研究缺失之原因

从初唐至中唐,是早期文人词创作的阶段。与之相应,词体兴起于初盛唐,中晚唐时期进一步发展成熟。从词的产生、发展过程看,民间创作固有不可忽视的开创之功,但早期文人的创作对于这一新兴诗体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也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然而在词学界,早期文人词的贡献影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恰当的评价,在词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未得到适当的关注,早期文人词研究近乎处于一个缺失的状态。对此,笔者认为主要有最初朝廷不重视、社会观念轻视、唐诗宋词成就卓著、诗词分界不明、敦煌曲子词被发现等五个方面原因所致。     

《茗柯词》变相《风》、《骚》创作意格--论清代常州词派代表张惠言的创作实践

张惠言是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创者,他以传统儒家之"忠爱悱恻、不淫不伤之旨"为其词学理论基础;以<风>、<骚>的文学精神为其创作典范"感士不遇"而又"主文谲谏",寻春惜春,以立意为本,咏物抒情,重比兴寄托.主张崇比兴,区正变,知尊体.张惠言的<茗柯词>基本上体现了他这一词论要旨.     

王鹏运与临桂词派的形成与发展

王鹏运是晚清词坛上非常重要的词学大家,也是一名兴一派风云的领导人物。作为临桂词派的创始人和中坚力量,王鹏运与该词派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词作风格、词学文献、词学思想方面均导夫先路,在临桂词派的形成与发展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由此成为该词派的领袖人物。     

中国古典词学批评中的词气论

我国古典词学批评中的词气论,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宋代);成长阶段(元代、明代);兴盛阶段(清代前中期);深化阶段(清代后期).上述四个阶段,标示出了我国古典词气论不断拓展、充实、深化与完善的轨迹.     

中国古典词学用事论的承衍

我国古典词学用事论的承衍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肯定与主张词作用事之论的承衍,二是词作用事要求之论的承衍。其中,第二个维面又包括两条分支线索:一是要求词作用事自然妥贴圆融之论的承衍;二是要求词作用事灵活、事为意用之论的承衍。这几条线索从主体上展开了词学用事论的空间,将古典词学用事论的内涵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     

关于俗词的界定考论

关于俗词的界定,乃是开展俗词研究的重要前提。而当代学者对俗词的界定异见迭出,观点分歧,至今尚无定论。对此,我们力求在全面考察古代文论特别是词学批评中的雅俗之辨,认真总结历代学者有关词之雅俗的诸多评论,切实依据唐宋民间俗词特别是敦煌曲子词的文本内容,结合观照唐宋文人俗词的创作实际,然后从语言特征、表达方式以及题材取向等方面,为俗词确立一个比较恰当中肯的定义,以廓清目前学术界对俗词界定或者过窄、或者过宽、或者含糊不清的流弊,面对千年词史的雅俗之辨这一问题试图作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