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海洋安全困境：表征、动因与消解

随着中国和印度正在迅速崛起为海上大国,两国不仅海洋互动频繁,而且海洋权力和利益也同步延展,两国关系中的安全困境逐渐由内陆边疆不断向海洋延伸。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背景下海洋权力不对称、威胁认知偏差、民族主义沉渣泛起、外部行为体介入是中印出现海洋安全困境的动因所在。中印在海上竞争加剧、敌意螺旋上升,严重影响中国营造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建设中印海洋命运共同体成为缓解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有效"良方"。     

印度对中印跨境河流水关系的认知及战略选择

近年来,印度对中印在跨境河流水关系中的不平衡问题非常重视.其中,水文信息不对称以及收益不平衡是印度对水关系不平衡的两个主要认知.基于中印边境的互动历史,印度在对水关系的认知形成中往往会夸大中国的敌意与威胁.据此,印度试图通过建立制度框架、将中印水争议国际化以及竞争性开发跨境河流水资源的战略思维,平衡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水关系中的优势地位.然而受水外交两面性特征和内政的掣肘,印度平衡战略的影响有限,而且更强化了其对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战略安全收益的重视,并使未来中印双方基于水资源共同利益进行合作的难度加大.     

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比较与竞合

东南亚既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线路的必经之路,也是印度“印太构想”的重要区域.当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印度的“印太构想”在东南亚地区相遇,两国的利益碰撞和影响力竞争明显增强,但也为中印在与东南亚区域合作过程中走向“竞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印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竞争与合作,贯穿于中国和印度参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不同理念中.中印与东南亚区域合作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使得双方的彼此认知出现错位,印度呈现出明显的排他性,中印在域外因素和合作成效方面也出现明显的差异.比较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区域合作在利益诉求、彼此认知、排他性、域外因素、合作成效等方面的不同,有利于厘清中国和印度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竞争面”与“合作面”,推动中印两国在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碰撞与竞争、对接与合作”中探索更具实质性意义的合作,最终实现互利共赢或多赢,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创造有利的条件.     

重复博弈、复合竞争与中印边界的互动态势

中印边界争端问题并非纯粹的领土主张,而是掺杂着多重现实性因素。重复博弈理论认为,边界争端因存在长期利益导向与“一报还一报”的理性报复策略,最终将走向一种可预期的稳定合作。重复博弈理论大致解释了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两国冲突烈度持续降低的基本逻辑。然而,近年来中印在边界区域的争端频率和烈度有所上升,尤其是2020年中印在加勒万河谷地带发生流血冲突后一段时间,双方保持着紧张对峙的态势。本文研究发现,中印受地位竞争、地缘空间竞争和与美国互动的复合竞争影响,导致印度产生本体性不安全。印度需要增加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的威慑力度,以消解其在边界对峙中的被动地位。     

印度对中国崛起的认知

在中印共同崛起的大背景下,探究印度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尤为必要。通过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的数据可见印度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呈现＂负面＂态势。究其原因,在个人层面,印度公众对中国的无知与冷漠以及某些媒体记者对中国的歪曲报道直接造成这一结果;在国家层面,中印之间在边界争端、西藏问题、中印巴和中美印这四个关键议题上存在分歧,而这些敏感的议题又通过媒体的肆意渲染而影响印度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印度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源于中印之间存在的＂安全困境＂。     

中印边境互动:一种博弈视角的分析

中印在边境地区的互动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表征相同或近似的边境情境实则蕴含着不同的策略均衡,即从"鹰—鸽"纯策略均衡到威慑下的"一报还一报"混合均衡,再回归到准协调机制下的纯策略相关均衡。中印边界博弈的"外溢效应"明显,并抑制了边境紧张或危机的扩散升级。中国和印度在边界认知上的巨大反差、互信赤字、国内政治影响决定了边界纠纷难以在可预期的中近期内妥善解决,武装共处下的和平并伴有可控的、低烈度的局部危机将是中印边境地区的常态。延展到全方位中印关系领域,非合作博弈下的竞争性合作将是双边关系的基本特征。     

印度对华反倾销的原因与对策思考

随着中国与印度经济的腾飞 ,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 ,双边贸易额逐年大幅上升。但近几年来 ,在中印经贸关系发展中 ,反倾销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出口到印度的商品受到印度大规模的反倾销调查 ,使中印经贸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本文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提出了对策     

千年因缘凝笔端——《中印文学比较研究》评介

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至于两国在文学方面的联系,据有的学者考证,在屈原的《天问》中即有内容反映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所记载的“印度诸天搅乳海”的神话(参见郁龙余编《中印文学关系源流》。第69- 74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 987年版)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两国的文学交往更加频繁。中印文学的交流不仅有了文字记载,同时还有考古实物可以证明。中国文学深受佛教和印度文学的影响,前人学者对此也有许多论述,但是专门、系统地对中印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并不多。②薛克翘先生的《中印文学比较研究》(昆仑出版社,2 0 0 3年4月出版)一书…     

尼赫鲁与中国国民革命

尼赫鲁对中国国民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倡导给中国革命以道义上的同情和实际上的支持,寻求中印两国合作共同反帝,利用一切机会推动印度同情中国革命的运动。正是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中印两国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相互同情、支持与合作中达到了高潮:中印相互支持与合作发展到了政党之间的合作。     

1987年中印战争险爆发内情揭秘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失败，使印度国内的一些鹰派分子很不服气，1982年一1983年问，当时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批准了一份由陆军参谋长克里希纳·拉奥上将提交的军事计划，即加快速度部署军队到与中国接壤的实际控制线上。与此同时，印度下定决心大力进行国防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动因、挑战与应对

受"中国威胁论"及所谓的"珍珠链"战略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以及印度洋沿岸包括印度在内的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惧与防范心态正在不断弥漫,中国经略印度洋将面临巨大挑战。为了充分利用中国在印度洋的优势与机会,应对中国在印度洋面临的劣势和威胁,应以"构建共同价值观、寻找共同利益、促进共同发展"为原则,努力塑造和主动经营一个"和谐、合作、共赢"的印度洋,以化解中美印未来在印度洋可能出现的冲突与中国面临的"安全困境"。     

印度地区安全知觉中的中国意象——基于2002～2003年度至2018～2019年度印度国防报告的分析

印度是中国在亚洲最大的邻国,在中国周边安全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处理好与印度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课题.洞朗对峙之后,中印两国高层保持了频繁紧密的交往,两国关系得到极大改善.客观来看,鉴于中国在印度地区安全知觉意象中的复杂性,中印关系的发展仍然面临不容忽视的挑战.在中印关系中,双方的安全知觉是错位的,即在周边安全环境中,中国并不认为印度是中国安全环境面临的主要威胁,印度则认为中国是其周边安全环境中最首要的因素.在这点上,从2002~2003年度至2018~2019年度印度国防报告中均有体现.毋庸置疑,历年的印度国防报告形成于印度安全知觉与实践的基础之上,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印度在全球与地区层面对中国的安全知觉意象,涉及中国的内容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印度对中国在其地区安全架构中的看法与知觉.厘清这些印度对华安全知觉意象对于思考未来中印关系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根据历年印度国防报告及其综合的外交实践,大致可以勾勒出印度对华安全战略的形态.研究认为,如何稳妥地促进印度地区安全知觉中中国意象的转变是中印关系健康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一项紧迫任务.     

The Micro-Formation Mechanism of Trade Conflicts between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dia’s Anti-dumping Action against China

Abstract

Employing Grossman and Helpman’s “protection for sale” model, this article uses data on anti-dumping actions from 1999 to 2009 to perform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India’s determinations of anti-dumping duties against China, and reveals the micro-formation mechanism of economic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We find that the political power of India’s anti-dumping plaintiffs markedly increases the tariff level of its final determinations a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ort penetration ratio and duty rates depends upon whether the plaintiffs are politically organized. Further,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ndia’s anti-dumping duty rates and its unfavorable trade balance with China. This indicates that in determining anti-dumping duties, Indian authorities are clearly influenced by the political clout of their domestic interest groups. They are also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keep down China and gain the upper hand in the face-off between the “dragon and the elephant.”     

中印在跨界河流上的利益诉求与相互依赖——以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为例

本文对中印跨界河流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述,梳理了中印两国在跨界河流上的利益诉求,认为两国在跨界河流问题上的利益诉求既存在着相似之处,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利益诉求的差异导致了中印在跨界河流问题上虽然存在着相互依赖,但这种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双方的敏感性是不同的,这应该成为中国应对中印跨界河流问题的出发点。中国应将跨界河流与边界问题进行捆绑谈判、将水文信息共享与水资源开发利用进行捆绑谈判等三项措施来应对中印跨界河流问题。     

中国“印度洋困境”中的美国因素

印度洋是世界海上贸易通道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印度洋的石油航线和贸易通道是许多国家仰仗的战略生命线.中国只有在印度洋上获得战略优势,才能确保自己的海上能源命脉、贸易通道不受制于人.美国在印度洋及其沿岸国家拥有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美国还与印度联合,遏制中国在南亚地区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中国印度洋战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能忽视美国因素.     

地理原则能论证“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吗？——评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政府对“麦克马洪线”的一个观点

“麦克马洪线”问题是中印边界争端中的重要问题。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对中印关系起到极大的破坏性作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政府坚持所谓的地理原则能论证“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本文详细分析了所谓地理原则的内涵，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明：所谓的地理原则论不但不能论证“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而且是导致中印边界冲突和战争的直接原因。     

中美日印对中南半岛国家影响力的测度与分析

制衡中国在中南半岛国家的影响力是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介入中南半岛国家事务的主要战略目标.科学合理地测度中国和域外大国在中南半岛国家影响力的变化,既是对中国崛起所处地缘环境准确认识的需要,也是中国周边地缘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国家间实力比例关系和不对称依赖关系,构建了国家对外影响力模型,定量测度了2000~2018年中美日印四国对中南半岛国家影响力.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影响力呈持续上升趋势,美国和日本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印度相对稳定;第二,中国对老挝和缅甸的影响力在2012年和2016年均出现了下降,同时期的美国、日本和印度对老挝和缅甸的影响力并没有提升,表明中国与美日印对中南半岛国家影响力变化并不存在“我降—你升”的逻辑关系;第三,美日印三国在体系和战略层面给中国对外影响力带来了一些压力,在中南半岛国家层面上对中国影响力提升的影响有限;第四,国家间实力地位高低是决定国家对外影响力大小的主导因素,不对称依赖中获得的影响力大小是决定国家对外影响力大小的制约因素.     

印度战略文化及其变迁机制

自20世纪90年代战略文化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以来,从战略文化视角解释印度外交战略的研究不胜枚举.学术界对印度战略文化的研究普遍受到文化“稳定性”、“持久性”等基本特征的限制,主要从静止的视角围绕其起源、属性与形态等方面展开论述.本文试图从动态视角理解印度战略文化,构建战略文化生成与变迁理论框架.通过对战略文化的类型划分发现,印度在冷战时期形成了防御为主、进攻为辅的协调型战略文化,冷战后形成了强进攻性偏好的冲突型战略文化.作为印度战略文化变迁的首要条件,环境认知推动了印度国内政治程序的修正,从而影响了战略文化变迁.具体而言,国际体系环境的变化重塑了印度决策精英对国家安全的判断,并内化成新的观念体系.全新观念体系驱使决策精英行为偏好改变,且通过国内政治程序的修正上升为特定取向的国家战略偏好,最终生成全新的战略文化.