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塔:从印度到南亚的形式和意义变迁

佛塔的演化，是一本展开的佛教史，是一门艺术的类型学，是一道思辩的哲学题。佛教在历史的发展演化中形成了三大文化圈：印度佛教圈（包括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以及中亚一些地区）、藏传佛教圈（包括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蒙古及中国内地一些地区）、汉化佛教圈（包括汉地、朝鲜、日本等），各文化圈中的佛教都是印度佛教外传与本土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跨文化的审美文化比较来说，理解了艺术的原形态，就更能理解它传播到其它文化以后演变出的新形态的意义。佛塔在汉地，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但汉塔无论在艺术形式和象征意义上都与印度佛塔大不相同，本文主要论述印度佛塔形式和意义，及其在印度佛教圈的南亚和东南亚的演变，这会为理解整个佛教艺术中的塔提供一个基础，也为更深地理解汉塔提供一个历史背景     

梵文金刚乘典籍

由于十三世纪时佛教密宗（密教）已在印度本土灭绝,因此,开展曾经大量存在的密教典籍的发掘研究工作,对于了解密教在其发源地印度产生、发展乃至衰亡的状况,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就已刊行发表的金刚乘重要经典的梵文写本进行综述,以期推进佛教密宗的研究工作。     

佛教在美国的发展

“佛教的走向”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佛教东渐” ,即佛教不断地向东传播。起源于印度的佛教 ,的确是先传到中国 ,后传到日本 ,这句话如果表明了某种历史发展规律 ,佛教就会越过太平洋 ,传到美国。历史也的确是这样发展的 ,正如人们大谈印度佛教、中国佛教、日本佛教那样 ,如今人们又在议论美国佛教了。历史还证明 ,佛教完全可以很好地同其传播地的精神习俗融合 ,在该地区完成佛教的独特发展。印度佛教如此 ,中国佛教如此 ,日本佛教如此 ,美国的佛教也同样如此。其实 ,佛教不仅仅是向东方传播 ,也在向西方传播 ,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讲…     

现代斯里兰卡佛教(下)

三历史上斯里兰卡岛是印度佛教向南传播的第一站和中转地,曾对佛教的传播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二次大战后,斯里兰卡佛教徒在复兴佛教弘扬佛法的旗帜下,热衷于向世界传播和交流传教文化,努力扩大佛教的影响。1950年建立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和1966年建立的世界佛     

《四百赞》：丝绸之路被湮没的佛教赞歌

佛教文学是世界文学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历来为治文学史者所注目。摩里制吒是印度佛教史上仅次于马鸣菩萨的作家 ,佛教赞颂文体的主要创立者之一 ,曾在印度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亡 ,他的作品在印度本土销声匿迹 ,但在印度之外的佛教世界 ,他的声名却长盛不衰。本文从出土文书的角度出发 ,着重考察了他的《四百赞》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情况 ,旨在使读者对这一印度佛教文学史上的代表性作家的代表作品多一些认识。     

老子与原始佛教哲学思想比较

老子与原始佛教在哲学思想上有其相同和不同之处。原始佛教对抽象的世界观问题并不关注,而老子则建构起道生万物的生成论世界观。两者世界观的共同点是对现象世界溯源式的认识思维方式及关于人生现象生成过程的描述。在价值观上,二者均追求精神的超越：老子对于现实政治、人生仍有自身的现实祈向和价值追求,原始佛教则否定现实人生的价值;老子将＂道＂视作现象世界的本根性存在,建立了＂道生万物＂的生成论世界观。在思维脉络上,老子首先强调＂道＂的超越,然后又从道的高度反观人生、指导人生;原始佛教则通过对人生现象无常苦空本性的体悟实现对人生痛苦的超越,其超越是藉由洞观的智慧达成的。     

试析冯从吾的佛学观

冯从吾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围绕“道体”、“心性”等问题所展开的“儒佛之辨”,一方面彰显了儒佛根本宗旨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晚明关学学者独特的佛学观。其中暴露出的由于自身对佛教理论了解的阙略而导致对佛教思想和内在精神理解把握上的偏差,是一个应当引起注意的思想史现象。     

浅析印共（毛）的发展前景

印度独立建国至今,社会底层的武装斗争几乎没有停息。时至今日,印度左派激进势力依然在底层社会不断鼓动武装斗争,以期夺取国家政权。其中,2004年9月正式成立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尤其活跃,成为印度国内安全的＂最大威胁＂。本文主要从国际、地区和国内三个层面,剖析其革命的前景,并推测其可能的发展方向。     

觉音的《清净道论》及其禅法

斯里兰卡是与印度隔海相望的岛国,是佛教向亚洲南部传播的第一站及中心地。自从公元前三世纪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后,很快风靡这个岛国,建立了南传巴利语系佛教。印度一代又一代的虔诚僧侣渡海来到这个岛国,大批的佛教经典源源不断地被传入斯里兰卡。在那里产生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论著和注疏,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佛教僧人与学者。觉音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南传佛教的最大注疏家,对发展上座部的佛教理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印度佛教美术与神秘主义

本文认为,在创作手法和作品风貌上,印度佛教美术表现了某种象征主义的特色。这种象征主义以世俗和自然的现象疏导和烘托宗教信仰,并在两者的对峙、动荡中铸造一种恒定的审美模式。从哲学本体论看,印度佛教美术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主体超越论,它建筑在自我闯入“无”的境界之上,而导致心灵的高扬和宗教化倾向。就功能而言,印度佛教美术是一种审美上的神秘主义,它通过夸张和激越的情态,引起宗教信仰或集体无意识的审美趣味。印度佛教美术是古印度文化的结晶,因此我们要从其发生、组合和演变的进程中,作全方位的、客观的考察和分析,这无论是在对其鉴赏或者研究上,都是极其重要和必不可少的。     

印僧实哩沙哩卜得啰与真觉寺修建考

实哩沙哩卜得啰(1335~1426)是东印度人。他修习密教,精通五明,被尊称为五明板的达。他于1414年来到中国,仁宗时封其为大善大国师。1426年,实哩沙哩卜得啰示寂于京。宣宗命为其兴建两座塔院,在北京者为真觉寺。然而,自明代以来,关于实哩沙哩卜得啰以及真觉寺修建就出现不同记载,而后世大多择取误说,以讹传讹。本文依据相关史料,去误存正,以求历史之真实。     

“伪士”与“真人”——鲁迅论知识分子的人格素养

关于知识分子的人格素养，鲁迅有着丰富的批判和论述。鲁迅所指的“流氓知识分子”（“伪士”）是那些在行动上和思想上无一定的坚持、操守和原则，随机应变、左摇右摆的“实用主义者”。而他呼唤那些与“伪士”相对的精神丰厚、内心坦直的“真的知识阶级”（“真人”）的出现。“真人”体现为“内曜”和“心声”两方面的含义，即：一方面要在物质汪洋中能用艺术来永葆精神世界的丰厚，使得内心大放光明；另一方面要能够直面内心的真实，不包藏、不伪饰，发出诚实而真切的声音。     

马克思与自然的支配——鲍德里亚《生产之镜》批判性解读

青年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一书中,指责马克思的自然观仍然是启蒙观念中的奴役性关系概念,因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基础是征服自然的物质生产。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大写的规律和自然必然性都是这种支配性思维的产物。文章依据对马克思经典文献的科学理解直接回应了鲍德里亚的上述批评,并指认了其误读马克思的根本原因在于将生态伦理中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畸变为一种本体论话语,他开始走上彻底否定人类对自然的一切改造和利用的道路。     

探析贝尔纳的社会主义科技观

贝尔纳是科学社会学外史的开创者。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具体地表达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科技观。在当下,正值人们思索＂科技如何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之时,探析贝尔纳的社会主义科技观,可以为科技工作提供一种致思范式。     

Caleb Perry Patterson: Political Scientist and Civic Educator

Caleb Perry Patterson was a leader in the discipline of political science during a long career. He is remembered as the founder of the 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honor society, Pi Sigma Alpha, and as a charter founder of the South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now the Southwester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Both were founded a century ago, in 1920. While his role in founding those organizations is one of his legacies, his career was much more than that. He was a notable educator, an activist in the politics of his time, and a prolific scholar. He used an oratorical presentation style to inspire generations of students, and through promotion of constitutional values, he encouraged independence of thought. One prominent Texas political observer summed up his impact as encouraging students of all political stripes to “love the thing that is America” and to provide critical thinking during the McCarthy Era. With Patterson as his reference, he concluded that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save us is the professors, really.”     

鉴真弟子法进的东渡活动与《进记》

法进作为鉴真的弟子,跟随鉴真东渡共五次。与其一同遣往福州买船备粮的“近事”,乃在家亲近奉事三宝、受持五戒的优婆塞。携带的“轻货”为铜器、真珠、翡翠等较轻且贵重之物。法进在海中遭难时曾有祈求海龙王,力助佛舍利失而复得之举。其所撰的《进记》记载了其赴日传法的活动。     

陈忠实：陡然而起的高山

陈忠实前期作品一直写当下的生活,善于从道德角度切入,在变态心理和爱情描写上也多有探索,塑造了一系列新的人物形象。经过15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历练,他的创作能力得到提升和锻炼。20纪世80年代中后期,作家经历了伤痕文学、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阅读了大量外国传入的文学经典。他反思自己以往的文学创造,实现了自我剥离,他远离了写当下生活的题材,转向历史,转向人物内心,遵循文化心理结构观点,写出了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实现了自己写作的转型。他抓住了作品《蓝袍先生》中的语言感觉和创作状态,经过充分的准备,以沉静的状态创作出了长篇小说《白鹿原》,奠定了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的德国因素

本文通过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这一个案,来梳理德国“文化”概念经过中国学者的思考和运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历程。作为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陶云逵在实证研究中思考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问题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意义,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本文跟随陶云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脚步,呈现他在文化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并试图指出,陶云逵对“文化”如何制约“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提出有力的现实和历史证据。     

试论禅宗对王维绘画技法创新的影响

佛教界最初就具有不墨守成规的精神,佛教的最终目的是破苦求乐,这种“破”的精神后来渗透到佛教的各个方面.至六祖慧能,更是高举禅宗革命的大旗,为禅宗注入了强大的生命活力.也为禅修的“利根”之人注入了开拓的精髓.禅宗摒弃执著,破除拘执,在此基础上进行活用,这是一种玄心颖悟,是妙悟之后的活泼创新.王维自小虽深受佛教影响,但中青年时期一直以儒家济世理想为圭臬而苦苦挣扎,中老年以后则是在倾心侍佛中逐渐抛却以前难以摆脱的执著心理,潜心静虑,从事艺文创作,并且在创作中发挥这种灵动思想自由创造,富于开拓精神.     

黄庭坚桂林行踪及诗文考辨

崇宁三年（1104）五月,黄庭坚贬谪宜州途经桂林,仅留下一首诗,使人产生疑惑与思考。对黄庭坚桂林行踪的考辨证实,党祸对于诗文创作的箝制才是黄庭坚在桂林文字稀少的主要原因。古代诗文作为文化留存如何转变成城市文明的组成部分得以延续,是后人应继续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