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讲课艺术

(一)林纾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有一门课被排在下午二三时。一天,林纾看到学生昏昏欲睡,便把课本一合,说道:下面我为大家讲一个故事。学生一听,精神为之一振。林纾接着说:有一个风流和尚,一次经过一座桥,看见一位美女姗姗而来。学生此时已集中精神听他讲故事,但林纾此刻却不讲了。学生请他继续讲那个     

翻译视域下的林纾现象——兼论林纾的翻译

晚清时期的翻译家林纾开创了外国小说评介的先河,但其译作不尽完美,受到了鲁迅、刘半农等人的批评,钱锺书也撰文指出林纾的翻译是讹译的代表。正因为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后人对林纾的印象贬大于褒。使用“林纾现象”这一概念来描述林译作品所呈现的特征,可引导人们对林纾进行合理的认识、公正的评价及客观的研究。通过对概念的系统论证和对现象产生根源的探究,指出了运用“林纾现象”这一概念的意义。     

在“狂人”的精神文化链条上:林纾人格论

林纾虽然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的顽固守旧派,但从文化人格上看,他和那些被 称为时代“狂人”的“五四文化激进派”一样,也体现出一种“狂者”精神,同样属于中国“狂人”精神文化链条上 的一环。只不过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动作型”、“铁血型”的狂者有所不同,“畏天循分”的人生信条使林纾更体 现出“狷者有所不为”的一面,而“狂狷”与“循分”的融合则造就了林纾晚年身为“道德遗民”的人生方式。     

林纾翻译和鲁迅翻译：背道而驰还是殊途同归

林纾和鲁迅的翻译作品在中国译界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林纾和鲁迅的翻译观也有很大的差别。甚至不少人认为鲁迅是“直译”（或死译）的代表，林纾是“活译”的典范。表面看来，二者的翻译观出入甚大。本文则认为，在二人翻译观巨大差别的背后却蕴含着统一，二者的译作统一于华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各自为中国时世界的了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意境：“文之母也”——林纾古文艺术论

林纾最重要的古文论著《春觉斋论文》，集中探讨了古文审美艺术的诸种内涵与形式，其中尤以意境论最具特色。林纾以“意境”为“文之母”——古文艺术追求的至高境界，以“真”为核心，以高洁诚谨为上，以诗书、仁义及世途之阅历为造境不可或缺之前提，最终塑造兼具“海阔天空气象”与“清风朗月胸襟”的审美至境。同时，林纾还是将意境论移至古文并进行具体阐述的第一人，其理论是对中国古典意境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深化与扩展，因此，在中国古典散文审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试论林琴南的小说观

清末民初,在“中学”和“西学”发生广泛接触的复杂时代,以桐诚派的孤忠耿耿之臣自居的举人老爷林纾(琴南),却初步打破桐城派对文笔的某些清规戒律,用一种“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钱钟书先生《林纾的翻译》,见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的《林纾的翻译》一书第39页),大译起洋鬼子的小说来了.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林纾一生中同多位懂外文的合作者共同译述了一百七、八十种外国文学作品.它们在客观上成了中国现代新文学得以产生的一份营养物.钱钟书先生说:“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实事.他对若干读者也一定有过歌德所     

“宽容”与“不容”:鲁迅、周作人对林纾的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的历史面相考辨

在重新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林纾的历史价值中,鲁迅与周作人的态度和言论是绕不过去的关口。与周作人对待林纾出尔反尔、绝不宽容的批判态度相比,鲁迅对待林纾的态度则显得幽默宽容而又不失深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也有被历史重塑的一面,梳理中国新文学史中鲁迅如何成为五四时期新旧论战中的主将,以及鲁迅随感录《现在的屠杀者》如何成为针对林纾的一篇批判文章,有助于重新理解“五四”的历史性书写。     

副文本与翻译研究——以林译序跋为例

副文本理论关注处于正文本边缘的其他文本形式,也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在翻译研究中,译序跋是呈现译作、译者及当时社会语境的最重要的副文本。《林琴南书话》是林纾翻译副文本的大汇集。通过对其中翻译副文本的统计分析,发现:林纾翻译副文本既有指向“书里边”的内容,完成对读者的作品导读;又有指向“书外边”的内容,折射出了当时历史语境下林纾的翻译目的功利性、翻译规范、文学比较观以及林纾翻译的心路历程。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解析林纾翻译特色

从胡庚申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角度系统地解读林纾的翻译特色。借用“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就林纾对内对外的适应、选择进行介绍和阐释。就内而言,分析林纾如何在低级需要、高级需要和能力层面进行选择性适应;就外而言,重点讨论林纾如何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中的社会、时代需求和民众需求并选择翻译。以期对林纾的翻译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为翻译评价提供一些新的有价值的思考。     

《林纾佚文丛刊》第一卷前言

一林纾(1852—1924)福建闽县南台人,原名群玉,字徽,又字琴南。筑室于龙潭浩然堂侧,额曰:“畏庐”,自称畏庐居士。因所居多枫树,取“枫叶吴江冷”诗意,自号冷红生。林纾卒后,门人私谥“贞文先生”。笔名有餐英居士、射九、践卓翁、蠡叟等。甲子(1924)秋,殁于京师,享年七十有三,次年归葬闽县北五十里白鸽龛。林纾终生未入仕途,毕生从     

重估五四反对派:从林纾的 “反动文本”《荆生》《妖梦》谈起

重新认知“五四反对派”的正面价值是全面理解“五四”的题中应有之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次与新青年交锋的林纾,是被文学史固化乃至丑化的“反对派”,其小说《荆生》和《妖梦》更是新文学史上的经典“反动文本”。实际上,这两部小说乃是林纾的游戏笔墨,体现了林纾“好谐谑”的性格面相,也呈现出中国传统笔记小说“资谈助”的特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严肃“小说”。这两部小说由小报上的“游戏文字”升级为新文化战场上的“反动文本”,成为五四新青年批判林纾的关键一击。重回历史现场,考察这一“反动文本”的历史生成过程,有益于深化对“五四”的全面认知。     

重评林纾

有一个历史人物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长期受委曲,他就是林纾。林纾生活在中华民族屈辱的年代,他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担忧愤慨。1884年8月的中法马尾海战,法国军舰击沉中国军舰十多艘,林纾闻讯,与林松祁在大街上抱头痛哭,十一月左宗棠来福州,林纾拦马控告主持军务者谎报军情。1895年,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后,林纾与陈衍、高凤歧、卓孝复等上书反对,后“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     

浅谈"林译"小说的时代文化特色

林纾的翻译小说在当时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几乎成为一种文化潮流,五四时期的文学巨人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都曾说自己受到“林译”小说的很大影响。林纾不经意间获得的惊人成功说明他无意中迎合了当时社会的文化时尚。因此,要了解当时的文化时尚,对“林译”小说进行分析考察无疑会是一个好途径。     

浅谈林纾的翻译思想

在近代翻译史上，林纾是一位争议较大的翻译家。不懂外文的林纾利用良好的文学功底，与他人合作先后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语言生动，引人入胜，风靡一时。他把自己的翻译事业与国家实业相结合，通过翻译外国作品开启民智，宣传实业救国思想。另外，林纾对于翻译的目的、功效以及翻译时的具体问题、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当时译坛引起极大反响。     

论林纾和庞德“误译”的根源

林纾和庞德是英作中译和中作英译的先驱,他们为后人奉献了诸多价值颇高的翻译作品。其译作有一个相似点,即其文字和意象都与原文有较大出入,因此他们的译作一方面广受好评,同时也倍受译界的质疑。通过探讨“误译”的定义,结合历史背景,从无意识误译和有意识误译两大角度出发分析了林纾和庞德误译的根源。     

林纾多译哈葛德小说原因探索

林纾所翻译哈葛德小说的数量远远超出林纾介绍的其他任何一位外国作家的作品数量。对此现象有学者认为这位英国二三流的作家受到林纾如此的青睐,实因林纾不懂外文,而为他口述的和译者又无多少文学修养,因此导致了林纾将大量的精力浪费在译介哈葛德之上。本文试图从哈葛德作品的内容题材方面,以及林纾本人所持的翻译使命感出发来寻找林纾大译特译哈葛德作品的原因。并且试图通过指出林译哈葛德小说在清末民初的学界产生的重要影响审视林纾多翻译哈葛德的意义所在。     

从《黑奴吁天录》看林纾的爱国思想

本文以林纾与魏易合译的《黑奴吁天录》为个案,研究林纾的爱国思想。在选择翻译文本时,林纾并不是盲目的,他选择那些能够表达他爱国思想的作品,林纾选择翻译《黑奴吁天录》就是出于警醒世人,爱国保种的意识;在翻译过程中,林纾也表现出他的爱国思想,林纾翻译《黑奴吁天录》时采取了特定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使译作的字里行间发出强烈的反帝救国的呼声,向全国人民敲响了亡国灭种的警钟。     

在其位谋其政

10年前，给团队做培训，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公司销售人员A，准备离职前跟朋友B说：“这个鬼公司实在太烂了，真不想干了!”A听后说：“你干脆这样，先好好再做一段时间，把销售先做上去，然后你再把客户一起带走，让这个差劲的公司多受些损失!”A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于是照办。     

翻译研究中的庞德／林纾现象

具体探讨庞德和林纾翻译个案独特的特点,将这种不懂翻译的原文、译作类似创作的翻译现象界定为庞德/林纾现象。从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理论入手,认为庞德与林纾的“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翻译,在此基础上对庞、林两人的翻译方法及其译作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他们的译作具有翻译方法和翻译媒介独特、译作影响巨大等共同的特点。进而提出应该正视翻译中的庞德/林纾现象,对两人的翻译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和梳理,探索两人翻译的秘诀。     

林译小说“思想性误读”根源探析

林纾及林译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存在.林译小说在清末民初之所以能成为“畅销书”,除了外部的时代社会原因外,最关键的是他出色的译笔和极富林氏特色的“思想性误读”.林译小说中的“思想性误读”,根源于他的中西文学相通观及“中体西用”、“以中化西”的矛盾思想.因此,他的这种“思想性误读”,与其说是出于林纾营销策略的考虑,莫如说是其文化心理结构的自然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