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主流英文媒体报道与公众舆论对华认知

印度媒体生态包括印度语言媒体和英文媒体,尽管英文读者占比例很小,但印度英文媒体对印度外交决策具有很重要的舆论影响力。在印度,关于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均出自英文主流媒体,对公众对华认知最有影响力的则是那些经常在英文媒体上发表意见的非政府战略层面的分析家、退休将领和退休文官。迄今印度官方虽然在对华问题上保持友好立场,然而印度非政府战略层面的对华敌对情绪却非常严重。2009年印度主流英文媒体“反华歇斯底里”反映的其实是印度非政府战略层面精英的对华认知。     

加强中印两大文明国之间的“恕道”

英文字＂empathy＂就是中国传统的＂恕道＂。泰戈尔象征印度对中国表达＂恕道＂的最高典范。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与尼勒卡尼新书在探讨印度时都不自觉地拿中国来陪衬,也是中印＂恕道＂的表现。不过后者对＂人口红利＂理论的探讨很深刻,但对中国的了解肤浅,甚至有所误解。中印两国应加强恕道,相互学习,共同发展。     

威慑视角下的中印边界争端研究

在中印边界争端逐步演化为冲突之前,中国试图通过武力威慑慑止印度,但并未奏效。本文认为,从威慑角度来看,其中的关键是印度情报系统的印度情报局对中国威慑信号产生了错误认知。这种错误认知有两个根源：客观无意识认知偏差和主观有意识认知偏差。这两种认知偏差使情报系统未能正确评估中国释放的威慑信号,未能向尼赫鲁政府提供正确的战略军事判断,导致印度错误地发动了对华战争。由此可见,加强军事交流,增进军事互信,才可以避免军事误解和误判,实现中印边界的和平与稳定。     

印度对中印跨境河流水关系的认知及战略选择

近年来,印度对中印在跨境河流水关系中的不平衡问题非常重视.其中,水文信息不对称以及收益不平衡是印度对水关系不平衡的两个主要认知.基于中印边境的互动历史,印度在对水关系的认知形成中往往会夸大中国的敌意与威胁.据此,印度试图通过建立制度框架、将中印水争议国际化以及竞争性开发跨境河流水资源的战略思维,平衡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水关系中的优势地位.然而受水外交两面性特征和内政的掣肘,印度平衡战略的影响有限,而且更强化了其对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战略安全收益的重视,并使未来中印双方基于水资源共同利益进行合作的难度加大.     

尼赫鲁政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单边主义及其对1954年《中印协定》的解读

印度尼赫鲁政府认为,1954年与中国达成的《中印协定》已全盘解决了中国与印度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而该协定及其谈判均未涉及边界问题,因此中印间不存在边界问题。尼赫鲁政府对协定的这一解读是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推行单边主义、施展外交谋略蓄意制造的,其目的在于将印度关于边界问题的单方面主张强加于中国,将其对"麦克马洪线"以南争议地区的侵占合法化。     

认知与反应：西方学者对中国“和平崛起”研究述评

中国崛起正在成为21世纪影响世界格局的主导因素。崛起的中国将对现有的世界体系产生何种影响成为西方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基于不同的认知角度,西方学者对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以及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等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剖析。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研究成果不仅影响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更能影响到西方国家的决策者对华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因此,要理性分析西方学者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知与反应。     

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比较与竞合

东南亚既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线路的必经之路,也是印度“印太构想”的重要区域.当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印度的“印太构想”在东南亚地区相遇,两国的利益碰撞和影响力竞争明显增强,但也为中印在与东南亚区域合作过程中走向“竞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印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竞争与合作,贯穿于中国和印度参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不同理念中.中印与东南亚区域合作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使得双方的彼此认知出现错位,印度呈现出明显的排他性,中印在域外因素和合作成效方面也出现明显的差异.比较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区域合作在利益诉求、彼此认知、排他性、域外因素、合作成效等方面的不同,有利于厘清中国和印度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竞争面”与“合作面”,推动中印两国在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碰撞与竞争、对接与合作”中探索更具实质性意义的合作,最终实现互利共赢或多赢,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创造有利的条件.     

金砖合作的两面:基于中印两国媒体评论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中印两国媒体对金砖合作的评论性报道(2011~2013年)的实证分析,本文发现,中印两国关系是金砖合作最敏感、最脆弱的一环。中印两国媒体对金砖合作的态度和观点也相应地在多个侧面出现分化:两国对金砖议题的关注有集合,也有差异;对诸议题的讨论,都存在内部争论和外部差异;整体而言,两国对于金砖合作有一定的分歧,也有相对的共识。为此,我们认为,金砖合作并不必然一帆风顺,而是动力与阻力并存,只有通过恰当的努力,才能充分发挥其巨大的潜力,并以此为平台改善两国关系。     

The Micro-Formation Mechanism of Trade Conflicts between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dia＇s Anti-dumping Action against China

以Grossman和Helpman的“保护待售”模型为理论基础,使用1999-2009年案件层面的数据,定量分析印度对华反倾销税裁定的影响因素,揭示中印经济冲突的微观形成机制,可以发现：印度反倾销申诉者的政治势力会显著提高最终裁定的税率水平,进151渗透率同税率之间的关系则取决于申诉者在政治上是否有组织;反倾销税率同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印度当局裁定反倾销税率时,明显受国内利益集团政治势力的影响,同时也有打压中国、谋求在龙象之争中获取优势的动机。     

尼赫鲁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分析框架

理解1949～1962年印度尼赫鲁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需要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它涵盖三条线索：当时在中印关系中日益凸显的西藏问题、印度国内政治和反对派,以及主要决策者尼赫鲁的认知与心理。上述因素交织在一起,直接催生了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变化的立场、目标以及追求目标的途径和行为方式。中印争议边界至今仍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显示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对此既应该从各层面、更需要整体地认识和理解其历史和现实。     

转型期中国公众的分配公平感：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

本文考察了中国公众的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检验并比较了社会结构解释和相对剥夺解释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发现,大多数公众认可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且机会公平感高于结果公平感,但二者仅微弱相关。结果公平感由收入水平决定,机会公平感主要受教育水平影响。外资和私营单位雇员比国有和集体单位雇员更具机会公平感,城市中下层就业者对结果和机会分配均持批评态度。“个体相对剥夺”而不是“群体相对剥夺”对分配公平感有决定性影响,结果公平感只受横向剥夺影响,而机会公平感则主要受纵向剥夺影响。     

地区间个人收入差距的状况及特点(英文)

在地区收入差距的文献中，一直缺乏从个人收入角度出发的研究；而关于个人收入分配的研究，也很少考察地区差异。文章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普查数据，从个人收入角度描述了全国及（几种不同定义下的）地区间的个人收入差距，并分析了影响个人收入差距的因素，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章太炎的语言文化观与印度

印度历史、文化、社会及其进步人士的民族独立观和复兴思想,对章太炎社会革命学说和学术理念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章太炎依据自己在小学方面的特长,以印度文字为参照,对中国文字的发音、起源等问题进行考证、清理和净化,形成独立、完整的汉语言文字学系统,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实证支持。     

论中印关系中的印度洋问题

除了边界问题和中巴关系外,近年来中印关系中的印度洋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这一问题之所以出现,既与冷战后印度洋地缘战略地位的凸显有关,也与印度和中国对印度洋在各自国家发展中的价值判断有关。中国为了维护在印度洋地区合法的战略利益,采取了"非直接进入"即合作的方式进入印度洋。印度认为中国是一个竞争性的大国,因此,中国进入其视为后院的印度洋被看做是对印度的威胁。从这一认知出发,印度采取了诸多措施制衡中国在印度洋的势力发展,中国的反应则较为谨慎和温和。印度洋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印关系中的"热点"。我们希望未来的印度洋是合作的印度洋,而不是冲突的印度洋,印度洋问题的妥适解决,能够有益于中印关系。     

印度洋海权格局与中国海权的印度洋拓展

印度洋海权格局对中国的远海战略通道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保卫印度洋航线安全、维持国家经济运行稳定是未来中国海权发展必须实现的基本目标,也是当前中国海权发展的现实动力。本文认为,向印度洋发展是中国海权远洋拓展的必由之路,印度是现实的战略竞争者,但双方仍有合作的空间。中国应充分考虑印度洋的现实形势,尽最大努力维持中美印海权三角关系的相对平衡。本文建议采取"精心选点、低调布局、合作为先、缓慢渗透"的策略,逐步推动中国海权向印度洋方向拓展。     

Old age protection in India: Problems and prognosi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Indian pension system. The Indian experience could potentially influence policy decisions in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those with similar reliance on the national provident fund system. Institutional features of various retirement benefit schemes are highlighted and their deficiencies are discussed. It is argued that low coverage level, underperformance of provident fund schemes due to investment restrictions, and financial difficulties in administering unfunded public pension programmes have rendered the current system ineffective and unsustainable. The failed experiments with ad hoc reform initiatives in the recent past further emphasize the need for a structural and lasting change.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some policy directions for reforming the Indian pension system.     

印度地区安全知觉中的中国意象——基于2002～2003年度至2018～2019年度印度国防报告的分析

印度是中国在亚洲最大的邻国,在中国周边安全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处理好与印度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课题.洞朗对峙之后,中印两国高层保持了频繁紧密的交往,两国关系得到极大改善.客观来看,鉴于中国在印度地区安全知觉意象中的复杂性,中印关系的发展仍然面临不容忽视的挑战.在中印关系中,双方的安全知觉是错位的,即在周边安全环境中,中国并不认为印度是中国安全环境面临的主要威胁,印度则认为中国是其周边安全环境中最首要的因素.在这点上,从2002~2003年度至2018~2019年度印度国防报告中均有体现.毋庸置疑,历年的印度国防报告形成于印度安全知觉与实践的基础之上,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印度在全球与地区层面对中国的安全知觉意象,涉及中国的内容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印度对中国在其地区安全架构中的看法与知觉.厘清这些印度对华安全知觉意象对于思考未来中印关系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根据历年印度国防报告及其综合的外交实践,大致可以勾勒出印度对华安全战略的形态.研究认为,如何稳妥地促进印度地区安全知觉中中国意象的转变是中印关系健康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一项紧迫任务.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positive well-being of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their grandchildren

Prior research on grandparent caregivers has focused on stress, depression, and other negative outcomes. This paper describes research on factor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grandparents' positive well-being. In particular, it investigate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erception of grandparental stress and grandparents' resources are associated with grandparents' well-being, after controlling for sociodemographic and health factors. A sample of 129 grandparents had individual interviews. Using a hierarchical block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authors found that a low perception of stress related to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and resources were responsible for a high level of wellbeing.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social workers can best help grandparent caregivers by lowering their perception of stress and enhancing their informal supports and community resources. This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supportive, strengths-based individual or family counse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